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前后，为应对严峻复杂的外部形势，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北线统战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了在北线停止内战的战略目标，解除了中共中央卧榻之侧的危险，稳定了西北根据地的北方战线，为红军东征和西征解除了后顾之忧。在中共中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北线统战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功不可没。对于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前后的北线统战，作者披沙拣金，耗时十年，将积累的有关史料汇集成文。继2018年第11期之后，本期刊发其中的第二部分，讲述赵通儒与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的三次谈判。

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进驻瓦窑堡后的第三天，就发布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愿意同“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不久，中共中央就把赵通儒从陕北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兼国民经济委员会主任的岗位上调出，调到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任命为北路工作处处长，负责北线的统战工作。1936年1月26日（农历正月初三），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新成立了外交部，主席博古兼任部长[1]。外交部下设南线、北线两个部门，李克农任南线主任，赵通儒任北线主任。

赵通儒与八十四师有着极深的历史渊源。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是陕北定边人，原是井岳秀部下连长，1920年因反井失败离开陕北，其势力后来在华北逐渐成长壮大。八十四师的高级干部大多是陕西人。20世纪30年代初，八十四师曾驻防北平周边。1930—1935年春，赵通儒作为中共陕北特委驻北平特派员，担负着联系陕北与北方局的重要使命。他的公开身份是国立北平大学俄文法学院的大学生，与平津一带的陕北人有着密切联系，自然，和同为陕北籍军事实力人物的高桂滋也有往来。1932年秋，陕北鼠疫横行，死人无数。为了救济难民，赵通儒等筹划在北平的陕北人中进行募捐。其时，陕北土皇帝、八十六师师长井岳秀正好也在北平。在赵通儒筹划下，由高桂滋出资，在中山公园摆了西餐，宴请井岳秀。席间，高桂滋请井也给鼠疫救济会捐钱，井岳秀却一口回绝了，这更加深了井、高之间的矛盾[2]。1933年春，八十四师在冀东参加长城抗战时，赵通儒也到过部队，参与过一些活动。1934年底，八十四师被蒋介石调回陕北“剿共”，与井岳秀发生了尖锐的利益冲突。井岳秀花了5000大洋，收买北平何应钦的军分会和黄郛的政治整理会，组成参谋团，到陕北打压和掣肘高桂滋。赵通儒在北平获知这个消息后，立刻写信通知了高桂滋。高桂滋接信后，给赵通儒亲笔复信，要他回陕北来，联合反井[3]。1935年3月，赵通儒奉中共中央北方代表指示，从平津返回陕北，传达中央关于把土地革命与抗日运动结合起来的精神。走到汾阳时，与毛侃带领的参谋团不期而遇。参谋团看他是八十四师副官，就保护他公开回到了绥德。当时，正值蒋介石组织陕甘宁晋绥五省军阀对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严密封锁根据地。北方局先后派了几批交通回陕北，都过不了封锁线，最后才把赵通儒派回来。

后来，敌人知道赵通儒的真实身份是陕北共产党的大人物后，深感震惊。这甚至惊动了蒋介石本人。1935年11月21日，蒋介石、张学良给东北军五十一军致电称：“据报，安定望瑶堡近成立伪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系赵仰普。赵为北大学生，新自北平来，沿途以考察陕北匪情为名，要求驻军护送，迄未发觉，等情。查赤匪惯用此等欺骗手段，各地驻军长官易为蒙蔽，希饬所属注意为要。等因。当令各部队饬属一体注意。”[4]

此时，正是中央调赵通儒去搞北线统战的前后。他一接到命令，立即来到西北军委驻地，找到刚从监狱中获释、时任中共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副主任的刘志丹。两位老战友相见，四目相望，无限感慨尽在不言中。赵通儒把介绍信递过去，刘志丹接过来一看，一句话没说，就拿出一支二十响驳壳枪—这在当时是刘志丹手里最好的武器—递给赵通儒，又给他配了一匹马。赵通儒接过枪，也是一句话没说，立刻出发，到绥德西川去了。这是赵通儒第一次代表中央与高桂滋的八十四师谈判，谈判地点在周家硷镇李银家沟。赵通儒对这个地方很熟悉。1929年春，中共陕北特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就在这里召开，赵通儒是会议的主要筹备人，会址就是他选定的。这次，他只身一人，带着几位老百姓，与八十四师一个营武装相对，进行谈判。这次李银家沟谈判，目前还没有见到更详细的资料，除赵通儒遗文中几次提及外，一些陕北方志中也只有零星记载。

