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各部按照中革军委命令向黔北进军。

12月28日，左纵队先头部队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攻占瓮安县城屏障朵丁关，进逼县城。29日清晨，红十团借大雾天隐蔽接近瓮安县城。经过一个小时战斗，守敌黔军第五团和第六团仓皇败走，红十团占领县城。同一天，红十二团渡过乌江支流龙安河，进至乌江西岸之茶山关。29日，右纵队红一军团分两路进逼乌江，红二师30日进占猴场（今草塘）、陈家寨，31日进至木老平及其东北地区；红一师由余庆出发，30日到达龙溪。

12月31日15时，野战军司令部到达猴场。当天22时，朱德发出中央红军北渡乌江行动的部署。

各部红军按照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准备渡江行动，开展战前政治动员。12月31日，是阳历年的“除夕”，因此，部队的政治动员别开生面。红二师政治委员刘亚楼曾在《渡乌江》一文中回忆道：“年底最后一天部队照例是要开盛大的同乐会，庆祝一年来所获的胜利，检讨一年来的战斗和工作，组织游艺会餐。这次过年是在长征途中，与往年不同。会餐游艺都在比较小的单位简单进行，而且不是主要内容。最主要的精神是集中当前的战斗，部队内呈现着另外一种紧张的气象和愉快的心情。连队的晚会，都是报告和讨论当前战略方针，宣传鼓动乌江之战斗。‘突破乌江’‘拿下遵桐’‘完成先头师的战斗任务’‘到遵桐去庆祝新年……’是当时的战斗口号。部队经过党的支部会议、军人大会的动员后，紧张愉快，信心百倍。‘四道封锁线都一连突破’‘乌江虽险，又怎能拦住红军的飞渡’，是当时每个指战员共有的胜利信念。”［1］

就在红军士气正旺，准备渡江时，李德、博古再生事端，反对北渡乌江。他们主张“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2］因此，关于中央红军的战略进军方向问题又一次在党和红军领导层内产生争论。

1934年12月31日夜至1935年1月1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中跨年度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共中央领导人是用这种别开生面的方式辞旧迎新的。新年新气象，1935年，将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人民军队历史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

毛泽东在猴场会议上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地区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定李德、博古的错误主张，决定红军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

猴场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中央红军渡过乌江后，“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主要的是和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必须在全体红色指战员中间进行广大的深入的宣传鼓动，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的战斗情绪，坚强他们作战的意志与胜利的信心。并且指出新苏区根据地只有在艰苦的残酷的胜利的战斗中才能创立起来，反对一切逃跑的倾向与偷安休息的情绪”。“抓住反攻的有利时机，并不失时机地求得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来有把握地取得胜利。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并“号召全党同志为坚决实现这一决定而斗争”。［3］

猴场会议最终确定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从通道会议开始，到猴场会议止，中央最高领导层关于中央红军战略方向问题的争论画上了一个句号。不仅如此，猴场会议的贡献还在于：其一，调整了红军的军事指挥体制。会议决议虽然没有明确取消“三人团”，但明确把军事指挥权置于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之下，这就实际上解除了李德的最高指挥权。其二，重新确定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的作战方针，为遵义会议系统批评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错误作了最好的铺垫。其三，要求在红军广大指战员中进行关于新的行动方针的宣传，坚定胜利信心；提出反对逃跑倾向和偷安休息的情绪，实际上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逃跑主义、怕做创建根据地艰苦工作、坐享其成的思想。

猴场会议所作出的决定，为此后的遵义会议召开创造了有利条件，是遵义会议的重要基石。

这时，尾随中央红军的蒋介石嫡系薛岳部吴奇伟纵队四个师已进占施秉，周浑元纵队四个师已进占施洞口，正向新老黄平逼近。中革军委为执行猴场会议决定，决心在敌军未完成合围之前抢渡乌江，向黔北挺进，创建川黔边新苏区。

贵州军阀王家烈，虽为国民党省政府主席兼第二十五军军长，名义上侯之担、蒋在珍、犹国才都是他的部属，而实际上他们并不听王家烈的指挥，都有自己的地盘。其中，第二十五军副军长侯之担兼教导师师长，下辖八个团，割据赤水、仁怀、习水、绥阳等县；蒋在珍师，下辖四个团，盘踞黔东北正安、沿河一带各县；犹国才师，下辖六个团，盘踞黔西南盘江八属。王家烈为了防堵红军，将乌江以北的防务交侯之担负责，乌江以南的防务由他和犹国才负责，他本人担任贵州东南路的指挥作战。

乌江又名黔江，是贵州第一大江，由西南向东北斜贯全省，把贵州划为南北两部。江两岸均为高山绝壁，好像利剑直插青天。江面波涛汹涌，最大水流速度达每秒钟两米左右。碧绿的江水、黑黑的石山，自古就有天险之称。整个乌江防线，自茶山关起，包括孙家渡、江界河、袁家渡、回龙场等大小渡口十余处，全长100多公里。

