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张勋（1854年12月14日—1923年9月11日），乳名顺生者，字少轩、绍轩，号松寿老人，溥仪赐谥号忠武，江西省奉新县人。

八岁，其祖父张坤一蒙太平天国之难，其母亦于是年暴病而死。张勋自述《松寿老人自叙》，特表其祖父之节行，颇可观：

辛酉年，八岁，适粤寇（指太平军）躏县境，乡人四窜。先父王昆一公独不行，陷贼，贼逼指富室名，不告，临以刃，则詈之，因遇害。①

《松寿老人自叙》，是张勋晚年隐居天津松寿居，于1922年，应族人之邀而写的自叙传。其文文辞简约，不重叙事，唯叙张勋官职、履历及儿女情况。此处，特叙其祖之忠义节烈，或为自我期许。民国之后，太平天国起义，已为革命党正名，政治上的评价与晚清截然相反，张勋仍书之为“贼”，以王朝价值观论定起义者为反贼，既有切身家仇，更有遗民国恨。

张勋十一岁，其父张衍任病殁。同年，张衍任遗腹子系球生。孤儿寡母，家境困顿不堪。年十四，继母温氏亦病殁。张勋与其弟系球相依为命，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据《奉新文史资料第二辑·张勋史料》中多篇族人、相关人士的回忆性文章来看，张勋在此段时间失学、失养，靠在田间捉鱼摸虾为生。

年十五，经一位熊姓作头（长工头）的介绍，张勋受雇翰林许振祎家，先为雇工，后为其子童仆和伴读。这在张勋的履历中，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契机。

许振祎，清同治二年（1863年）进士，为曾国藩门生。许振祎在曾国藩幕府共16年，历经太平天国战争的整个过程，交游遍及湘淮军系统。这是张勋后来得以进入军界的因缘。

张勋在许家充当童仆的时间，长达十年之久。1879年，张勋二十六岁，在南昌府衙内当旗牌兵，也就是侍卫兵。张勋从军，出于许家的推荐。

1883年，许振祎将张勋推荐给湖南巡抚潘鼎新，得六品军功，为百总（相当于连长）。这一年，张勋已年近三十。张勋在军界的资历浅，并无战功，而经许振祎推荐，即得六品军功，这一破格之举，殊非寻常。这一破格用人的举动，也足见晚清军纪之败坏，用人权操纵于地方武人、督抚之手，湘淮系用人唯亲、唯私、唯裙带，全无人事考核提拔之规范。

晚清政局动荡，权力下移，给武人的非常态化上升提供了机遇。袁世凯之投效淮军吴长庆部，并迅速崛起，与张勋之在军界发迹，可等同观之。所不同者，张勋出身卑贱，无祖荫可承，袁氏祖上袁甲三，为淮军名将，在淮军系统本就根深叶茂，不需要其他人烘托，袁世凯自动继承了这些军中的人脉关系。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张勋随潘鼎新部开赴中法边界作战，调苏元春部。张身先士卒，数战有功，由百总而千总，进而都司（正四品，相当于旅长）、游击（师长），管带广武右军各营，驻扎广西边防。后苏元春受排挤退职赋闲，张勋亦遭遣散。值得一提的是，日后同为民国著名人物的陆荣廷，也出自苏元春部，并因与张勋的这段共事关系，两人保持了终生之友谊。

1893年，张勋经人介绍，投效毅军宋庆部。张勋与毅军的渊源始于此。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宋庆部消极避战，张勋无所作为，“策据虎耳山，以扼鸭绿江，未果，和议成，乃西入京师”②。随后，张勋脱离毅军，投到奉旨正在组建新防军的岑春煊名下，并统领新防军。岑春煊以甲午战事赴援山东，山东巡抚李秉衡极力排斥新防军，新防军遂解散，张勋的差事再次落空。同年，淮军老将、毅军的领袖人物姜桂题将张勋介绍给了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袁委以头等先锋官一职。这是又一次契机，张勋在北洋系统中的元老地位，由此确定。1900年庚子事变之前，张勋之军职，由任新建陆军工程营管带（营长）、行营中军（督练处总务长），1899年升至总兵。