1935年11月25日，赵通儒再次与八十四师代表进行了谈判。这次谈判地点选择在清涧西川老君殿的苗家沟山寨子下。八十四师谈判代表是马文生，职务为师部中校秘书。马文生是延川人，也曾就读于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比赵通儒高一年级，并且与赵是前后任的北平延安会馆馆长，关系十分密切。马文生未及毕业即被高桂滋网罗，担任了高的秘书。前一天，马文生奉高桂滋命秘密来到老君殿，赵通儒派人把他接出来。两人相见，相谈一天。马文生表示：“红军如果攻击国民党的部队，我们绝不帮助。愿意参加革命，不愿打内战。”赵通儒说：“红军同意把八十四师编为一个军，高先生任军长。希望高先生早日公开起义，参加抗日反井。”马文生说：“八十四师在山西平遥存有许多武器弹药。等把这些武器弹药运回来，才能公开。”谈到最后，双方先行签订了《八十四师、陕北临时省苏维埃政府代表第一种协约》，共8条400余字，内容是针对双方谈判代表的安全而制定的，签订时间是1935年11月25日。《协约》全文如下：

一、双方代表会见地点，由代表彼此商定后，各按时到达会谈地点，不得借故推延，致误要公。

二、双方代表会议时，双方武装部队不得驻于五里附近，以免发生意外误会。

三、双方代表，互相向所代表机关保证该对方代表在管辖区域内往来之自由及生命安全、言论自由。

四、双方代表会见前，不论驻于何方区域，该地一切武装部队皆须负责保护，倘有侵害该代表言行住止自由者，则该方代表须负完全责任。

五、双方代表会见前，必须互将所带随从人数及有无武装通知明白，以释疑虑或发生误会。

六、无论双方交涉演至何种地步，一切往来送信之人及双方代表或随从人员，任何一方，不得以非礼行为对待。

七、为双方意见容易传达及传达迅速计，双方各专指定左列人员负责，倘有迟误等情，则由该负责人员担负应处纪律。

1.八十四师传信人员；

2.省苏维埃传信人员；

八、必要时，双方代表可直接派人传达信件，传达人必须受对方公平待遇及保护。

陆军第八十四师全权代表

陕北临时省苏维埃政府代表

1935年11月25日订[5]

签订《协约》后，接着才签订了《协商草约》，由双方代表带回，交各自上级批准。

这份协议名为《陆军第八十四师、陕西临时省苏维埃政府全权代表第一次会议协商草约》，时间为“1935年11月某日”。全文共1400余字，分3条26款，第一条为“反日”，第二条为“反井”，第三条共26款，其中涉及八十四师的20款，中心内容是停止进攻红军，时机成熟后，公开通电全国“反日反井”；涉及我方的6款，核心内容是在军事、物质上帮助八十四师，优待官兵、家属，在公开“反日反井”时，由我中央政府任命八十四师师长为红军军长。这份《协商草约》全文如下：

一、双方自主要负责人至所领导之每个中国同胞，咸认为日本帝国主义以独占中国领土，灭亡中国民族，称霸东亚为其出路。我中华民族处于不为日本并吞即为列强瓜分之危急地位。凡我华人，皆当同愤敌忾，共救国家民族之难。故由双方代表之接洽，一致承认“日本帝国主义为我全中华同胞之公敌”，誓同反日。谁不反日，谁即为日人走狗。吾人为彻底反日工作，并反对一切不反日或与日妥协之一切汉奸。

二、双方复认为，井岳秀盘踞陕北廿余年，不事建树，搜刮民脂，甚于盗贼，纵兵殃民，罪恶难赦，为陕北全体人民之蟊贼，誓共锄之。谁不锄井，谁为井类。吾人为陕西父老兄弟除害，誓不与井共天地。

