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巴基斯坦，受到了巴基斯坦人民超高规格的接待。在巴基斯坦，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开辟合作共赢新征程》的重要演讲。在习近平主席步入演讲大厅时，全场起立欢迎。他在演讲中说：“中国前驻巴基斯坦大使，也是我的老领导耿飚先生曾经说过，中巴传统友谊必然像喀喇昆仑公路一样越走越宽广。”

周恩来指示耿飚：安定四邻

巴基斯坦在1951年5月21日正式与我国建交，也是最早承认我国的国家之一。巴基斯坦是个有着古老的历史文明的国家，早在3000年前，古印度河文明产生在巴基斯坦境内。公元1757年，巴基斯坦和印度成为英国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印度次大陆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1947年6月，英国最后一任驻印度总督蒙巴顿提出了《蒙巴顿方案》，里面提出把印度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自治省。印巴根据《蒙巴顿方案》实行分治，同年8月14日，巴基斯坦宣告独立，成为英联邦一个自治省。直到1956年3月23日，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正式成立，才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巴基斯坦位于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南濒阿拉伯海，东、北、西三面分别与印度、中国、阿富汗和伊朗为邻，紧靠我国西面，中巴边境线全长为599.1公里，与我国新疆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叶城县、皮山县相邻。

也就是说，巴基斯坦在与我国建交之初，是作为英联邦一个省的身份开始与我国建立联系的，以致中巴建交初期，由于巴基斯坦是西方阵营的属地，或者说是一个盟国，所以与我国政府关系较为冷淡，两国间交往较少，仅保持一般的外交关系。直到1956年年初，巴基斯坦宣告成立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后，才以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地位正式与我国开展外交关系。这个时候，中央决定调耿飚赴巴基斯坦任大使，与韩念龙对调。耿飚在回忆录里说，这次对调，是“冷热互换”。因为耿飚在1956年之前是任我国驻瑞典大使，瑞典地处寒冷地带，而巴基斯坦处于炎热的地域。

耿飚是在1956年年初在瑞典接到外交部通知，调任巴基斯坦大使的。耿飚回到北京，周恩来接见他，做出“安定四邻”的指示。周恩来还指出:虽然巴基斯坦参加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但不敌视我国，而且有和我国增进交往的良好愿望。这个判断，与周恩来在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参加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有关。这次会议是亚非国家和地区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人民切身利益的大型国际会议。这次会议由于是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的，故史称万隆会议。在这次会议期间，周恩来与巴总理穆·阿里举行了两次友好会谈，双方一致认为，应加强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周恩来接见耿飚后，贺龙也打电话给耿飚，要见一面。因为巴基斯坦成立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有一个第一任总统的就职典礼，这是巴基斯坦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巴基斯坦政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派贺龙去参加这个庆典，这是贺龙要见耿飚的原因。

耿飚赴巴基斯坦后，第一个工作是递交国书。因为伊斯坎德尔·米尔扎忙于筹备国庆与就任新总统事宜，递交国书仪式就推迟到国庆大典之后。没想到,没过几天米尔扎要接见耿飚。没递交国书，就接见外国大使的，属于特例，是对中国政府的重视，所以巴基斯坦外交部向耿飚强调了这一点。

毛泽东指示：打开西大门，使中巴友谊长存

那么，什么是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呢？

东南亚条约组织又称东南亚公约组织。西方阵营组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后，美国和南越并不支持在1954年签订的《日内瓦协定》。1954年9月8日，美国等国在马尼拉签订了一份集体防务条约—《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又称为《马尼拉条约》);此前数天，签约国的专家已就条约内容展开谈判，并于9月6日在马尼拉召开会议，缔结军事联盟。随后，1955年2月19日《马尼拉条约》的签约国在泰国曼谷根据条约组建了东南亚条约组织。该组织所针对的围堵对象是奉行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它的成员有美国、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英国、法国、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等国。

同样是在1954年，伊拉克和土耳其两国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签订了《伊拉克和土耳其间互助合作公约》，即《巴格达条约》。随后，在美国的策划下，英国、巴基斯坦和伊朗三国相继加入条约，建立了“巴格达条约组织”，这个军事同盟组织，存在的目的在于分裂阿拉伯国家联盟、镇压中东地区民族解放运动、对付“共产主义扩张”。

在两个条约之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们中国实行了新月形军事包围。

耿飚赴任巴基斯坦大使半年以后，也就是1956年9月，回国汇报工作，毛泽东召见了他。据《耿飚回忆录》记载，这次耿飚去见毛泽东，时间是早晨。在毛泽东的游泳池边，还与毛泽东共进了简易的早餐。毛主席召见耿飚时说：“巴基斯坦的地理位置很重要。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连接西亚和东南亚，因此，帝国主义把它作为对我国实行军事包围的重要环节，而中巴友好则有助于打破这个反华军事包围圈……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处在我国和西亚、欧洲、非洲之间。因此，它是我国从西面通向世界的大门。打开这扇西门，无疑有助于挫败帝国主义对我们的经济封锁。现在，我们对外单靠南门还不行，应该打开西面的大门。”

援助是相互的

耿飚当然明白毛主席所说的南门是指香港。现在帝国主义封锁我们，我们只有香港这个南门还不够，的确应该打开巴基斯坦这个西大门，建立一条通向世界的国际通道。他更理解了自己肩负的重大责任。