1935年1月1日，红一军团第二师前卫第四团根据朱德的命令到达江界河渡口侦察。团长耿飚、政治委员杨成武亲自化装到江边侦察。为了搞清敌人的火力配置，红四团对敌人进行了火力侦察，引逗敌人不断朝南岸射击。经过侦察，发现黔军在渡口配有连哨，渡口上游约500米处有一条羊肠小路，与渡口大道相通，勉强可以走人；两岸沙滩极少，登岸很难，敌人在此配有排哨；在离江水百余米的岸上，敌人筑有工事；离江边两华里处的一个庙里，敌人配备有团预备队；敌人的总预备队约一个团，在离江边五华里的半山上。

红二师师长陈光、政治委员刘亚楼和耿飚、杨成武经过实地察看后，认为渡口大道是敌人防御的重点，工事较强，兵力较多；渡口上游500米处羊肠小道，勉强能够攀登，而且敌人对此处没有多大的注意力，应是敌人防守的盲点；其余各处都是无法通过的悬崖绝壁。师、团首长经过研究，决定佯攻渡口大道，主攻渡口上游的羊肠小道。

为了给敌人造成攻对岸渡口的假象，红四军团开始搬运架浮桥的器材，表示要在此处架浮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敌人果然上当，在对岸渡口处赶修工事，并不断向红军射击。

为了做强渡和架桥的准备，红四团挑选了善于游泳的指战员18个人，准备泅渡过江，驱逐对岸江边敌人的警戒，掩护后续部队强渡。18个勇士，在师政治部的政治动员下，斗志昂扬，表示：“为突破乌江，完成作战任务，冷风冰水，是不能战胜我们的战斗热血的！”

1月2日上午，天空阴云密布，下着毛毛细雨，空气湿冷湿冷。9时，红四团开始强渡。在机枪和迫击炮的掩护下，红军8个勇士跳入冰冷的江中，奋力向对岸游去。十几分钟过后，他们无一伤亡游到对岸，隐蔽在敌人警戒线的石崖之下。八勇士虽然过江了，但遗憾的是，交由他们泅渡时拉过去准备架浮桥的一条粗绳子却因水宽流急以及他们体能消耗很大，无法拉过江去。

于是，红四团决心用竹筏强渡。第一个竹筏撑到江中，受敌人火力射击翻在水中了。竹筏强渡没有成功。对岸虽游过去了8个同志，但对于架桥无济于事，只得召这8个人再回来。在游回南岸的途中，一位同志因体能耗尽，被水冲走而牺牲。这样，白天的强渡受挫。

红四团经过研究情况和吸取教训后，决定实行晚间偷渡，以避免敌人的射击，减少伤亡。于是，工兵赶制四个双层竹筏，用于晚上偷渡。偷渡任务由第一营承担。黄昏之后，参加偷渡人员集结江边。第一个竹筏出发了，上面有5个战士。按照约定，他们登岸后，用手电筒向南岸闪光，以示到达。等第二个竹筏到达后，兵力达到一排人，再向敌人前哨阵地发起袭击。接着，第二个竹筏也出发了，上面是第三连连长毛振华、通讯员和三个机枪手，带着一挺机枪。敌人并没有发现红军偷渡，然而，20多分钟过去了，仍没见到对岸有手电筒光。由于前面两个竹筏情况不明，原定的第三、第四个竹筏暂不出发。一个钟头过去之后，第一个竹筏的5个战士回来了。原来他们的竹筏划到江中时，因水流太急，被冲到下游二里多，又冲回到南岸。他们弃筏沿岸摸索着回来。在这种情况下，毛振华等情况如何，不好判断。尽管如此，红一营觉得还应再试一次。第三个竹筏出发了，划到中流，也无法前进，不得不折回。这时，毛连长他们仍未有音讯，偷渡不得不停止。

1月3日天刚拂晓，中革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赶到红四团。他告诉耿飚、杨成武，后面追击的薛岳部队，已经离这里不远了，督促红四团迅速完成渡江任务。否则，红军有背水作战的危险。张云逸带来了军委直属的一个工兵连，协助完成渡江任务。红四团指战员听到这个消息，群情激昂，纷纷向团部请战。红四团党委也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认为晚上偷渡，敌人虽然不容易发现，但自己的火力也发挥不了作用；同时，晚上竹筏也不容易辨别方向。于是决定白天强渡。白天有利于发挥火力掩护，也便于划筏的辨别方向。

上午9时，红四团仍以小部队对大渡口佯攻，而担任突击的第一营对上游500米的羊肠小道进行强渡。在密集的火力掩护下，第一批三个竹筏载着17个红军战士似箭离弦，快速向对岸射去。敌人拼命朝着竹筏射击。由于红军的掩护火力猛烈，敌人很慌乱，射击没有准头，三个竹筏划过中流后战士们毫发无损。竹筏离岸已经不远了，敌人极其惊恐，加强了对竹筏上的红军的射击。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敌人阵地下面的石崖里，一阵清脆的轻机枪声响起。子弹不是朝着红军的三个竹筏，而是飞向了石崖上方的敌人。敌人的注意力全集中在江面上的三个竹筏上，做梦也没有想到脚底下竟然有红军的伏兵。敌人一下子乱了阵脚。石崖下的红军战士冲过来，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占领了前沿阵地，并接应三个竹筏上的红军迅速登岸。这样，过江的队伍壮大了。在南岸观察战斗情况的陈光、刘亚楼和耿飚、杨成武高兴了。他们知道，这几个人肯定是毛连长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