三、双方为使上列意见不落空套，立即见于实行计：

（甲）陆军八十四师方面：

1.对苏区及红军完全停止进攻军事及一切劳民无用之军事建筑工事，并领导所驻防地内之民团、便衣队亦同样出此行为。

2.对于人民，不论其为苏区者或非苏区者，在驻防地内，听其有“言论、结社、集会”之自由，不得藉口干涉，对于“反日团体”须特别保护。

3.释放一切政治犯、嫌疑犯，且自此以后再不得以“嫌疑”、“政治犯”等拘捕人民。

4.所属部队之驻防区域内，一切米麦柴炭，由卖者索价，公平现金交易，不得有掳粮焚烧民房，掳拆门窗等行为。

5.于ＸＸ日内将陕北以外所存军械用品一律运回。

6.派ＸＸＸ为驻苏区全权代表，商议一切往来公事。

7.在所部士兵民团及所驻防地点内协同苏方ＸＸＸ同志等组织“反日会”，专门布置反日工作。

8.向所交往之一切白军官兵间发起“反日会”组织，“不分种族（汉满蒙回），不分性别，不分党籍，不分宗教，联合全中国同胞，一致反日”。

9.于ＸＸ日内星夜布置“反井”工作。

10.在发动反井工作时须武装一切反井之陕北人民，以补兵力之薄弱。

11.在反井反日工作未完全公开时代，须为省苏代购一切办公用品，如医药、印刷机具、文具，及一切建设苏区之机器。

12.在“反井”“反日”工作开始，或相当时期，八十四师为一切“反日反井”工作方便计，对于甘为汉奸，为井所贿买之“参谋团”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对待之。

13.自互订协约之日起，须将一切“井岳秀及其他方面反红军、反苏维埃”之政治军事消息及工作计划、布置等，经常传达苏维埃政府代表。

14.自互派代表之日期，应秘密将一切愿到苏区往来或居住营业之人，妥为护送，至交省苏代表，可以保其安全。

15.每日、每夜白军及参谋团之口令暗号，须为传知苏维埃代表。

16.在“反日”“反井”军事行动中，须与红军取同样行动，不得私自缩前退后，致误军机。

17.“反井”军事行动计划，由双方代表另订专约。

18.在未公开“反井”“反日”之前，在军用品方面为红军酌助若干。

19.在“反井”“反日”之相当时期必须公开通电全国“反日”“反井”。

20.关于一切工作布置与计划，由双方代表详密协议后，坚决执行。并由代表等临时视必要时互相审议。

（乙）省苏维埃方面：

1.在八十四师“反日”“反井”时，在军事上、物质上必要予以足够需用之帮助。

2.在八十四师“反日”“反井”时，其所部军官士兵，苏维埃政府一律予以优待。

3.自本协约签字之日起，省苏将苏区所有八十四师官兵家属予以格外优待。

4.省苏维埃派ＸＸＸ为驻八十四师代表，担任传达一切意见之责。

5.在八十四师公开“反日”“反井”时，省苏须报告苏维埃中央政府，任命八十四师师长为ＸＸＸ。

6.在八十四师公开“反日”“反井”之日起，省苏须通令所属，传达全国各苏，一律不得以“白军”目八十四师全体人员，且须在实际方面，予以种种优待。

八十四师代表

省苏代表

1935年11月ＸＸ日 订[6]

协议签订后，赵通儒连夜离开苗家沟，第二天就返回瓦窑堡，向张闻天总书记详细汇报了谈判情况。张闻天看了协议，非常高兴，当即给正在前线指挥直罗战役的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致电，通报了这一令人振奋的好消息。电报说：“同高桂滋谈判已有初步成绩。协定草约已由双方代表同意后送上级批准。”[7]11月28日，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明确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这次谈判，两名当事人后来都有回忆。赵通儒遗文中不止一次提到此事，马文生则在两篇文章中都谈到此事。

1963年，马文生在《1934年高桂滋部由洛阳到陕北的前因后果》中，详细回忆了这次谈判的经过：

高桂滋在这样情况下从妄想收编红军，一变而为拉拢红军，看风使舵。正在这时，有马志明是我本家侄子，来绥德住了不久，先谈要找事，后说要去瓦窑堡，我即乘机向高将当时局势予以分析，认为青年人思想绝不是压力所能制止。高对我表示他决不阻止革命，不伤害青年。于是我即将马志明要去瓦窑堡志愿大胆地说明，高当时不假思索地说：“要去，让他去。”我又说“要去不得出境”，高即写了一个纸条，给老君殿驻兵营长张幼兰[8]说马志明放行出境。马志明去后不到五天，赵仰普给我来信说：“马志明安全到达，最好你也能来一趟共商大事。”我将此信密交高看，高对我说，借此机会，你能去用同乡名义联系，我们不要互相对立，赵说共商大事可以研究。我和高决定后即去信给赵约期见面。我记得是1935年12月24日，我于23日随张幼兰营长先到老君殿寨子上，当时下午写信送去，晚10时赵仰普给我来信说，派苗树桐老乡来接。当时我见苗时问，在什么地方？苗只说不远。次日早四、五时下寨子，天初晓时能看清路。我随苗树桐走了约十五里，到达苗家沟，赵来迎接。赵与我是北京法学院同学，他是俄文系，我是政治系，我比他高一年级。过去既是同乡又是同学，在京时乡友间无话不说，无事不谈，今日虽各站一端，思想上还是比较接近的。在苗家沟，从早到晚商量研究了一个整天，关于政治军事，以及俘虏和家属等等问题。

