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的开始。南昌起义计划“重回广东，继续革命，反对新老军阀”[1]。在国民党军进逼南昌后，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指挥起义军撤出南昌，前往广州。但是，南征广州必须先在广东有一立足点，这个立足点就是粤东潮汕地区。1927年9月23日至30日，南昌起义军进驻潮汕地区，并在此建立了政权，史称“潮汕七日红”。

一、“潮汕七日红”的历史背景

南昌起义后，谭平山立刻以国民党中央执委名义，召集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市及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决议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作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革命委员会设由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张发奎、贺龙、郭沫若、恽代英等七人组成的主席团。会议还提出要确立革命的新根据地。后经讨论，革命委员会把目光放到了粤东地区，认为此行军路线可以避免敌人的攻击。除了军事上的原因，革命委员会还希望“得潮、汕、海陆丰，建立工农政权”[2]，并在汕头通过港口获得共产国际的援助，休整补充弹药兵员之后以东江地区为根据地争取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一切党国大计，重新选举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以便指导全国革命运动”[3]。

起义军离开南昌后，按照定好的行军路线，经临川、宜黄、广昌、石城、瑞金、会昌然后向寻乌，直入东江。当时贺龙部兵力约有5600人，叶挺部兵力约有7800人，起义军艰难转战于壬田、瑞金、会昌等地。经会昌一役，起义军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在军事上创造了进军潮汕的有利态势。

会昌战役后，由于需要运输伤员和辎重，而且去寻乌的行军计划遭泄露，起义军放弃了原定从陆路经会昌南下赣南，再由寻乌入广东的路线，重新确定了从会昌折回瑞金入福建，从水路沿汀江、韩江直达广东三河坝的新路线。三河坝位于粤东梅江、汀江、梅潭河三水交汇的大埔县境内，据守三河坝有利于阻击由梅县、闽西进军之敌，可以掩护起义军南下，并且可以控制闽赣。

进入三河坝后，起义军第一次分兵。朱德率领第九军教导团和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约3000人据守三河坝，阻击牵制由梅县而来的国民党军，掩护起义军主力侧翼。同时，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率起义军主力约8000人继续沿韩江水路南下攻打潮汕，占领汕头并建立潮汕粤东根据地。

二、“潮汕七日红”的主要经过

9月23日，在潮州工农武装的策应下，起义军占领潮州，将司令部设于西湖公园的涵碧楼，同时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潮安县革命政府—潮安县革命委员会。当晚，中共潮安县委发动潮汕铁路工人奋战12小时，修通了国民党军撤退时损毁的铁路。革命委员会以周逸群的第二十军第三师的教导团和第六团的一部共六七百人驻守潮州，起义军主力从潮州城出发攻占汕头[4]。

24日，贺龙的第二十军第三师“傅维钰团进驻汕头”[5]。起义军前锋进入市区后与工农兵武装并肩作战，一举攻下警察总局，解除全部警察武装，救出了被扣禁的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6]。当时在汕的国民党军政人员300多人仓皇乘坐“泽生”轮和“山东”轮逃往香港。起义军占领汕头市引起国内外敌人震动，敌人立即合围而来，列强的军舰也开始向城里轰击起义军民。

25日早5时，周恩来、贺龙、叶挺等领导人进驻汕头民权路的大埔会馆[7]。广东省委派来接应的赖先声[8]很快来到大埔会馆，会见了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共同宣布了汕头市革命委员会在此成立，赖先声任委员长，同时任命古汉忠为秘书长、李立三为公安局长（后由徐光英代理）、郭沫若为海关监督兼外事交涉使、刘伯承为军政学校校长、周逸群为潮汕警备司令、彭湃为东江工农自卫军总指挥。这些重要任命从政权、治安、外交及教育等多方面对革命委员会在汕头的治理作出了规划，也再一次印证了革命委员会以潮汕地区为根据地，长期经营、继续开展革命的准备。

入汕之后，汕头市委协同革命委员会组织各方力量，迅速开展各项工作。一是市革命委员会组织接管了旧政权，维持社会治安，组织复市复工。“指挥部的纠察队经常在街头上巡逻，秩序也恢复了”，还“着手恢复与扩大群众组织，市总工会和农民协会都设立了机关，挂出了牌子，开展工作了”[9]。政治保卫处着手镇压反革命分子，枪决了一些冒充起义军进行抢劫的匪徒。二是市革命委员会和起义军接管了《岭东民国日报》，出版了套红的《革命日报》，登载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名单和革命布告[10]。三是市革命委员会着力发动工农和商会参加革命，该委员会在牛屠地召开了群众大会，周恩来、贺龙、叶挺等同志分别发表了讲话。25日，李立三和赖先声还代表起义军和市革命委员会召集市总商会人员开会，晓以革命大义，想通过分摊的办法筹措军饷10万元，以解决起义军给养。同时，起义军财政委员会还出布告，实行禁止银元出口，否则没收充公等财政金融管制措施。

