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九千余人奉命北调。6日行经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七个师八万多人的包围袭击。经过七昼夜血战，除两千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遇难。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一、揭露皖南事变真相

皖南事变发生后，皖南新华社13日向总社发来急电《皖南被围之新四军仍苦战中》：“我江南新四军所部在叶、项正副军长遵照蒋委员长及顾司令长官祝同之命令，于本月四日开始北移，至六日抵泾县南之茂林附近山地，忽被顾司令长官祝同指挥之四十师，卅九师，一○八师，五十二师，一四四师各部所包围，并即发生激战，迄至本日止，我新四军叶、项军长及所率部队仍坚持苦战，然已弹尽粮绝，包围各部，仍继续猛攻，势在歼灭，局势已极为严重。”新华总社向全国播发了这一电讯，并在1月16日本社出版的《今日新闻》上刊登。

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率全体将士，于1月13日向重庆蒋介石及国民党军政界、全国新闻界和八路军各办事处及团体发出通电，愤怒指出：“挺等率部遵令北移，并遵守顾长官祝同指定路线向苏南转移北上，不意全是诱我聚歼之计”，且“据所获包围军消息，此次聚歼计划，蓄谋已久，布置周密，全为乘我不备，诱我入围，其所奉上峰命令有‘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等语”，“同时全国正准备大批逮捕，大批杀人，与袭击八路军各办事处，在西北则修筑万里长城之封锁线，在华中则派遣二十余师正规军实行大举进攻”。通电怒斥：“我八路军、新四军前受日寇之‘扫荡’，后受国军之攻击，奉命移防者则遇聚歼，努力抗战者，则被屠杀，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新华社接此通电后，迅速于14日电发全国，并在1月16日的《今日新闻》一版头条刊登。《新中华报》等各地报纸也都予以发表。

1月17日，周恩来打电话给何应钦：“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随后，又驱车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处，当面提出抗议。当《新华日报》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被国民党当局检扣后，周恩来又于当天深夜写下“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新华日报社同仁同国民党新闻检查官斗智，将其刊登在18日的报纸上，并且突破封锁，在重庆广为售卖和散发。这一题词震憾人心，影响非常之大。《新华日报》还印发了大量传单，在重庆广为散发，其1月19日印发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一文，是18日下午，由叶剑英主持起草经周恩来审阅的，从“关于所谓新四军违抗命令不受调遣的问题”“关于新四军渡江路线问题”“关于新四军移动时间问题”“所谓‘借端要索’问题”“究竟谁打谁问题”“所谓要在江南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叶、项正副军长与新四军部队”“取消番号与审判军长”等八个方面，以雄辩的事实揭露了皖南事变真相。

1月18日，延安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以《新中华报》记者访谈名义撰写的《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当局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谈话》指出：“此次惨变，并非偶然，实系亲日派阴谋家及反共顽固派有计划之作品。”并且历数国民党当局对抗击日寇取得累累战功的新四军，自组建以来，挟其十年反共之成见，屡屡加之迫害的罪行；揭露当局要求新四军北移，却一方面开动宣传机器，公开对外宣布这一消息，企图让日伪借机消灭新四军，一方面又调动大军，对新四军进行合击围攻，同时密令将新四军“一网打尽，生擒叶、项”之阴谋；阐述新四军面对当局的围歼，仓促应战，血战七昼夜，弹尽粮绝，全部牺牲之惨状；揭露当局聚歼目的达到后，又黑白颠倒，宣布新四军为“叛逆”，取消新四军番号等毒计；揭露江南新四军遭“聚歼”后，当局又调动二十余万军队，大举进攻江北新四军之罪行；揭露当局在西北以二十万军队，包围陕甘宁边区的行径；揭露当局对各地八路军办事处进行压迫和迫害等罪状。《谈话》呼吁全国一切爱国军民同胞，全世界同情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公正人士，与共产党人团结一致，共同奋斗，要求惩办皖南惨变的罪魁祸首，要求当局抚恤死伤将士及家属，制止挑动内战的各种罪恶活动。

