孙中山（1866.11.12——1925.3.12）,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人。原名孙文，字德明，号逸仙。流亡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故后称孙中山。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思想家、政治家、理论家。孙中山领导“起共和而终帝制”的辛亥革命，缔造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政权——中华民国，创建了中国国民党。

吴稚晖（1865.3——1953.10），江苏武进雪堰桥人。原名朓，又名敬恒，字稚晖。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革命家、清末举人、同盟会会员、思想家、教育家、书法家、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是辅佐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运动的智囊人物，中华民国的开国元老之一。

孙中山是广东人，吴稚晖是江苏人。广东江苏相距一千多公里，素昧平生的孙中山和吴稚晖，怀着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实现民主共和的宏大抱负而相识相知，成了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结下了始终不渝的革命情谊。

一、晚清时代造就的民主革命斗士

19世纪60年代，统治中国两百多年的清政府，1840年和1856年的两次鸦片战争、1851年至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加上帝国主义肆无忌惮的侵略，中国古代传统的宗法社会和小农、小手工业经济被破坏瓦解，政局动荡，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更是将屡遭重创的清政府推上了衰亡之路。

连年战祸，受害最深的还是平民百姓。同为农家子弟的孙中山和吴稚晖，都出生于充满民族危机、经济危机的晚清时代。孙中山6岁，就跟着姐姐孙妙茜上山割草、拾柴或到塘边捞猪饲料，有时还跟随外祖父杨胜辉驾船出海取蚝，15岁才有鞋子穿。［1］吴稚晖6岁丧母，吴家贫寒，无以为殓，借得邻居钱氏铜钱20千，始能买棺，棺中石灰不足，下层衬以稻草。外祖母陈太夫人将吴稚晖和4岁的大妹美宜带回无锡江尖家中扶养。［2］吴稚晖忆起少时生活：

“十五六岁，处境骤窘，往往断炊。夜卧绳床，老被寒如铁，外祖母年迈不胜寒。”［3］贫困和苦难，使他们从小就拥有改变命运的迫切性，于是发奋苦读，祈望“学而优则仕”，能帮助他们摆脱贫困。

1871年，孙中山在兄长孙眉资助下，先后在檀香山茂宜岛盘罗河学校，英国基督教监理会主办的意奥兰尼男子中学、高级中学，奥阿厚书院，香港中央书院读书，后考入南华医校（今广州中山医学院）、香港雅丽医校（今香港大学医学院前身），毕业后在澳门镜湖中医院挂牌行医。吴稚晖则饱读经书，考中秀才、举人，并以教书为生，生活也逐渐得以改善。

但他们都不是安于小家的等闲之辈，而是胸怀富民强国大志的爱国者，都曾寄希望于统治者的明智。

1894年2月，孙中山抱着“冀万乘之尊或一垂听，政府之成可奋起”的希望，在8000余字的《国事陈情书》中，阐述了“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是治国之大本”的治国理念，强调：“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无行之人；方今中国之不振，固患于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4］并与好友陆皓东同赴天津，通过同乡郑观应的介绍，由盛宣怀出面推荐给李鸿章，却遭到了漠视。

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中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与日本签下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激起了全国各阶层的愤慨。忧国忧民的吴稚晖，参加了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

1898年正月，吴稚晖在北京彰仪门外，拦住了左都御史瞿鸿禨坐的轿子，递上建议光绪皇帝实施变法的3000字折子，瞿鸿禨则敷衍了事。

孙中山和吴稚晖都意识到，清政府不仅病入膏肓，而且还讳疾忌医。改变国运，唯有革命。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组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振兴中华，挽救危局；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宗旨。［5］

吴稚晖希望通过教育救国，提高国民素质，以振兴中华。

二、相识相知

1901年，吴稚晖赴日本，就读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与中国留学生钮永建、胡汉民同住在“神田区明凌馆”。

有一天，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农科的安徽人程家柽、湖北人吴禄贞约吴稚晖和钮永建到横滨去看孙文。（1911年10月，同盟会会员吴禄贞在石家庄遇刺身亡，1914年，同盟会会员程家柽因多次刺杀袁世凯，在北京英勇就义。）听说去看孙文，吴稚晖大吃一惊，因为清政府每次在报纸上提到孙文，都在“文”字旁边加三点水，写成“孙汶”，意为“江洋大盗”。所以吴稚晖就说：“梁启超我还不想去看呐，何况是孙文！有啥看头！”三人也不强辩，临走约吴稚晖晚上到浅草上野公园“精养轩”共进晚餐。晚餐时，吴稚晖问：“孙文的状貌，是不是像八蜡庙里的大王爷爷般魁梧奇伟？”钮永建说：“你错了，孙文是个书生，我生平从未见过有第二个人像他那样，气度温和端正得很。”程家柽反问吴稚晖：“你不相信他是革命领袖么？”吴稚晖又问：“与梁启超相比如何？”程家柽摇摇头说：“梁启超是书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钮永建说：“你没有看到孙文，看见了，一定出于你的意料之外。”听这么一说，吴稚晖便暗暗思忖，兴许孙文的资格在洪秀全之上，也可能是个刘秀、邓禹般的人物。

