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从“帝制祸首”到共产党员

廉晓红

为了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而上下求索

 

1875年1月10日,杨度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姜畲镇石塘乡一个偏僻的山村。父亲杨懿生平日耕田务农,闲时参加乡民组建的木偶戏班,担任吹鼓手。母亲李氏育有两子一女,杨度为长兄。杨懿生因体质羸弱,兼有嗜酒之好,30岁便撒手人寰。父亲的早逝使本已清苦的家庭顿陷艰难。正当孤儿寡母为生计惶恐担忧之时,伯父杨瑞生给予杨度一家最大的关怀。杨瑞生早年参加湘军,因战功卓著升任归德、朝阳总兵,成为镇守一方的高级武官。世代贫寒的杨家,终于出了一位光宗耀祖的大人物。杨瑞生对亡弟留下的孤子视如己出,希望从他们这一代建立起杨氏家族的“书香门第”。于是他将杨度兄妹接到署衙,聘请塾师教授学业。在伯父的厚爱和良师的指点下,杨度刻苦攻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打下了扎实的儒学根基。作为三湘子弟,杨度从小就对曾国藩、左宗棠等乡贤大德敬仰不已。16岁那年,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度,立志要做度量天下之人,渴望有朝一日亦可步“曾”“左”之后尘,经略天下,建立不世之功。

1893年,18岁的杨度参加顺天府乡试一举成名,考中举人。正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杨度少年中举,意气风发,颇有“揽辔澄清之志”。和封建时代所有士子一样,杨度也渴望将科举作为晋身之阶,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远大志向。于是中举之后,杨度旋即赴京参加会试,朝着几千年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的科举正途迈进。但是,素有大志的杨度对呆板僵化的八股文不以为然,不愿成为一名只会八股、唯利是图的酸腐儒生。在1894年冬季会试中,终因文章不合规制而名落孙山。落第后的杨度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恰在此时,甲午战败的噩耗传来,洋洋大清帝国竟然被东洋弹丸小邦打败,被迫订立城下之盟。凡是有点血性的中华儿女无不痛心疾首。一时间国耻心愁激发了杨度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他痛斥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写下了“木落高台,草虫悲鸣。心之忧矣,当欲语谁”的悲愤词句,并与湖南在京举人一道积极参与公车上书,要求清廷拒签条约,整军经武。会试的失败,国家的遭际,激发了一介书生匡时济民的爱国情怀,面对日益颓废的国势,杨度开始逐步摆脱传统科举的束缚,渴望探究经世致用的真才实学。

1895年,落第后的杨度回到湖南。湘潭名士、一代鸿儒王闿运久知杨度为少年才俊,欲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派人将杨度延揽至自己担任山长的衡阳石鼓书院,招其为入室弟子。看到杨度胸有大志,不像传统士子那样死扣八股,玩弄章句,王闿运将其视为自己学术衣钵的传人,把集一生之力创悟的“帝王之学”毫不保留地传授给杨度,时常向杨度讲述古代策士们的政治权谋,教授他怎样探求“明主”,辅佐帝王,如何献大计以动九重,发宏论以达天听,希望杨度能够以布衣取卿相,干一番惊天伟业,功标史册。恩师的一番高论使杨度有振聋发聩之感,不觉沉醉其中,于是跟随老师刻苦研习“帝王之学”。这对杨度随后的政治生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曾与友人不无感慨地说:“余诚不足为帝王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道或然与?”字里行间投射出杨度渴望搏击政治风云的宏图大愿。