1月19日的《新中华报》发表社论《抗议无法无天之罪行》，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这一社论。社论指出，蒋介石的行为是“自毁军令，自坏国法，自相鱼肉，自损国力之举”，皖南事变中“违令者即下令者，毁法者即造法者，而今而后，全国军民当更能洞悉此辈平日高唱军令森严国法神圣之论调，无非借作损人利己祸国殃民之遁词”，“以分裂代团结之阴谋，以内战代抗战之罪行，实为帮助敌伪和危害民国之大不韪”。社论号召全国军民同胞和全世界公正人士与共产党人团结一致：“为惩办阴谋祸首而奋斗！为解救皖南新四军部队而奋斗！为撤退华中剿共军而奋斗！为平毁西北反共封锁线而奋斗！为停止全国大屠杀惨变而奋斗！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而奋斗！”其它各根据地报刊除转发这一社论外，也发表了本社的社论和时评，如华北版《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反对亲日派阴谋策动围攻新四军》，《晋察冀日报》发表社论《抗议亲日派罪行》等。

二、揭露“国民政府军事委员

17日命令”之谎言

蒋介石集团制造了皖南事变后，利用手中的权力，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于1月17日发布通令，诬蔑新四军“违抗命令”，“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阴谋不规”，“违害民族，为敌作伥，丧心病狂”，并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军法审判军长叶挺”，“通辑辑拿副军长项英”等。为了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并决定用中共中央军委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

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月20日发布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命令：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军长叶挺，领导抗敌，卓著勋劳，此次奉命北移，突被亲日派阴谋袭击，力竭负伤，陷身囹圄，迭据该军第一支队长陈毅，参谋长张云逸等电陈皖南事变经过，愤慨之余，殊深轸念。除对亲日派破坏抗日袭击友军发动内战之滔天罪行，另有处置外，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着陈代军长等悉心整饬该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

毛泽东还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揭露日寇和国民党亲日派挑动内战、残害八路军新四军和共产党员的种种阴谋计划，并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曾于前年七月七日的宣言上指出：投降是时局的最大危险，反共是投降的准备步骤”“空前的投降危险和空前的抗战困难，已经到来了”。同时还说，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于1940年11月9日给何应钦、白崇禧皓电的复电中指出：“国内一部分人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言人指出：“皖南事变及重庆军事委员会一月十七日的命令，不过是一系列事变的开始而已”。它“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发令者敢于公开发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并严正宣告：“日寇和亲日派的计划即使实现，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同时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悬崖勒马，停止挑衅；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恢复叶挺自由；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撤退华中“剿共”军；平毁西北封锁线；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总理遗嘱》；逮捕审判亲日派首领。

1月23日，新四军将领发出就职通电。对于上述命令、谈话、通电，新华社分别于1月22日、1月23日对外播发了电讯，1月22日、1月25日出版的《今日新闻》和《新中华报》及各根据地报刊，也都迅速全文刊登。

三、声讨亲日派制造皖南事变

1月14日，宋庆龄联合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致函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指责他们破坏团结，破坏抗日大局。指出“抗战进入第五年度，今年诚为我国最艰辛最重大之一年，而剿共问题，竟恍若迫在眉睫，引起国人惶惑，招致友邦疑虑”。要求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抗日实力，保障各抗日党派”[1]。1月18日，宋庆龄与何香凝等又联名电报斥责蒋介石，指出“弹压共产党则中国有发生内战的危险”，要求蒋介石“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2]。此后，《保卫中国同盟通讯》多次发表评论和报道，进一步揭露声讨国民党顽固派在皖南事变前后对进步人士的迫害，介绍新四军在中共领导下，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分裂逆流，逐步发展壮大的情况。这些报道引起了各国援华团体和华侨团体的注意，他们纷纷函电蒋介石，希望中国保持团结，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月19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军发出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利用各种形式，揭露和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罪行。1月24日，新华社发表陈毅等17将领的《新四军将领声讨亲日派通电》，揭露皖南事变真相，指出皖南事变“乃真叛变抗日，叛变团结，叛变民族利益，叛变三民主义，叛变孙中山，叛变大多数”，陈述“四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新四军为团结抗战之大局，耗尽心血，为抗御敌寇，撑持最艰苦之最前线。乃枪声发于后方，暗算施于俄顷；我忠勇之新四军将士被歼灭矣；我领导全军为国奋斗之叶军长被击伤，被交付审判矣”。《通电》愤怒发问：“试问此鲜红之血，果因何而洒？为谁而流耶？朝有秦桧，岳飞不得不死，今之秦桧果何人耶？”明确告诉读者：“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乃秦桧辈之全盘计划。”《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及各地报纸不仅纷纷刊登该《通电》，还陆续发表《拥护新四军将领声讨亲日派》《边区回协分会发起抗议运动 要求肃清亲日派 停止反共内战》《中外各界人士纷纷议论皖南聚歼新四军罪行》等声讨文章，新华社各分社也发出《皖变激怒广大军民晋冀豫各界一致申讨亲日派将士们纷纷请缨驰援新四军》《香港国民党元老痛愤当局破坏抗战，皖南事变非执行所谓法纪实，为秦桧残害忠良之重演》《一二九师呈中共中央军委会及朱彭请缨南下增援新四军》等大量电讯。同时也报道了国际舆论及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全美数十万侨胞的抗议电文。