当天，起义军再次分兵，这是继三河坝分兵之后的第二次分兵：留第二十军第三师周逸群部驻守潮汕，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第二十军第一、二师向揭阳进发。

26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南方局成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奉中共中央指示，从香港秘密来汕头，于当日在起义军总指挥部（即大埔会馆）召开南方局第一次会议。会上，张太雷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并根据中央政治局9月19日关于放弃左派国民党旗帜的决议，提出取消国民党旗号、停止在汕头成立国民政府的意见。会议决定，抛弃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改用红旗，以斧、镰为标志，与国际旗相同。同时，废弃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改用工农革命军的名称，但是仍用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以集中工农势力及军队。会议决定组织农军，并请求中共中央派人至湖南招兵，由韶关进入东江地区；还向中共中央请求补充子弹，“愈快愈好”[11]。

会议还决定，国民政府任命的名单暂时不予发表，等共产国际代表来决定；反对谭平山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因南方局同志还认为张国焘有问题，所以推举张太雷任南方局书记。

关于谭平山的问题，主要是指南昌起义后讨论革命委员会人选时，谭平山和张国焘极力主张应该把张发奎加入革命委员会的名单之中。结果张发奎也变成了革命委员会的主席团成员之一。谭平山极力拉拢张发奎，表现出一定的妥协性，但此时张发奎已经明确反共，而且在南下途中，在筹款问题上提出“只要有钱，不问政策”；在镇压反动派问题上提出“缓办反动派”，这些都是谭平山的建议。以至于“八一革命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完全在党的指导之下，实际上不过是许多C.P.分子的个人指导，最后几乎变成平山同志的个人指导”[12]。因此9月26日南方局会议上，张太雷才“极端抗议”谭平山任国民政府主席。

关于张国焘的问题，主要是指张国焘对南昌起义问题的反对态度和行为。起义前，前敌委员会接到张国焘发出的密电，谓“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候他到再决定”。30日，张国焘到达南昌，便马上召开前委会，报告说中央关于南昌起义的意见是要慎重，共产国际也认为如果南昌起义有成功的把握则可举行，如果没有就不能行动，将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但是当时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谭平山都不同意张国焘的意见，认为暴动不可推迟，更不能停止。前委委员以及谭平山和张国焘争论数小时，最终会议没能形成一致意见。到了31日早晨，前委与张国焘又开会辩论，张国焘最后表示“服从多数，始决定于是晚二时举行暴动”[13]。在汕头召开的南方局会议上，张国焘落选南方局书记。

27日，敌舰“飞鹰”驶入汕头港内，随行的还有吉安等两轮，上面载有1个团的兵力。同时驶入汕头港内的还有英舰6艘、日舰2艘、美舰1艘、法舰1艘。英国和日本还以保护侨民为理由派出海军陆战队登岸。当时除了国民党军，外国军队也一直监视起义军的行动，并时不时以军事行动进行威吓。因为当时军情十分紧急，对于当时外国军舰的种种威吓行为，任海关监督兼外事交涉使的郭沫若只能本着让步的原则办理一切。

28日，南方局召开会议，“决定加入立三及代英，以绮园[14]做秘书”[15]。午后，郭沫若向潮海关借调了一名英语翻译，一起拜会了潮海关税务司及驻汕各国领事，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宣传革命委员会的外交政策。但是，敌人的“飞鹰”“民生”等3艘军舰依然向汕头发起炮击，敌海军陆战队千余人在炮火掩护下，强行登陆，从仁和街经镇邦街到永平路分三队，一路从邮电局攻打公安局，一路进升平路，一路入福平路，妄图接近总指挥部驻地[16]。当时在汕头，只有1个多营的警卫部队，正在发高烧的周恩来亲自指挥战斗，以猛烈的反击打退了敌军。

30日，国民党军的钱大钧率3000余人在梅县方向一直牵制着三河坝的第二十五师周士第部；黄绍竑率9000余人从平远攻打潮州；陈济棠率第十一师、第十三师等部共15000余人经河源、畲坑、汤坑直逼揭阳。由于敌军兵力数倍于我，起义军也一直无法突破敌军防线。直至起义军伤亡官兵2000多人，已经无力再战，只能向揭阳方向退却。下午，潮州在黄绍竑两个师的强攻下失守。当晚，周恩来召开前委紧急会议，决定起义军退出汕头，撤往海陆丰，与当地工农运动结合。这标志着南昌起义军在沿海城市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结束。

