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中会成立后，会员准备有朝一日参加起义，借谛文的学校寻真学院（Mills Institute）的操场进行军事操练。聘请一曾任中国南洋练兵教习队长的丹麦人来做教练。参加者有郑金、郑照兄弟、许直臣、陆灿、叶桂芳等人。钟工宇在自传中说：‘一开始有四十人参加练兵活动，但是那个丹麦教练太严格了，人们一个个退出，后来没剩几个人。这就是中国人说的虎头蛇尾。’”[1]从这段叙述可以了解到，在1894年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就有举办军事训练班和培养军事人才的实践。虽然由于各种原因，当时的军事训练班并没有坚持下去，但证明孙中山在革命的早期就有训练革命军事人才的设想，并进行了积极的实践。

一

1896年，孙中山游历欧洲途经伦敦时，与来自美国的咸马里上校建立了深厚友情。孙中山向咸马里提出训练军队的设想并希望能得到其帮助，咸马里回答说：“不必等到你当上中国总统，在那以前你就会需要我。没有军队，你既不能建立、也无法维持一个政权。我确信，中国人经过适当的训练就可以组成出色的军队。”[2]而据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及《革命逸史》中记述：1903年，因清政府指令驻日公使蔡钧设法禁止自费留日学生学习陆军，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友人的帮助下，创办青山革命军事学校，使有志之士可以学习军事[3]。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重新创办“军事浩然社”，聘请日本人为教官，训练学生百余人，蒋介石就曾是那里的学生[4]。由此来看，创办黄埔军校之前，孙中山在组建军校、训练革命军队方面的思想日益成熟，只是早期的各种实践因条件不成熟都如昙花一现。直到后来广州成为革命根据地，在苏俄、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帮助下计划改组国民党，主张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军校才有了现实条件。

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作演讲，主要讲了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军人的精神教育；第二是军人精神中之智；第三是军人精神中之仁；第四是军人精神中之勇；第五是军人精神中之决心。他强调：“今日之革命，与古代之革命不同，过去之革命为帝王革命，今之革命，则为人民革命”，今之军人必须“具有特殊之精神，造成革命军人，方能出国家于危险”，才能完成“救国救民之责任也”，也只有这种军人，才能“防御外患，保卫国家”[5]。由于桂林北伐受阻，孙中山回到广州欲再度北伐，其间，他有联络张作霖、段祺瑞建立军事合作直捣吴佩孚直系军队的计划，却未能如愿实行；也有将失业工人改为工兵，以及征集爱国之士、编制国军的打算，但终究无法实现；再加上军队不多、武器、训练不良，尤其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更感到迫切需要一支忠于国民党、忠于他、忠于三民主义的军队。

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列宁领导的革命队伍在其中的作用，给了孙中山很大的启迪。1921年12月，孙中山在《军人精神教育》中讲道：苏俄军人有主义，有目的，所以能与工农联合而造成新国家，相信“吾国今日之军人，倘亦具有主义及目的，决心改造新中国，其效果必然在俄国之上。”“革命事业的完成，需要革命精神，这种革命精神即为军人精神。”[6]

1921年初，马林接替共产国际特使维经斯基，他在中国工作生活两年主要奔走于国共两党领导层之间，广泛宣传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同年12月10日，他由上海经武汉、长沙到桂林会见孙中山[7]。经陈独秀同意，中共派张太雷以马林翻译的身份随行。23日到达桂林后，马林与孙中山进行3次长谈，表明苏俄承认孙中山的南方政府，以及与孙中山结成联盟的态度[8]，并向孙中山提出改组国民党、建立军官学校等建议[9]。这与孙中山多年的设想不谋而合，孙中山随即提出请中国共产党及列宁帮助建立一所军校。

1922年8月14日，挥师北伐失利后，孙中山从广州经香港抵达上海。马林作为越飞（时任苏联驻华全权代表）的代表在这段时间也抵达上海，与孙中山就国共合作、苏俄支持孙中山统一中国，以及军事合作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会谈。基于会谈内容，8月30日，孙中山致函蒋介石，命蒋速来上海筹措[10]。而此时，对会谈关于军事的具体化，基于联络各地军阀力量与吴佩孚、陈炯明军事力量摊牌的需要，又由于改组国民党已迫在眉捷，孙中山对于建军一事无暇顾及，更强调党务工作的重要。1923年1月2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上讲到以后工作要分政治、军事、党务进行，他说“我们的政治进行，现有许多人在北京，还有许多人散在各省，分头担任。我们党里的军人，就多在南方活动。现在本党修改新章，就要觅一班人来担任党务进行。”“政治进行是靠不住的，随时可以失败。军事进行，现在也有了多年，靠着他来改造国家，还说不定成功与否。所以，政、军两种进行，成败都未可必。只有党务进行，是确有把握的，有胜无败的。”[11]这种偏重“党务进行”，而不重视“军事进行”的思想，实践证明是不可取的、没有军事武装作后盾便无法在政治上强硬，一切救国救民的主张都将成为空谈。

