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营救母亲和给自己寻个退路，周佛海千方百计地想与戴笠联系。他也知道，投靠汪精卫已经让蒋介石雷霆震怒了，何况自己也破坏了军统在上海、南京的秘密机关，杀害了不少军统人员，把戴笠得罪苦了。正当周佛海惶惶不可终日时，峰回路转，突然间，契机来了。

他手底下有程克祥和彭寿这两个人，突然被李士群的“76号”机构抓了，并且招供出是戴笠的卧底。周佛海得知后，就以自己的地位，把这两个人保出来。他对程克祥、彭寿说，你们回重庆一趟，带封信给戴老板。信的内容主要表示要悔悟前非，愿意立功赎罪，听候驱策。

程克祥等回重庆后，受到戴笠的接见。戴笠表示：“只要周佛海确能立功赎罪，领袖对他是可以宽大的。你仍回南京，担任京沪区长，我派译电员、报务员各一人，随带报机密本，跟你同去，先在南京建立电台，与重庆通报，然后将周佛海的情况，随时报告。”戴笠还给周佛海起了“蒋信”等名作为代号。程克祥、彭寿还专程去了息烽监狱探望周母。

回到南京后，程克祥带回了一封戴笠写给周佛海的亲笔信，信中允许他改过自新，为抗日政府服务，而且对他的工作作出几项指示，例如建立秘密电台经常联系、提供情报等等。另外还带回一部归军统局特别使用的电台。

对重庆军统来说，最大的威胁是李士群的“76号”机构。不久，程克祥的电台传来了戴老板的绝密指示：“李逆士群甘助日寇为虐，迭次残害我地下工作人员，着即周佛海、罗君强诸兄等商定办法，迅即回报。”

经周佛海与日本宪兵司令密谋，由日本宪兵队高级特工冈村中佐奉命于1943年9月4日以缓和李士群与熊剑东之间的矛盾为由，约李士群到上海外白渡桥百老汇大厦七楼的房间谈话，趁机在李士群的食品里下毒。那是一种从患霍乱的老鼠体内培养出来的病毒，但要等36个小时后才会发作，且无药可治。李士群第二天返回苏州伪省府，外表看起来与正常人无异。但到第三天，病情暴发，且药石罔效。第五天，李已是皮包骨头，张口瞪目而死。周佛海为军统立了大功。

周佛海在抗战后期再次成为两面人。尤其是，自从1944年汪精卫病死之后，他表面上担任汪伪政权的二把手，实际上已成为重庆政府和军统的卧底，多次把日军的情报提供给重庆方面。

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日本战败。

因为有戴笠的担保，1945年9月30日清晨，周佛海与丁默等五人，在上海引翔港机场登上飞机，飞往重庆，去向蒋介石“投案自首”，当面谢罪。

当飞机降落在重庆白市驿机场后，戴笠这才告诉周佛海：“委座去西昌了，过几天才能回来，你安心等几天吧。如果寂寞，过两天我把嫂夫人接过来。”

几天后，周妻杨淑慧携儿子周幼海也于10月4日乘专机来渝，与周佛海一同住进歌乐山松林坡的白公馆，此处原是四川军阀白驹的一处房宅，别号“香山别墅”。

周佛海虽然没能如愿以偿地见到蒋介石当面谢罪，但是在全国舆论都在要求惩办汉奸的形势下，躲在世外桃源之中，被“待之如上宾”，每顿饭六菜一汤，一家人在异乡团圆，倒也其乐融融。

某天，杨淑慧提出要回上海，被军统特务阻止。周佛海这才知道自己的老婆和儿子已成为人质，暗暗叫苦，但一想到只要戴笠在，就不会有大问题。他把自己的后半生全押在戴笠的身上。

1946年3月的一天，周佛海在阅读《中央日报》时，一则消息让他心惊肉跳：“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戴笠，于本月十七日自青岛飞京途中，失事殉职。”