三、“潮汕七日红”失败的原因

革命委员会在潮汕建立的红色政权之所以失败，固然有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但起义军在主观上也有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具体来看，主要是：

一是政治上不够成熟。在南昌起义之前，革命委员会决定原则上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权，实际上就是一个共产党员占大多数的与国民党左派的联合政权。同时，在讨论革命委员会人选时，将已经明确反共的张发奎加入主席团成员名单之中，建立政权后还派人联络张发奎，以期拉拢他来壮大自身力量。在建立政权上依然沿用“国民政府”名号，以此避免外国的干涉。以上种种，都体现了革命委员会在政治上尚不够成熟，一定程度上也是早期党的不成熟，对国民党反动派抱有幻想，不敢打出党的旗帜。

二是军事上力量不集中。进入三河坝后，起义军第一次分兵。但这次分兵使得起义军接近15个团的兵力被迫分成两部。而之后敌军也正是利用起义军这次分兵的决定，以钱大钧部牵制朱德、周士第率领的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导团，而以全力进攻叶挺、贺龙部。9月25日，在革命委员会进入汕头之后还进行了继三河坝分兵之后的第二次分兵，导致起义军在与敌交战时落于下风。面对敌人多方进攻，起义军无法集中优势兵力进行歼灭战，只能选择击溃战，极大消耗了战斗力，疲于应付，终避免不了失败的结果。

三是政策上不彻底。财政上，革命委员会内部早先在筹取军饷的方法方式问题上已有不同意见。革命委员会在进入广东前曾决定“全用新的政策”，“组织一战时经济委员会”，以征发地主的粮食、没收劣绅反动派等的财产和对土豪劣绅的罚款来筹款。但谭平山提出：第一，大规模的征发没收容易引起帝国主义的不满和干涉；第二，大规模的征发没收将导致商业全停，秩序混乱，使反动派得以扩大宣传。结果是革命委员会财政仍依靠对土豪劣绅的罚款来筹措经费，而最后依然是剥削到一般工农群众和小商人，战时经济委员会也随之夭折。镇压反动派上，革命委员会主观上放弃镇压反动派的政策。对于反动分子，这个工会抓来要杀，那个公会强迫要保。等到潮汕失守时，公安局监狱内还关押着几十个反动派，因为晚上不能开枪以及没有刀子等原因无法处决。这些反动派等到国民党军一到，“自然马上出来，更厉害的反动了”[17]。

“当时烽炬传千里，从此风雷遍九陔”，郭沫若的这句诗是对“潮汕七日红”重要影响的最好概括。潮汕的红色政权虽仅历经七天便宣告失败，但它对当时的革命运动影响很大。初期，革命委员会虽然借中国国民党之名，却一直实行党的政策，为党探索革命道路和政权建设积累了有益经验；张太雷到汕头后，将国共合作的局面直接转向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苏维埃革命，并正式打出了中国共产党自己的革命旗帜。这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历史事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背叛革命的蒋介石、汪精卫已经分道扬镳，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革命道路，将革命推向新的高潮。

注释：

[1]李维汉：《有关南昌起义的一些情况》，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01页。

[2]《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的信—向潮汕进军的问题》，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南昌起义》，第76页。

[3]《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宣言（片段）》，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南昌起义》，第20页。

[4]谢锦澍：《潮州七日红：碧血洒韩江激流汇井岗》，载《潮州日报》2015年9月22日。

[5]《潮汕作战失败纪实》，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南昌起义》，第459页。

[6][16]秦梓高：《“八一”南昌起义军入汕前后》，载《广东党史》1997年第5期。

[7]王玉璘、焦林涛：《八一烽火映潮汕军民联手克时艰—访广东省政府文史馆馆员陈汉初等》，载《中国档案报》2017年8月4日。

[8]赖先声，生于1899年，大埔县人，曾任中共潮梅特委书记、汕头地委书记、中共广东区委秘书长。1927年南昌起义之后，广东省委派赖先声到汕头接应起义军。

[9]陈勉哉：《随八一起义军南下略记》，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南昌起义》，第391页。

[10]徐石林：《八一起义片段》，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南昌起义》，第333页。

[11]《张太雷致中共中央紧急信—汕头的军事活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南昌起义》，第78页。

[12][13][17]《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南昌起义》，第94页，第84页，第92页。

[14]即罗绮园，1927年4月担任广东省委农民部长，5月指挥广东北江农军北上讨伐国民党反动派。

[15]《张太雷自汕头来信—关于汕头的军事活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南昌起义》，第80页。■

（责任编辑 王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