1898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于杨度言之,他再次赴京参加会试,期望能够完成自己首次败北的未竟之志。但是,一向对八股时文不以为然的他再次与金榜无缘。在修名未立的沉郁彷徨中,杨度苦苦思索着未来的方向。于国家社稷言之,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发动戊戌变法,倡导学习西方、废除八股、改革时政、富国强兵。这对当时的有识之士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处在人生转折关头的杨度,在京经历了百日维新,思想受到极大触动,尤其是谭嗣同等六君子舍生取义的壮举,更是让以匡扶社稷为己任的杨度肃然起敬。回湘以后,杨度如饥似渴地阅读维新派介绍到中国的新学,结合晚清国运的衰败和自身的遭际,杨度逐渐意识到,研读西学或许能够找到实现治国安邦宏愿的新路径。于是杨度断然抛开科举,刻苦攻研西方哲学、政治学等知识,渴望对西方和世界形势有更多的了解。

1901年,清政府采纳张之洞等人废科举、兴新学的奏请,大力鼓励官绅士子出洋游学,这正迎合了杨度探求新知救国救民的愿望。于是杨度于1902年和1903年,两次东渡日本负笈求学。在日本,杨度目睹了曾经和祖国一样受人欺压的东洋岛国,经过“明治维新”短短30多年便呈现出的繁荣富强的景象,思想上受到了一次巨大的冲击。他一边埋头学习《天演论》《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等西方政治理论名著,一边走出书斋,从世界的角度审视自己的祖国,关注中国政治改革等现实问题。经过认真考察日本的实业、教育、军事等发展状况,系统研究英、法、美、德、日等国的宪政体制,尤其是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杨度开始从思想深处彻底摆脱传统的夷夏观念,将中国的落后归结为现行专制集权制度的弊端。经过深入研究和探索,总结中国历史兴衰成败的教训,1907年,杨度在《中国新报》上连续刊载了《金铁主义说》系列长文,详尽阐释了自己的君主立宪思想。他提出要把清政府改造成实行君主立宪的责任内阁政府的体制。对内扩张民权,大办工商,达到富民的目的;对外加强军事,巩固国权,达到强国的目的。这样,中华民族才能重振雄风,傲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从此,杨度沿着君主立宪的道路上下求索,渴望由此实现自己匡时救民的伟大志向。

 

 

君主立宪迷梦的三次覆灭

 

为抵制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摆脱严重的政治危机,1905年,清政府选派以辅国公载泽为首的五位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摆出了顺应民意、锐意改革的新姿态。“五大臣”派随行参赞熊希龄专程赶到东京拜谒杨度,希望杨度能为考察组代写报告。一心寻求实现君主立宪主张的杨度感到施展抱负的时机到了,于是欣然受命,在“五大臣”出国畅游欧美、享受香槟美酒期间,杨度倾尽心力撰写了洋洋洒洒的考察报告,将自己为中国未来勾勒的君主立宪的蓝图逻辑清晰地表达出来。清政府根据杨度的报告,于1906年9月下诏预备“仿行立宪”。随后召北洋大臣袁世凯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入值军机处,准备推行立宪改革。“袁”“张”两位封疆大吏联名保奏杨度“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要求朝廷启用杨度。1908年,清廷授予杨度四品京堂官衔,担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参与预备立宪。33岁的杨度从一介书生成为朝廷命官,踌躇满志的他似乎看到实现政治主张的曙光。于是,就职后的杨度为推行君主立宪四处奔走,专折奏请清廷捐弃前嫌,启用学识渊博、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参与立宪改革。但是,腐朽的清政府从未真正想过要放弃君主专制,他们只不过是想借立宪之名,愚弄百姓,缓和统治危机。杨度于他们而言,也不过是玩弄在股掌之中的一块用来欺人耳目的招牌而已。病入膏肓的清政府终于玩火自焚,在辛亥革命的炮声中走到了历史的终点。杨度期望通过清政府推行君主立宪的梦想也化为泡影。