他在日记中写道：“……三月中旬忽阅报，谓雨农坠机身死，为之忧虑不止。盖余之身家性命，渠曾立誓保护，今如此，则前途殊可隐忧也……雨农死，我也完了！”

果然，1946年9月16日，周佛海等就被押回南京，关进宁海路19号看守所。

南京受审定罪

10月上旬，首都高等法院以汉奸罪起诉了周佛海。罪名为“通谋敌国，危害本国”。周佛海对所犯罪行逐一进行了书面答辩，并请来著名的大律师章士钊作为自己的辩护人。

1946年11月2日，南京的首都高等法院在朝天宫公开审判周佛海。这天上午9时20分，周佛海在法警的押解下到达法庭，此时已是人声嘈杂、万头攒动，里里外外挤满了旁听者，现场约有一万余人。检察官宣读起诉书，宣布周佛海事实与犯罪证据如下：一、背叛中枢，破坏全面抗战。二、秘密媾和，共同组织伪国民政府。三、总揽经济大权，滥发纸币，扰乱金融。四、总揽军政大权；签订卖国条约，允许日本在蒙疆、华北驻兵，承认伪满洲国，破坏我国领土完整等。最后，检察官说：“总之，被告各种辩述均属狡辩，希图免于刑罚，然危国殃民罪甚重大，应请依法判决。”

庭审中，周佛海不但以种种理由辩称自己无罪，甚至还遮丑表功，说自己协助抗战，有六大功劳。接着，著名大律师章士钊站起来进行辩护。他强调被告是主动自首和协助抗战的，并列举种种证据，要求法庭减轻周佛海汉奸罪行，予以宽大。

11月7日下午，首都高等法院在南京朝天宫对周佛海汉奸案进行判决。审判长宣布：周佛海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

周佛海对法院判决表示不服，要进行上诉。

杨淑慧也向最高法院进行申请，要求复判。同时她也到处托人，找关系。她找到党政军要人陈布雷、顾祝同、陈立夫、吴鼎昌、谢冠生等，希望他们向蒋介石说情，改判死刑为无期或有期徒刑。

案件出现转机。这能不能救周佛海的命呢？

机关算尽，难逃一死

庭审后某天，国民党立法委员马晓军的老婆告诉杨淑慧：她认识蒋介石之外宠吴小姐，她已代求吴小姐向蒋介石请求为周佛海减刑，吴小姐已答应，但要活动费大黄鱼二十条。什么是大黄鱼？这是指十两一根的金条。另外还要写两件呈文，由杨淑慧署名，一交国民政府文官处；一交军统局转呈蒋主席。写完呈文之后，杨淑慧被告知，在家静听好消息。

几天后，马太太兴冲冲来见杨淑慧说：“事情全办妥了，蒋主席已将呈文批复交最高法院院长予以减刑。如果佛兄希望特赦，需要另写呈文，不过……”她卖个关子。

“不过什么?快说啊?”杨淑慧急不可耐。

马太太说：“对方还要再加十条大黄鱼，将来如财产发还，要由吴小姐支配，只能还给你们一半。”

杨淑慧连夜坐车赶往上海，拿出多年压箱底的细软，又把将来作为女儿嫁妆的首饰卖掉，并向各亲友告贷，总共凑成大黄鱼三十条，另写一要求特赦的呈文，赶回南京交给马晓军，并预付大黄鱼十五条。

两天后，马晓军夫妇面告杨淑慧：“呈文和黄鱼已交二太子蒋纬国。”

杨淑慧奇怪：“怎么会托到二太子那儿?”