1902年6月，因自费留学生蔡锷等9人欲进日本成城学校学习军事，清政府惟恐汉族学生学习军事后反清，所以驻日公使蔡钧百般阻遏。具有功名的吴稚晖在留学生中具有一定的威望，9名学生请他出面疏通，于是吴稚晖就写了封措词恳切的信给蔡钧，岂料蔡钧非但不允，还要日本警察将吴稚晖和前去求见他的学生，以妨碍治安罪扣押和递解回国。愤怒不已的吴稚晖写下绝命书，决心跳海以死抗争。被救后回到上海，与蔡元培章太炎等创立“爱国学社”，在“张园”发表反清演说，创办《苏报》，继续宣传反清革命。1903年,清政府以“倡言革命，煽动谋逆”为由，抓捕《苏报》人员。经同乡陆尔奎、庄永宽的资助，吴稚晖逃往伦敦。在语言不通、经济窘迫的困境中，吴稚晖还经常关心和帮助中国留学生，在华侨和留学生中名望很高。

1905年农历正月十九日，孙中山抵达伦敦后，即慕名造访吴稚晖。虽是首次见面，但两人排满反清志向相同，相谈甚欢，大有相见恨晚之感。翌日，吴稚晖前往伦敦西城肯星敦回访孙中山，一起参观大英博物馆，同去拜访孙中山老师康德黎夫妇，并在康德黎家中用餐，临走时孙中山还拜托康德黎夫妇今后多多关照吴稚晖。

是年冬天，吴稚晖在伦敦参加了同盟会，成了孙中山早期革命事业的得力助手。

三、精诚相随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赴美国7次之多，革命经费大部分由在美华侨捐赠。推翻清朝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的思想亦源于美国。孙中山向吴稚晖阐述了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学说，亨利·乔治（Henry.George）单一税制的主张，威廉（Dr.MauriceWilliam）的民生史观，指出只有走美国式的民主立宪道路，中国才有希望。

孙中山以美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的三权分立宪法为基础，融入了中国古代考试权和监察权独立的优点，参考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西斯罗主张的弹劾权，从而创立了以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监察权、考试权为核心理念的五权宪法，希望创立五权分工合作的新政府制度。

孙中山集美、英、法等国家的民主共和思想之大成，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学说，使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吴稚晖，对中国的未来不能不作一番深思。在法国创办的期刊《新世纪》第121号发表的《我是少年》一文中，吴稚晖将无政府主义的实现分为两步：第一步“改良支那之革命”即共和革命，第二步才是无政府革命。在实现无政府社会之前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必须先实行资产阶级革命，然后才可能实现无政府主义的世界大同。

他们互通信函，共议中国未来，革命情谊日趋深厚。在以后的革命的关键时刻，年长孙中山一岁的吴稚晖总是挺身而出，坚定不移地支持和维护孙中山在革命党内的领袖地位。

1909年，独居伦敦多年的吴稚晖，为节省两地开支和解决儿女的教育问题，向张静江、李石曾各借300元，让夫人袁庆云携一双儿女乘坐日本“博德丸”海轮前往伦敦，5月7日（农历三月十八日）那天，巧遇在新加坡上船、同乘“博德丸”日轮赴巴黎的孙中山。旅途中，孙中山十分关心吴稚晖家属。船到马赛后，孙中山登岸住进巴黎世界社，即写信给吴稚晖，信中说：“别后事故，千绪万端，非笔墨所能罄，常俟迟日到伦敦面谈一切，尊夫人等此时想已安抵英京矣。”

吴稚晖家眷于6月26日抵达伦敦。女儿吴芙和儿子吴详即进入当地学校读书。同年8月，孙中山到达伦敦，即前往吴稚晖家探访。在此期间，孙中山几乎每天都去吴家，共商革命大事，谈得晚了，就留宿吴家，就餐时，品尝着吴夫人亲手烹饪的无锡风味的菜肴，连称“难得难得”。对于为革命到处奔走、四海为家的孙中山来说，这一切都让他备感温馨，孙中山发自肺腑地说：“有如归家之感。”

在此期间，两人还萌生了统一中国语音的意愿。孙中山说的是广东话，吴稚晖自幼在无锡长大，讲的一口无锡话，各自的方言给交流带来了很多不便。孙中山说：“汕头与广州虽同属广东省，但因读音不同，两地人民在海外经商者，有时反藉英语交谈。”

吴稚晖也说：“不管那四百只耳朵，是哪地的耳朵，我吴稚晖一张嘴，只喊出吴稚晖的无锡音；则闻者自无反应，亦难共鸣。”［6］

于是他们认为社会进步，主要是通过说话进行交流，中国地域宽广、民族多、方言多，造成中国语音多元化，没有共同的语音，都极为不便。

为了交流方便，孙中山和吴稚晖之间也就说起了中国八大语系中占汉族总人数的70％以上的北京话。当时民间称国语为官话，孙中山讲的是广东官话，吴稚晖讲的是无锡官话。尽管他们讲的国语音调不尽标准，但用于彼此交流以及演讲时，显然要比各自方言的效果要好得多。

因此孙中山和吴稚晖都认为“语音异”无疑是文化发展、社会前进、民族团结、政令传播的重大障碍。使同胞之间的语言交流顺畅，精神团结融洽，就必须将各地域的方言集中统一为“语同音”。而全中国人都能听懂、都能讲的语言，莫过于国语了。

两人就统一中国汉语读音不仅达成了共识，更是为我国近代史上最大的语音改革运动提出了最初的设想，而且吴稚晖为统一中国语音奋斗了一辈子。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孙中山于11月11日，由纽约抵达伦敦，住佛里街萨福伊旅馆。旋访吴稚晖，未遇，留函约晤。内谓：“弟今午从美抵英，行动主极端秘密。今晚8点到访，闻先生与张君出外，不遇为怅。明晚此时（8点）再来访，请一候为幸。”［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