二

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发表《和平宣言》，提议直系、奉系、皖系、西南护法各省军阀“互相提携，互相了解，开诚布公，使卒归一致，而皆以守法奉公引为天职”[12]，呼吁各派裁兵、化兵为工，共同以国家建设为重。宣言发表后，并没能得到各方的响应，孙中山长期以来寄希望于利用各地军阀现存的力量来为自己的政治服务的想法受到沉重的打击。事实上，孙中山护国、护法及第一次北伐受挫的真正原因也正是不重视“军事进行”。

1923年1月13日，越飞给俄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写信：“孙逸仙的党，即国民党以及他本人，在我们的思想影响下，近几个月有很大的改变，他承认了我曾多次劝说他的东西，必须采取更积极的泛中国的政策，光靠军事手段不可能实现中国的变革，即实现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民族统一。”“通过政治的、外交的途经影响中国的政策，而不是单纯地使用军事手段。”[13]可见，这时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反对孙中山使用武力解决中国问题，共产国际还异想天开劝说孙中山与吴佩孚真诚合作来解决中国问题。苏俄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南北军阀不同的背景在当时的局势下，不可能和平统一。

孙中山没有完全听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劝说，没有完全放弃军事斗争的打算。他当时有两套军事计划：一套是立即行动的计划，另一套是在第一套计划失败后采取的[14]。第一套计划首先打算彻底消灭陈炯明，计划成功之后，派自己的军队及效忠于自己的湖南省和四川省军队向吴佩孚掌控的洛阳和汉口进攻。第二套计划，即通过广西、山西等省，将孙中山拥有的10万军队转移到蒙古边境地区，在新疆、库伦与苏俄可以直接接触的地方驻扎下来。这支军队由苏俄装备起来，经过两年训练则进行最后的“北伐”。由此可见，孙中山此时虽然有政治、外交、军事一体化发展的思想，但共产国际和苏俄并没有拿出钱来装备孙中山的军队，也没有派人帮助孙中山实施计划的想法，所以这个计划不可能付诸践行。

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在上海签署，意味着孙中山联俄的政策正式确立。随后廖仲恺与越飞赴日本会谈《宣言》细节，尤其是军事问题。越飞此时直接指出要害：“以往的中国革命，过于藉重军阀之力，因而常导致失败。国民党必须组织培养自身的军队。”[15]“廖越会谈”达成协议：苏联将援助国民党设立军官学校。另外，此次会谈还谈到解决军事资金问题，共产国际将提供部分经费。黄埔军校的创建，终于看到了希望。这一决定，使孙中山救国救民的主张有了实现的可能。

1923年2月2日，国民党举行中央干部会议，孙中山命张继传达拟设立“军事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的意见，“嘱同人就旅沪同志中，择其富有军事学识经验者，列单呈览，以便择任，先组织军事委员会”[16]。与会同志推出柏文蔚等15人为军事委员会。并决定如仍有推荐者，“应于三日内函呈先生”[17]。随后，孙中山又致函山西国民党人陆世益，告“文不日返粤，于改组党务、创立党军、宣传党义诸端，皆拟依据进行”[18]。21日，孙中山由上海经香港抵达广州，并于当天在广州设立大本营，就职大元帅，以大元帅名义，管制海陆各军[19]。3月2日，海陆军大本营在广州正式成立。此时的孙中山思想已经十分明确：一方面贯彻“裁兵为工、和平统一”的主张，另一方面宣布建设广东的施政意见。他考虑的重点一个是改组国民党，另一个是重组军队，包括创建军事学校。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通过“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决议案，同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统一战线。

6月21日，苏联政府派往中国帮助孙中山和广州政府的军事顾问抵达北京，除顾问波列亚克、格尔曼、斯莫连采夫留京外，其余4人于1923年9月至1924年1月先后到达广州[20]。随着苏联军事顾问的到来，黄埔军校的创建工作也在紧张的筹备中。1923年8月16日，孙中山组织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启程赴苏联，进行为期3个月的访问，并为代表团赴苏分别致函列宁、托洛茨基及齐契林。蒋介石为代表团团长，沈定一、王登山等为团员。当天，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也由上海乘“神田丸”号轮船启程赴苏。9月2日，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参观了苏联红军的各类军事学校，考察了苏联红军的组织原则和教育制度，于11月29日从莫斯科回国。

在苏期间，除列宁因病不能接见代表团外，代表团受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加里宁、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鲁祖塔克、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托洛茨基、斯克良斯基，以及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和副教育人民委员彼得罗夫斯基的接见。9月9日，代表团全体成员与斯克良斯基、加米涅夫会谈，向斯克良斯基提出希望苏联军事委员会派人到华南，仿照红军编练中国军队，派去华南的人愈多愈好。交换意见的结果，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意中国派遣学生到俄国军事院校学习。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可收3至7人，陆军学校可收30至50人。蒋介石提出：依照孙中山派出的代表同加加拉在北京达成的协议，在广州开设的军校拟增加学员的数量。斯克良斯基指出：经过实践，黄埔军校50人教学班效果良好，不反对增加学员[21]。10月6日，鲍罗廷抵穗。孙中山会见了鲍罗廷，向他详细打听了苏俄的军事和工业。这次谈话使孙中山对军队中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有了新的认识。谈话中，鲍罗廷许诺广州可以用优惠条件从苏联取得武器和军需物资；苏联还将提供军事和政治的专家帮助广州实现国民党的改组工作[22]。至此，苏俄帮助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党军、训练军队的谈判已见成效。