马晓军诡谲一笑：“纬国与石静宜结婚，就是吴小姐做的大媒；而且吴小姐的爱女就与纬国夫妇共住一处，不过嘛……二太子也要大黄鱼十条。”

杨淑慧狠狠心，再次拿出金条，如数交给马晓军。

12月28日，马晓军告诉杨淑慧：“吴小姐从上海打来电话，说佛兄的大赦令还有四天，也就是元旦会公布，并要我转告嫂夫人，为佛兄安排住处。”

杨淑慧焦急地说：“西流湾和上海路两处房子都被法院查封了。我现在寄住在熟人家里，我这就去租房子。”

马晓军摇摇手：“不必如此，不必如此。佛兄大赦明令发表，法院还不得把西流湾的公馆还给你们？”

元旦到了，杨淑慧一大早就去老虎桥监狱等候接人。周佛海刮了胡子，换上新衣服，在日记中说：“有人来谓今日已颁大赦令，我辈在减刑之列，群情欣然。” 兴奋之情，跃然纸上。

究竟有没有这件事呢？等着看报纸吧！

狱卒终于送来报纸。周佛海迫不及待地抢到手，从头到尾看了几遍，竟没有一个大赦的字样。日记中又出现如下文字：“……希望数月，一旦冷水浇头也。”

杨淑慧也懊恼万分，费了大劲、花了大钱，落得个鸡飞蛋打。她要找马晓军算账。

不料，马晓军亲自前来探监，安慰周佛海，说：“佛兄，原来说元旦要特赦，刚才吴小姐特来电话，要我转告你，元旦来不及了，因为呈文必须交司法院走个程序，来往约需十余日。不差这几天。”他对杨淑慧说：“大黄鱼还要四条！”

杨淑慧差点给马晓军跪下：“马先生，行行好，我实在拿不出来了。”

马晓军说：“谁不知周先生当过中央储备银行行长与财政部长?有的是大黄鱼，公平交易，拿钱换命，晚了我可不负责任。”他补充说：“我连条小黄鱼也没得，这都是打发文官处承办各员的。”

杨淑慧交出了最后的四根金条，三十条大黄鱼只剩下一条了。周佛海在日记中心疼不已地写道：“淑以功亏一篑与之。千辛万苦筹集之叁拾条，仅余一条矣。”

1月20日，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判决公布：“申请人杨淑慧因被告汉奸案件对于首都高等法院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七日判决申请复判，本院判决如下：被告周佛海原判决核准。”

周佛海听完呆若木鸡，杨淑慧暴跳如雷，打上马府，拉着马晓军大骂：“姓马的，骗到老娘头上！走，我们去国民政府大门口说理去！”

马晓军哭丧着脸：“这不怨我，都是军统局局长毛人凤的老婆向影心让干的。”

杨淑慧柳眉倒竖：“你去告诉毛人凤那个王八蛋，不把老娘的大黄鱼乖乖交回来，我非拼个鱼死网破！”

毛人凤两口子也害怕事情闹大，于是托人转告杨淑慧：不必声张。保证金条都退还。最终，上海方面二十条退回十六条，南京方面马晓军索要的九条，实际仅退回一条。杨淑慧共被骗十二条！

陈立夫、陈果夫在最高法院复判周佛海死刑后，联名给蒋介石呈文，要求予以减刑。

2月2日，蒋介石令秘书致代电司法行政部：“关于汉奸周佛海判处死刑一案，查该犯早经自首，虽未明令允准，惟在三十四年六月十九日戴故局长笠呈请前来时，曾令其奉谕转告该犯，如于盟军在江浙沿海登陆时能响应反正，或在敌寇投降后能确保京沪杭一带秩序，不使人民涂炭，则准予戴罪图功，以观后效。”

司法行政部部长将蒋介石代电转达首都高等法院院长与首席检察官，嘱其核办，高法院长和检察官不敢怠慢，决定予之减刑。3月27日，国民政府明令给周佛海减刑，改为无期徒刑。

周佛海总算保住一条性命。但他没想到，自己没过一年就死了。原来，在周佛海押赴南京期间，受到极度惊吓，心脏承受不了巨大的压力。虽然蒋介石特赦了周佛海，一条命算保住了，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老天爷没有饶恕他。就在他被特赦将近一年时， 1948年2月初，心脏病复发。2月28日，他死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中，终年5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