共商的结果：

1.彼此表面对立，暗中互不侵犯，小冲突允许，以障耳目，免得外人疑惑。

2.红军方面先进攻八十六师井岳秀守区，我们军队不援。

3.红军所急需物资我们尽可能暗中支援。

4.红军在杨家园子、折家坪所虏高部家属即行放回。

5.拥高桂滋为红廿六军军长，暂时守秘密，到适当时再公开合作。

6.彼此约定密电本及以后随时暗中联系的方法等等。

商定之后，当晚我住苗家沟，赵有会议先行，仍指定苗送我回老君殿。25日天未亮，苗备毛驴一头，送我到老君殿时，一般人还未起床，在寨子上吃早饭后遂即动身，当日回到绥德，将联系共商事项经过密告于高，并将约好电本面交。高急电北京，给赵仰普先配近视镜一副。我在绥德街上买到墨水铅笔各十打，白纸十刀，交约定的地下工作人员转去[9]。

1968年12月14日，马文生在《我所知道八十四师高桂滋部的前后经过》中，再次提到这次谈判：

就在这时，我将马志明由北京来绥德去边区之意乘机向高说明，高对我说：“我决不阻止青年人革命，谁愿去哪里，我不伤害，马志明要去就让他去。”我又将防区严密无凭不可通行，高不假思索即亲笔写一纸条与老君殿张幼兰营长，着其将马志明放行出境。我将这纸条密交马志明后，过了几天，赵仰普来信说马志明已经安全到达，要我会见共商大事等语。当时我将此信密交高，看后即决定我去苗家沟联系（会谈经过及来往时间已经写过不再重述）[10]。

时任八十四师二五一旅旅长高建白也回忆过此事。1964年，他在《国民党第八十四师围剿陕北红军纪实》中写到：

1935年12月24日，高先生派马文生秘书与党中央所派代表赵仰普相会于苗家沟。先一天马秘书秘密到老君殿，赵仰普派苗树桐来接。赵、马两人原来是相熟的好友，相谈一天，马表示：“红军如果攻击国民党的部队，我们绝对不帮助，愿意参加革命，不愿打内战。”赵说：“为高编军，希早公开。”马说：“我们在山西平遥尚有许多武器弹药，候得东西运回，才能公开。”[11]⑪

关于这次苗家沟谈判的时间，几种史料的说法有所不同，协议上明确写的是11月25日，赵通儒回忆中没有具体日期，马文生与高建白回忆的则是12月24日。实际上，12月下旬的谈判是第三次谈判，也是赵通儒与马文生之间的第二次谈判。

1935年12月8日，周恩来从前线回到瓦窑堡。12月13日，毛泽东从前线回到瓦窑堡。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4名常委及政治局委员们齐聚瓦窑堡，研究制定了一系列影响全局的政策，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统一战线工作。此时，中共在南线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之间尚未建立起有效的联系，更没有实际的成果。统一战线的方向只有北线的八十四师，实际的成果也只有这份尚待批准的《协约》。因此，中共中央对这份《协约》高度重视，集体研究同意后，第三次派赵通儒出去谈判。这次，他带着延川人马志明，即马文生的本家侄子，也是陕北旅京的大学生，党的关系一直在赵通儒手里。这次谈判地点改在绥德西川苗家坪南丰寨。对南丰寨，赵通儒更为熟悉。1928年春，中共陕北各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就在这里召开，正式成立了中共陕北特委。赵通儒正是这次会议的主要筹备者和真正的主导者。12月24日，赵通儒与马文生再次相见，双方一致同意了《协约》。