新建陆军在晚清，取代八旗、绿营以及湘淮系，一跃而成为国家武力之基础，这是清廷应对军事现代化而不得不做出的回应。新建陆军中，小站系尤以得到朝廷财政、人力支持最多，编制庞大，十余年间，即成为北方中国最为核心的军事力量。这个军事系统在辛亥年革命后取得政权，一跃而成为覆盖北中国的军政系统。

经1913年南北一战，北洋系势力越过长江，除西南几省之外，中国大部分省的督军、省长，几乎都出自北洋。张勋处北洋这一不断上升的系统中，其个人之获升迁，一如段祺瑞、冯国璋、王世珍、徐世昌等迅速上升，顺理成章。

1901年，荣禄保荐张勋为副将（相当于今天的军长），以提督总兵记名，赏壮勇巴图鲁。所谓“记名”者，官吏有功绩，交吏部或军机处记名，以备提升。也就是说，张勋在次年，已获提升为提督的资格。

是年，辛丑条约签订，帝后回鸾，袁世凯委派张勋前往扈驾。张勋忠于职守，对西太后恭谨有加。后以扈驾殷勤，谕令“宿卫端门”。此后，张勋的升迁路径，又直接与帝室挂钩。

1910年，张勋出任总管江防各军职务，会办长江防务事宜。值得注意的是，张勋所领江防营，原为由毅军分化出来、由姜桂题所领的十个营，张勋将这十营江防营扩充到了20个营。

二

张勋在前清的升迁，有湘淮军、北洋的背景，也有皇室的器重。以童仆出身，十余年间，在军界一路上升，获皇室之恩眷再四。由百总而封疆，这种升迁，不合于常规化人才上升模式，在晚清动荡之际，大异常情。张勋身份的复杂性，使得张勋的行为方式、政治理念，在民初自成一体。以北洋论，张勋虽与段祺瑞、冯国璋称兄道弟，但终究是北洋外围之人物。因受清室提携，张勋对皇室之情感，非同一般。由此，也就决定了张勋在袁世凯时代，成为夹缝中人。

1911年辛亥革命起，张勋率部与新军在南京作战。

“八月乱作（辛亥革命），请援武昌未允，而苏州从乱，其时总督将军方与勋筹战守，而全城文武，怵于党焰，欲有以说勋。勋直斥之曰：诸公今日吾同官，明日苟建白旗者，吾即以贼视之。众悚然而散，夜悉遁去。翌日第九镇叛，蹙之雨花台，杀伤殆尽。”③

后以民军大聚，张勋粮援不继，退屯徐州。逊位诏下，袁世凯遣使劳问，并询张勋意见，勋答曰：“袁公之知不可负，君臣之义不能忘。袁公不负朝廷，勋安敢负袁公？”④。

旧时代的小人物张勋，之所以能在晚清二十余年间在军界扶摇直上，走的不是承平之日的常规上升渠道，而是非常规路线。张勋入湘军而为百总、经人引介而入新建陆军、扈驾而为西太后赏识，这些反常因素，对晚清来说，正说明了国政日渐荒殆，而对张勋个人来说，没有清王朝“皇恩浩荡”，岂有个人之扶摇直上、飞黄腾达？

不难想见，张勋出自社会下层，对于原本遥不可及之皇室，其崇拜心理，更甚于官僚阶层。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对张勋来说，这一结果能被接受的前提，是清帝下诏主动退位。袁世凯虽则成了中华民国大总统，但袁本人，也相应地依照退位条件，承担了清廷的护卫者的角色，这是张勋所谓“袁公不负朝廷，勋安敢负袁公”。反过来说，袁世凯如果有负朝廷，则张勋亦可负袁世凯。