清王朝的覆灭并没有击垮杨度对君主立宪的信仰,在他看来,根本问题在于清政府的欺世盗名,最终为时代大潮所抛弃,而不是君主立宪加速了清廷的灭亡。杨度在王朝覆灭的风云激荡中继续着自己的“圆梦之旅”。1913年,袁世凯凭借北洋六镇强大的军事实力,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但是,野心勃勃的他并没有满足于大总统的头衔,而是渴望有朝一日能够黄袍加身,成为中华帝国的君主。于是,袁世凯聘请杨度为顾问,任职参政院,授予二等嘉禾勋章。杨度早年深受恩师王闿运“帝王之学”的影响,希望自己辅佐“非常之人”成就大业。而此时的袁世凯在杨度看来就是自己心中的“非常之人”。为报答袁世凯的知遇之恩,更为了推行君宪主张,1915年,杨度挥笔写成二万余言的《君宪救国论》,君主立宪称之为“救亡之策,富强之本”,极力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鼓噪呐喊。袁世凯看后大加赞赏,亲笔题写“旷代逸才”的匾额赐予杨度。受宠若惊的杨度更是不辞辛劳,积极联系当时的社会名流严复、孙毓筠等六人成立“筹安会”,以“筹一国之安”为名,为早日实现袁氏称帝的迷梦大造舆论。1916年,袁世凯终于如愿以偿,改元“洪宪”,当上了中华帝国的皇帝。正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遭到举国反对。蔡锷等人在云南宣布独立,发动护国战争,公开讨伐袁世凯,各省也纷纷仿效,一时间挞伐之声不绝于耳。袁世凯在内忧外患中众叛亲离,最终被迫取消帝制,仅仅83天便身死“国灭”。杨度也因“助纣为虐”被时人称为“帝制祸首”而遭通缉,被迫避难天津租界。君主立宪的梦想也随着洪宪帝制的匆匆落幕而再次破灭。面对世人的责难,杨度百感交集更是百口莫辩。在一片叫骂声中过着荆天棘地的生活。袁世凯死后,杨度用贡缎写下挽联一副:“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评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字里行间将内心的无奈和酸楚表露无遗。心高气傲的杨度始终认为君主立宪的主张没有错,而是袁世凯权欲熏心,重蹈晚清假立宪之覆辙,最终落得个鸡飞蛋打的下场。

洪宪帝制的失败使本已艰难的时局更加复杂。素来主张复辟帝制的辫帅张勋在徐州通电,反对惩办帝制祸首,认为这是“落井下石,非丈夫所为”,并致函杨度以示慰问。避难津门的杨度内心对张勋非常感激,尤其是在知道张勋在帝制主张上和自己有共同之处时,关系更加密切,似乎又找到了实现自己梦想的希望,但是,历史并没有再给杨度任何机会。1917年,张勋以调停“府院之争”为名,率兵进京,与康有为等发动复辟政变,拥戴末代皇帝溥仪重登宝座,恢复了大清国号、衣冠跪拜等前朝仪轨。张勋的倒行逆施引起全国各界的激烈反对。在举国的怒骂声中,杨度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被再次无情地扑灭,他痛苦地看到,张勋的倒行逆施与袁世凯复辟帝制如出一辙,并不是要真正实行君主立宪,而是借复辟之机企图把持朝政为己所用,这与君主立宪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杨度又一次受到沉重打击。他公开发表《反对张勋复辟公电》,严厉指责张勋不求一国之治安,只图一姓之恢复的复辟行为,只能徒害国家殃及苍生。果不其然,开历史倒车的张勋复辟仅仅维持了12天便骤然夭折了。在残酷的政治现实面前,回想晚清君宪和洪宪帝制的两次失败,杨度终于幡然顿悟,自己所坚持的君主立宪在当时不过是水月镜花一场空梦而已。1927年杨度在《江亭词序》中写道:“未几而清室亡,共和成,予仍坚持君宪主义不变,一败于前清,再败于洪宪,三败于复辟……予于君宪三败之后,自谓对国家、对主义忠矣……”从此,杨度彻底放弃了君宪救国的梦想,现实的政治环境让他深刻地感受到,要想救亡图存必须另辟蹊径,杨度在痛苦的反思中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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