三

同年10月，孙中山成立革命核心组织以推动国民党改组和军校筹办工作，具体由廖仲恺、李大钊等五人负责国民党改组工作。10月15日，国民党召开党务会，通过建立陆军讲武堂提案（《党务讨论会通过设陆军讲武堂提案》），拟于广州建陆军讲武堂[23]。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审议决定，命名为“国民军军官学校”，这虽不是黄埔军校本身，却是建立军校的开始。选址在测量局及西路讨贼军后方医院，拟由孙中山亲任校长，并由廖仲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筹划开办和选定教职员工。11月27日，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复议国民军军官学校事项如下：校址，推定孙科、吴铁城会同军事专员2人筹备；国民军军官学校委员应办之事：（1）定校址；（2）设备；（3）器具；（4）预算购置费及安设妥当；（5）校内事务所之指定开始办公；（6）物色教员，征求学生。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正式决定创办一所陆军军官学校。24日，孙中山下令积极筹办陆军军官学校，指定黄埔旧有的广东陆军学校与广东海军学校原址为校舍，任命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2月6日，正式成立由王柏龄、李济深、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张家瑞组成的筹备委员会，并在广州南黄堤2号设立黄埔军校筹备处。筹备处分设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五部，推定王柏龄、李济深（由邓演达代）、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为临时主任分部办事。这是黄埔军校筹备工作的正式启动。

在筹备过程中，蒋介石曾想借故辞去筹备委员长职务，孙中山在蒋介石致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的函件上批示“务须任劳任怨，百折不回，从穷苦中去奋斗，故不准辞职”[24]。同时改派廖仲恺代理该委员会委员长，负责筹建军校。从1924年2月起，到同年5月5日（一称5月9日）黄埔军校开课，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开筹备会32次，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一）订定校章；（二）修理校舍；（三）任免教职员；（四）招考学生；（五）审查学员资格；（六）决定第一学期教练计划；（七）决定全校员工必须加入本党；（八）决定服装书籍之样式、种类及购置办法。黄埔军校的教官来源，主要由保定军官军校毕业之国民党员及共产党派出的军政干部两大部分组成。

1924年3月，五百余青年学生通过了黄埔军校入学考试，成为第一批学生。孙中山亲自兼任军校总理。6月16日，开学典礼中，孙中山携夫人宋庆龄亲莅“黄埔”主持大会，并作了长篇演说。总参议员胡汉民宣读了“总理训词”。孙中山在开学典礼中指出：“从今天起，我们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如果没有好的革命军，中国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所以今天在这地方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要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25]致辞中还说明了办学宗旨：培养军事与政治人才，组成黄埔学生为骨干的革命军，实行武装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完成国民革命。对造就一支革命军队，孙中山训示道：学习和掌握新三民主义，这是办好军校和培养国民军骨干的根本，“不明白革命主义的队伍，究竟不能除却自私自利的观念。如果和他们本身的利益相反，马上便靠不住，所以我们的革命队伍总是失败。”“只有明白了主义，才能干革命事业”[26]。孙中山还强调要以俄国的军事院校为榜样。他说：“俄国在六年以前，一经发动革命，便即时组织革命军，以后着着进行，所以能消灭旧党和外来敌人，大告成功；我们现在开办这个学校，就是要仿效俄国。”[27]

孙中山从兴中会成立时起，就十分重视武装斗争。创办黄埔军校的缘起，是他从多年的革命失败中认识到必须创办一所具有革命思想的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的创办，也是孙中山学习苏俄以党治军思想形成的标志。

注释：

[1]马兖生：《孙中山在夏威夷》，近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页。

[2]《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52页。

[3]冯自由：《癸卯孙总理在日本状况》，《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年版，第133—134页。

[4]史全生：《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东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9页。

[5][10]《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40页，第535—536页。

[6]《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86页。

[7][8]《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页，第15页。

[9] [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二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3—294页。

[11][18]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543页，第1580页。

[12]《孙中山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0页。

[13][1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97—198页，第211—214页。

[15]《廖仲恺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0—247页。

[16][17]《国父年谱》增订本，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辑出版1969年版，第1047—1048页，第1047—1048页。

[19]上海《申报》，1923年3月4日。

[20][22]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扎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16、32、79页，第33—34页。

[21]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1924—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8—27页。

[23]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页。

[24]《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07页。

[25][26][27]《孙中山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50页，第851页，第850页。■

（责任编辑 樊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