四、坚决不出席参政会

在举国声讨之下，蒋介石不仅不悔悟，反而于1月27日在重庆国民政府扩大纪念周演讲时，大肆攻击新四军，继续诬蔑新四军“违抗命令”“袭击友军”“侵占防地”“称兵作乱”“破坏抗战”，为其屠杀新四军官兵，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狡辩和粉饰，将自己的阴谋开脱为“彻底整饬军纪”，“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杂其中”。这种做法更加引起国内外反法西斯阵线的强烈谴责。

1941年2月，蒋介石加紧筹备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并千方百计要求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企图以此粉饰太平，欺骗舆论。对此，中共中央坚持蒋介石不解决皖南事变的善后事宜，决不参加参政会会议。党的新闻宣传机构也及时宣传中共中央的这一重要斗争举措。

2月14日，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决定以中共参政员毛泽东等7人名义致函国民参政会，将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谈话中提出的“善后办法十二条”正式送上，要求解决皖南事变的善后事宜，以期恢复国共团结，重整抗日阵容，坚持对敌抗战。否则，中共参政员不出席参政会。2月18日，中共中央以7位参政员名义正式行文提出，并由周恩来将公函送交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及各党派参政员20余人。3月1日，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开幕。是日晨，张冲奉命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3月2日，周恩来致函张冲转蒋介石，董必武、邓颖超致函国民党参政会，对皖南事变提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表示“如能蒙政府采纳，并得有明令保证，必武、颖超届时必可报到出席。”并告知：“此事已得我延安党中央复电同意。”同日，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又联名致各党派领导人，说明中共参政员不出席参政会之原因，希望各位能“一致主张，俾此临时办法能早得结果”，并说“万一因一时格，大局趋于恶化，同人等实已委曲求全，问心可告无愧，而诸先生尤为爱国先进，届时必有更多匡时宏谋，同人等窃愿追随不懈也”。对于这些公函，新华社分别于2月25日、3月4日向全国播发，也均《今日新闻》刊登。

3月6日，参政会又致电中共7位参政员，促其出席参政会。3月8日，中共7位参政员复电称：

中共为维护民族抗战与国内团结，心力交瘁，中共参政员对每一次参政会都出席，但惟独本次参政会不能出席，因为中共参政员为政府所聘，而近来国民政府视中共几为仇敌，对中共所领导的军队则歼灭之，对其党员则捕杀之，对其报纸则扣禁之，特别是皖南事变和1月17日命令，对国内团结抗战巨创痛深，在此国共合作抗日破裂将至之际，中共中央为挽危局，以保团结，乃向当局提出“善后十二条”和“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然当局不仅迁延不复，反而政治压迫，军事攻击，变本加厉，将新四军称为叛军，八路军称为匪军，共产党称为奸党，在延安至重庆的道路两侧的所有墙壁上，大书特书“打倒共产党”“抗日与剿匪并重”“剿匪不是内战”等口号，此种情况不改变，中共参政员无法参加参政会议和政府召开的任何会议。

9日，新华社发出此电讯。10日，新华社又发电历数近日来国民党对共产党进行政治上压迫、军事上进攻、破坏团结抗战的行径。对此，各根据地报刊如山东党委机关报《大众日报》，北方局机关报华北版《新华日报》，面向敌占区发行的《中国人》周刊等，都及时予以刊登，连在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的机关刊物，也对此作了报道。

3月7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文章阐述中共七参政员不参加本届参政会的原因，被国民党政府新闻检查官检扣，只能设法在报上刊登了一个醒目标题《中共参政员未出席本届参政会真相》，而在这一标题下则“开了天窗”。这其实收到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宣传效果。3月10日，又刊登大标题《中共参政员不出席参政会之全部文献请阅今日增刊》。3月10日的《新华日报》增刊，共两个版，以醒目标题刊登了中共七参政员不出席参政会的全部文献，同时揭露国民政府最近以来对八路军实行军事、政治压迫的种种事实。这些宣传，无疑似一重型炸弹，在重庆山城掀起轩然大波，重庆民众由此而知事实真相，得出谁是谁非的正确判断。