三

我们从张勋入民国之后的做派，也可以看出张勋本人对于皇权及其政治体系的膜拜。一位徐州的百姓，如是目睹了张勋在徐州的气派，“（张勋）官场气十足，排场极大，每逢外出，即使是大白天，街上的商店均得上门闭户，停止营业，断绝交通，禁止任何行人。他的辫子军前呼后拥，鸣锣开道；警卫人员，荷枪实弹，如临大敌。每五步一岗，士兵亦须面对外提枪，子弹上膛，作备放之势。张勋出辕门时，放炮九响，前边是对子马，双排炮一连人。马队后跟步兵一连，步兵后顶马官撑大红伞，伞后八位轿夫抬着大轿（名八抬轿）。张勋端坐轿内，好像一尊活菩萨，头带花翎帽，帽子上镶避尘珠一颗，背后拖着大辫子，身穿长袍马褂，脚穿长统皂靴，颈系一串所谓的朝珠，当时我很小，躲在门缝中偷看过多次，真是威风凛凛，不可一世。”⑤张勋的这套排场，乃是前清督抚、将军出巡之气派。

有志于复辟，而不得机会，这是民初的复辟派与张勋共同的困境。在1912—1916年袁世凯当政时代，袁世凯以军事强力，有效地控制了国家机器，并且一度（1914—1915年）相对成功地整合了民初的分裂状态。显然，在铁板一块的袁世凯时代，复辟难以找到缝隙，但随着洪宪帝制的失败以及袁世凯死去，机会来临了。

四

张勋是民国初年相当奇特的人物，所有的“奇”，归根结底，在一个词—“反潮流”。张勋以及定武军，在民国之后，依旧保留前清的发辫和装具，特征相当鲜明。张勋本人，长辫拖地，长袍加身，顶戴花翎，俨然前清督抚的架势。非但本人如此，其麾下“全体官兵仍然拖着大辫子，穿着清朝式的黄色号衣，袖口镶着三道红边，脚穿黑色皂鞋”⑥。从形制上来看，定武军仍像是前清的军队。

发辫与服饰，仅仅是表象，还不足以引人注意。如果没有1917年的丁巳复辟，作为北洋边缘武力的定武军，最终的历史，可能亦将如倪嗣冲的安武军一样，在军阀纷争中烟消云散。

公元1917年，中华民国六年。或许，在驻扎徐州的定武军首领、长江巡阅使张勋看来，应当是宣统九年。张勋及定武军入民国之后，受人瞩目，不仅因其军事力量，更因其行为与思想特征。张勋之“怪”，集中了两种符号化的内容，“莽撞的武夫”与“愚昧的怪人”。“莽撞的武夫”，与丁巳复辟相关，而“愚昧的怪人”，则是对其思想与行为方式的定见。

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后，曾令张勋剪去辫子，张勋答以“可死不可从”⑦。张勋本人的辫子，至死保留。辫子是清朝遗物，政治意味不言而喻，不仅是忠于前朝，更有反对“新朝”之意。民国肇造，断发令下，叫好者众，但惋惜、反对剪辫者，也不在少数。辫子“维系着家家户户同王朝和传统之间的一种历史联系，因此，剪辫断发不啻是一种严肃的政治选择了”⑧，甚至有兵士，秘存剪下的辫子，以避祸福。

张勋留发辫的举动，无疑是正面抗拒民国。不过，张勋的“愚忠”，也未必全然不得反对派的同情。1917年丁巳复辟失败之后，孙中山致书广西督军陆荣廷，称“张勋强求复逆，亦属愚忠，叛国之罪当诛，恋主之情可悯。文对于真复辟者，虽以为敌，未尝不敬也”。孙书并痛批在丁巳复辟中起兵讨逆的段祺瑞为“以伪共和易真复辟”⑨。

张勋死后，曾参与辛亥年江西独立的欧阳武在挽张勋联中称：“戴发效孤忠，无言不仇，无德不报；丹心照千古，其生也荣，其死也哀。”⑩即便是在政见不和的反对派眼中，张勋“戴发”，效忠故主，诚然是“吾道一以贯之”的政治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