因为巴基斯坦总统米尔扎对红军历史感兴趣，所以，耿飚利用自己的将军身份，多次讲述了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等长征往事，赢得了米尔扎的尊重，称耿飚是“长征中的英雄，名符其实的将军”。

耿飚在巴基斯坦任大使的第二年，巴基斯坦遭受自然灾害，急需粮食。巴方来找耿飚，希望中国予以援助。耿飚向国内汇报并建议卖给巴方大米，还希望国内考虑捐助一部分大米给巴方。周总理根据耿飚的建议亲自批示：同意卖给巴方60,000吨大米，按正常贸易价格计算，另外赠送大米4000吨，以帮助灾区人民克服困难。在协议签字仪式上，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长主动向耿飚提出，美国援助巴基斯坦的面粉，口袋都印上了“美国援助”的字样，中国援助的大米，也可以在米袋上印上“中国援助”的字样。耿飚认为，美国这样标榜对别人的“援助”，未必能收到它所希冀的效果；而我们援助巴基斯坦，是基于中巴两国人民的友谊以及对灾区人民的同情，是出于帮助巴基斯坦人民克服困难的真诚愿望，别无其他目的。因此，我们不能仿效美国的做法。于是，耿飚只让巴方在米袋上印上“中国”，说明这些大米产自中国就可以了，没有标明“援助”字样。

援助大米运抵时，巴方官员看见米袋上只印“中国”而未印“援助”，十分感动，对耿飚表示，中国不利用援助来抓宣传资本，是对巴基斯坦的真诚支持。甚至，在巴基斯坦粮食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国内外公布中国援巴粮食情况时，他一再赞扬说这是慷慨的援助。当他发现我国新华社驻巴记者所写的英文电讯稿上没有“慷慨的”字样时，便提笔在稿件上加了“慷慨的”这个充满感情的形容词。巴基斯坦新闻舆论界对中国援助的反应异常热烈，许多报刊在报道此事时，异口同声地称赞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不抱政治目的”“真诚”，并说这种援助体现了巴中两国间的亲密友谊和团结合作，有些报道还把耿飚及驻巴使馆的外交人员誉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

当巴基斯坦领导人向耿飚表示感谢时，耿飚对他们说明两点：第一，我国经济不发达，所以对外援助是有限的，只能尽力而为。第二，援助是相互的，我们此次援助了你们，但你们也在其他方面援助我们。正是通过相互援助，我们才能共同发展，共同进步。所以，在中国和巴基斯坦的相互关系中，“援助是相互的”奠定了中巴两国政府、两国人民山高水长的主旋律。

耿飚为中巴第一条公路开通剪彩

耿飚在巴基斯坦任大使是从1956年3月到1959年10月。在巴基斯坦，毛泽东命耿飚“打开西大门战略决策的使命感贯穿于他任驻巴基斯坦大使的每一个日夜”（耿飚将军之女耿焱语）。据《耿飚回忆录》记载：耿飚多次走访巴基斯坦领导人，建议两国间建立航线和开通公路，实现空中陆上交通互联互通。空中走廊成功地建立起来之后，经过中巴双方长期磋商和准备，《中巴两国政府关于修建喀喇昆仑公路的协定》于1966年3月签署。根据这一协定，两国将修建一条连接中国新疆喀什和巴基斯坦塔科特之间长达1032公里的双车道沥青公路。12年后，世界海拔最高的国际公路横空出世，成为世界第八奇迹。此路成为了中巴友谊的第一丰碑。

此路叫喀喇昆仑公路，又名为中巴友谊公路或帕米尔公路。其北起中国新疆喀什，经疏附、乌帕、托海、布仑口、塔什库尔干、达不达、红其拉甫、水不浪沟，翻越喀喇昆仑山红其拉甫达坂，进入巴基斯坦控制区，再经过巴勒提特、吉尔吉特、齐拉斯、巴丹、比沙姆到达巴基斯坦北部城市塔科特。它是巴基斯坦北部通往首都伊斯兰堡及南部沿海地区的交通要道，也是中国通往巴基斯坦及巴南部港口卡拉奇、南亚次大陆、中东地区的唯一陆路通道。公路全长1032公里，其中中国境内416公里，巴基斯坦境内616公里。全线海拔最低点为460米的塔科特，最高点为4733米的红其拉甫山口。喀喇昆仑公路沿红其拉甫河、洪扎河、吉尔吉特河和印度河蜿蜒而下，并三次跨印度河，其间要穿越喀喇昆仑山脉、兴都库什山脉、帕米尔高原、喜马拉雅山脉西端，地质情况极为复杂，雪崩、山体滑坡、落石、塌方、积雪、积冰、地震等地质灾害经常发生。

在巴基斯坦北部城镇吉尔吉特，有一座中国烈士陵园，这是为修筑公路而牺牲的88位中国建设者的墓地，也是每一个走在喀喇昆仑公路上的中国人都会去祭拜的地方。陵园按中国的方式修建，面积不大，处在一片开阔地带之中，四周用围墙圈了起来。陵园种满了苍松翠柏，使陵园显得宁静肃穆。陵园的中间，矗立着白色纪念碑，红色的碑文写着：“中国援助巴基斯坦建设公路光荣牺牲同志之墓。”建碑日期为197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