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到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这期间张闻天在中央负总的责任，对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多有合作和支持。因两人都为中央领导人，日常居住、行军多在一起，凡事面商也较方便。但这期间，两人有几次因故分开，关于党内外事务的协商便只能通过电文来进行，通过考察这些电文，更能看出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支持。主要有两个时期，一是1935年11月3日至12月13日，毛泽东等率部队南下粉碎国民党军“围剿”，张闻天等率领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二是1936年3月底至5月初，毛泽东等率部队继续东征，张闻天等率中共中央于东征途中返回瓦窑堡。

一

毛泽东、张闻天等率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陕甘苏区正面临着外有国民党军“围剿”，内有“左”倾冒险主义干扰的困难局面。11月3日，中共中央在甘泉县下寺湾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当前行动方针及中央组织问题，会议决定中央分两路行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领部队南下与红十五军团会合粉碎敌人“围剿”；张闻天、博古等人率领中央机关北上进驻安定县瓦窑堡(今属陕西省子长县)。

到达瓦窑堡后，张闻天主要开展了两项工作。

一是纠正“左”倾冒险主义，制止错误肃反，稳定干部队伍，加强党内团结。张闻天等派人接管了原西北代表团保卫局，任命王首道为保卫局局长，并指示成立五人(王首道、董必武、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领导小组，在博古指导下负责调查审理陕北肃反问题。张闻天对此事抓得很紧，很快释放了被错误肃反的刘志丹等10多位同志。毛泽东对此事一直很关注，在此之前就提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在下寺湾更是叮嘱王首道等，“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11月18日，毛泽东又从前线专门致电张闻天、博古，请他们详细考虑陕北苏区肃反中的问题，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

11月30日，张闻天主持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为刘志丹等同志平反。出席会议的有博古、董必武、邓发、李维汉、张浩、贾拓夫、王首道、朱理治、郭洪涛、王达成、聂洪钧、刘志丹、高岗、杨琪、杨森、杨和亭、戴季英等。张闻天在会议开始时就指出：中央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解决西北错误肃反问题，过去对刘志丹等同志的处理是一个冤案，应该纠正。接着会议由王首道报告冤案调查情况和处理意见。对这次错误肃反负有直接责任的省保卫局原负责人戴季英在会上作了检查，刘志丹也在会上讲了话，他说：“这次肃反是错误的，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问题，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一道奋斗。”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西北局11月26日作出的《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和11月30日作出的《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处分的决议》。陕北错误肃反得到及时制止和迅速纠正，挽救了陕甘苏区的危局，为党中央和红军在陕北落脚创造了重要的内部条件。

二是思考和探索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这是当时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党内尚未完全统一思想，但此时毛泽东和张闻天对民族矛盾的日益加深已有相近的认识和思考。在10月22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独占华北，反帝运动高涨，反帝革命在全国酝酿，陕北群众急需革命，这是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条件。张闻天作总结发言时说：“应使同志们了解，现在保卫苏区要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要把土地革命与反帝直接结合起来。”

11月13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张闻天进一步明确提出实现战略转变的任务和灵活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他提出要使陕北“成为领导的中心、反日反蒋的根据地”。强调当前的紧迫任务是“粉碎敌人进攻，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来开展全国的民族革命战争”。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和中共西北局《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工作的决定》，提出中国工农红军到达西北，“将开始以中国工农红军为主力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新的历史阶段”。《宣言》号召“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不论他们的党派、信仰、性别、职业、年龄有如何的不同，都应该联合起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而血战！”“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愿意与任何武装队伍，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愿意实际的援助一切方式的抗日反蒋的组织。”

就在此时，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回国向中央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张浩(林育英)，经长途跋涉到达瓦窑堡。他向张闻天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等精神，以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八一宣言》的内容。随后，张闻天致函毛泽东，向其通报张浩归来以及他带来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同时立即研究共产国际的新精神，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着手制定党的新的策略路线方案。

在11月2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即请张浩出席，张浩谈到“目前阶段策略上应反对目前最紧急的敌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在富农问题上，提出不要“没收富农消灭富农”等意见，这与之前的土地政策有所不同。关于富农问题，当天的会议没能取得一致意见。

经过与张浩的交流和几天来的思考，11月25日，张闻天致函毛泽东，就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红军行动方针、改变对富农的政策等重大问题，征求毛泽东和前方领导同志的意见。同一天，毛泽东在《红色中华》发表对该报记者的谈话，重申长征时就提出的“苏维埃中央政府愿意与国内任何武装队伍订立反蒋的作战协定”，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求中国领土的解放和完整。

11月28日，张闻天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扩大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会后主持发布了征求过毛泽东意见的《抗日救国宣言》，并为此写了题为《拥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抗日宣言》的文章。在这些文件中，张闻天结合国际七大精神与中国实际，对如何灵活运用统一战线策略有了新的思考。例如，一是强调要“反对主要的敌人”，“为了整个民族的生存与利益，我们欢迎一切人民到抗日反蒋的运动中来”，甚至“不论是英国或美国帝国主义，如果他们现在能够对中国抗日的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成或守善意的中立，那我们即可以同他们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二是强调“关门主义成了我们党内最主要的危险”，“这种关门主义倾向如不克服，就根本无法去取得对于千千万万广大群众的领导权”。三是提出“抗日联军国防政府要真正做起来”，“上层下层的工作都真正要干，不能象满洲事变中那样站在旁边去揭破军阀欺骗”。