赵通儒与马文生在南丰寨举行第三次会谈时，中共党史上著名的瓦窑堡会议，正在紧张进行之中。会议着重讨论了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决议及毛泽东的报告，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在党的政治路线确立后的第一时间，就得到了北线统战取得成果的好消息，党中央卧榻之侧的危机有望得以解除，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的喜悦之情可想而知。

赵通儒从南丰寨回来后，因肩负职责太多，工作太忙，实在抽不出身去给毛泽东当面汇报，只好派马志明去汇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非常高兴，随即以“中国抗日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给高桂滋写了一封亲笔信，赞扬了他的爱国热情，同时提出了作为双方谈判的八项要求：

一、两军各守原防，互不相犯。

二、抗日讨卖国贼大计，从长计议，务出尽善，并使贵军处于安全地位，有任何卖国贼加贵军以危害者，敝方愿以实力共击之。

三、在贵军尚未至能取公开行动之时机，敝方愿将双方关系及一切信使往还保守绝对秘密。

四、贵军未至公开行动之时机，当敝方攻击卖国贼军队（如井岳秀）时，务望采取消极态度，即对敝方之敌不作任何援助举动。

五、清涧贵部粮袜柴火，既属友军，自当尽力接济。但请阁下对敝方所需之物（如西药、布匹等）亦量为接济。

六、互派代表在共同基础上订立初步的抗日讨卖国贼协定。

七、互相建立最机密之通讯联络（交换密码）。

八、保证双方代表及来往人员之安全。

这封信后来收入《毛泽东书信选集》，是该书中毛泽东到陕北后的第一封信，但没有确切时间，只笼统地写成1936年。根据马志明牺牲于1936年2月10日前后推断，这封信不可能晚于这个时间，应该是1936年初。

1936年1月19日，毛泽东致电前线的彭德怀，高兴地告诉他：“近与高桂滋谈判合作问题，有成功希望。”[12]⑫

后来，由于形势的发展与变化，八十四师虽然没有走到“通电起义公开参加红军”的地步，停止内战则完全实现了，从而稳定了西北根据地的北部战线，为红军东征和西征解除了后顾之忧。直到抗战爆发后八十四师离开陕北，再未与红军发生战争。

与八十四师统战关系建立后，赵通儒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外交部方面，与八十四师保持联系的任务则交给了二弟赵仰轨和马志明等。1936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十八）前后，赵仰轨与马志明第三次被周恩来副主席派赴绥德三皇峁一带工作。当时，红军与八十四师的往来关系是极端秘密的，不可能让八十四师部下都知道。此时，驻防三皇峁的八十四师部队是并不知情的刘文卿营。由于叛徒出卖，刘文卿抓捕了赵仰轨、马志明及当地6位农民同志，一齐枪杀了。赵仰轨的灵柩，通过统战关系运回瓦窑堡后，由周副主席亲笔批示，以红军干部的礼仪，安葬在龙虎山麓，并立了一个由张云逸参谋长题字的纪念碑。1936年6月，中共中央撤出瓦窑堡后，赵仰轨的墓碑和刘志丹烈士的墓碑，都被敌人破坏了[13]。⑬

1936年2月下旬，红军东征后，北线统战发展到巩固已有成果、维持停战局面的新阶段。5月20日，赵通儒被调到陕甘宁省委工作，和省委书记李富春一起从瓦窑堡出发，随军西征，他所肩负的北线统战的历史使命宣告结束。

随着形势的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心逐渐转到南线方向。我党与东北军、十七路军的统战关系不断发展，与国民党中央也开始了多渠道的接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建立起来，并不断得到巩固，最终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推动中国历史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注释：

[1]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6页。

[2][3]《赵通儒书信选（六）》，载《延安文学》2014年第5期。

[4]《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陕西部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第274页。

[5][6]这两个协议的手抄稿，现收藏于陕西省档案馆。

[7]《张闻天文集》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

[8]张幼兰：即张廷芝，字幼兰，保安县洛河川金佛坪（今属吴起县）人，陕北惯匪，共产党在陕北最凶恶的敌人之一。1934年冬，八十四师调到陕北后，将张庭芝部收编为骑兵营。

[9][10]《陕西文史资料精编》第九卷·中册，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46—647页，第616页。

[11]《陕西文史资料》第20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3页。

[1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506页。

[13]赵通儒：《家史材料选录》，载《延安文学》2018年第3期。■

（作者为陕西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 刘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