五、利用国际力量扼制

国民党顽固派

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主要战场之一，也是世界反法西斯的主要力量之一，中国抗日力量的内部是团结还是分裂，会对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因而其团结问题一直为世界所关注。皖南事变的发生，反映出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为已登峰造极，因此，利用国际力量对其予以扼制，使国内继续团结抗战，乃当务之急。

1940年底，著名记者、宣传家斯特朗来到中国，周恩来在重庆接见了她。周恩来向她介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来，国民党军队不断地向共产党军队挑衅的种种事实，并且说：“我们不希望扩大磨擦，不过蒋介石却对他们美国支持者隐瞒了中国在分裂的真相。如果这种武装冲突继续升级的话，我们就要把事情的真相公布于天下。”[3]又说，但目前还不能公布这些情况。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给刚刚回到美国纽约不久的斯特朗发去电报：“请将你所知道的公诸于世。”[4]并附上中共中央关于重建新四军的命令。斯特朗接到电报后，即在纽约的报纸和《亚美》杂志上，揭露国民党制造摩擦，破坏统一战线，破坏抗战的阴谋与事实真相，并向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官员报告新四军情况。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在1月22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上也刊登文章，披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宋庆龄在香港组建的保卫中国同盟，也于2月15日出版的向世界各国发行的机关刊物上，用英文详细报道了新四军在皖南遭到国民党军队袭击的事实，驳斥了国民党加给新四军的所谓“违抗命令”“图谋不轨”的不实言论。

1941年2月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派特使劳林·居里（Lauchlin  Currie）赴华访问来到重庆。2月14日，周恩来与其会晤，向他介绍了皖南事变的爆发及爆发的历史背景和深层次原因，阐述了中共对皖南事变的主张，也坦率地陈述了中共将领在事变前曾犹豫撤军及其动因。周恩来还强调，长期以来，中共仅从中央政府得到过150支机枪，并且未能获得弹药补给。周恩来同时称，截至目前，共产党所提关于皖南事变的“善后办法十二条”，尚未获得国民政府的正式答复。中共要求国民党方面结束对边区的军事和经济封锁，并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停止对共产党在重庆发行的报纸进行审查，保证安全的邮政投递等。周恩来也表示，目前的形势相当严峻，但他将尽一切可能保障国内统一、继续抵抗日本。同时也表示，中共并非反对美国政府或反对美国对华援助，只是希望美援不被用于对抗中共而已。周恩来的介绍，使居里了解到中国军事力量的重要部分并未被用于对日作战，在抗战环境下国共双方决裂内战的情况也不太可能发生。蒋介石在1941年2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共党对美国朝野之宣传已深，居里受其影响之深刻，已成不可救药之象，然不可再与之多论共党问题，反增其疑虑，只可暂时置之。”[5]这也迫使蒋介石对反共问题不得不取谨慎态度。

美国政府通过居里，了解到中共的立场后，予以了高度重视。居里回国后，担任蒋介石政治顾问的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回忆，居里和美国财政部官员曾向他强调：美国在实行对华援助时，应鼓励蒋介石将物资用于对日作战，而绝不能用于对抗中共[6]。

美国对华援助的这一前题，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制约蒋介石不敢公然反共挑起内战的因素之一。

综上所述，中共在皖南事变发生后，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从维护抗日大局出发，与蒋介石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坚决斗争，新华社和各级党报也进行了有力的报道和宣传，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使蒋介石遭受到了国内外的强烈谴责，在政治上受到了打击，同时也维护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1941年1月底，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华情报官、罗斯福总统的亲信卡尔逊在美国檀香山公开谴责皖南事变“实由国民党妒忌共产党势力之发展，而此种妒忌，乃由于日本间谍居间对国民党反共分子作不断煽动之所促成。其次，亦为国民党不愿放弃其一党治国之观念，有以使然”[7]。2月，美国罗斯福总统也曾托特使居里带口信给蒋介石，“深盼其能排除异见，为抗日战争之共同目标而加紧其团结”[8]。为此，3月8日，蒋介石在参政会上演说时，也不得不故作姿态，表示“决不忍再见所谓‘剿共’的军事，更不忍以后再闻有此种‘剿共’之不祥名词，留于中国历史之中”，保证“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9] 。

注释：

[1][2] 宋庆龄：《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1—322页，第323页。

[3][4]斯特朗：《我的六次中国之行》，载《新闻战士》1985年第四期。

[5]《蒋介石日记》1941年2月22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6][日]矶野富士子：《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吴心伯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4—75页。   

[7]解放军出版社：《新四军·参考资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44页。

[8]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台湾）“中央”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542—544页。

[9]《皖南事变》编委会编《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51页。■

（责任编辑 陈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