在此期间，为扩大上层抗日统一战线，张闻天致电毛泽东，建议释放直罗镇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军官。电报指出：“为了扩大我们抗日反蒋的影响与同盟者，此次所俘东北军军官（师长亦在内）应给以优待，晓以抗日反蒋大义后大部释放。同时表示红军不但不杀白军士兵，而且也不杀军官，以进一步瓦解白军上层。”张闻天的这一主张与毛泽东的思考一致，就在同日，毛泽东致信国民党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对其晓以大义，痛陈东北三省沦丧的历史教训，指出：“东北军将领虽铸‘九一八’大错，然而今日者固犹是食中华之粟，践中华之土。东北军之与红军，同犹属中国境内之人。何嫌何仇而自相斫丧!今与贵军长约：(一)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亦不打东北军。(二)贵军或任何其他东北军部队，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三）红军优待东北军俘虏官兵，不但一律不杀，且分别任职，或资遣回队，负伤官兵均照红军伤员一体医治。上述各条，红军历来均如此宣言，如此执行，今再为东北军重言以申明之。”还表示愿互派代表，商洽一切。11月30日，毛泽东更是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向各级干部提出了在新形势下，对待俘虏军官采取一律不杀和优待释放做法，既要搞下层统一战线，也搞要上层统一战线。

12月1日，毛泽东就11月收到的张闻天的电文复电张，主要谈了四点意见。第一，“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我不同意的是时间与经路问题……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第二，“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内容及具体的口号与纲领完全同意”。第三，“对富农策略的转变基本同意，但决议上应指出，当斗争发展贫农中农要求平分富农土地时，党应赞助这一要求。富农可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过去分坏田的原则是不对的；但富农土地完全不动的原则，在苏区尤其在南方苏区也是不对的。在土地问题上，对富农策略同对中农应该有一点区别。农村中的党应善于领导与监督富农，严防为富农所领导。要指出当斗争深入时富农必然转入地主阵线，这是中国半封建富农阶层的特点。对有劳动力又破产了的小地主阶层，在群众同意下应按富农待遇”。第四，“这里已经实行对俘虏官一律不杀、优待释放的政策。我给董英斌的信已普遍发表，现正进行广泛瓦解白军的工作”。

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改变对富农的策略。会议基本上采纳了毛泽东12月1日致张闻天电中对富农问题的意见，作出了《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决定指出，目前的政治形势，同过去比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不同，“在这种情形之下，富农也开始参加反对帝国主义侵掠及豪绅地主军阀官僚的革命斗争，或采取同情与善意的中立态度”。因此，加紧反对富农的策略，也已经不适当了。“我们应该联合整个农民，造成广泛的农民统一战线。故意排斥富农（甚至一部分小地主）参加革命斗争是错误的。但党无论何时何地在这一广泛的农民统一战线中，必须争取自己的领导权”。对于富农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的部分，即没收其出租的土地，并取消其高利贷。富农所经营的（包括雇工经营的）土地、商业以及其他财产则不能没收。苏维埃政府并应保障富农扩大生产（如租佃土地，开辟荒地，雇用工人等）与发展工商业的自由。《决定》同时指出，“苏区党在改变对付富农的策略中，应该特别注意加强乡村中的共产党支部，雇农工会，贫农团的组织，正确保护乡村工人的利益并加强对于他们的共产主义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懂得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最后把他们从资本主义的剥削下解放出来。不是在富农前面表示恐怖，而是坚定的加强苏维埃政权在乡村中的支柱与党的领导作用”。

这期间张闻天根据与毛泽东商讨的意见，为加强党内团结所作的工作，尤其是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考和政策的变化，实际上是为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做了准备。

二

红军东征期间，1936年3月晋西会议决定毛泽东、彭德怀带领红军继续东征；中共中央不再随正在东征的红军行动。28日，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一起离开山西石楼，经义牒渡河，于4月初回到瓦窑堡。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强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就在张闻天等人回陕的前一天，晋西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中，毛泽东专门作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他指出国民党已破裂为民族反革命派与民族革命派，要同民族革命派的左翼建立坚固的同盟，使民族革命派的右翼与蒋介石分离和决裂。他尤其强调了对东北军的工作，并具体提出对张学良统战工作的七条具体策略，毛泽东还指出“不管任何派别，都与其进行外交（指统一战线，下同）谈判”。会议一致通过毛泽东的报告。

张闻天回到瓦窑堡后把主要精力放在统一战线工作上，工作重点是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此时，周恩来已被中央选派为同张学良进行谈判的全权代表，在周恩来出发前，4月5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问题。对十七路军，张闻天指出，杨虎城能在其内部保存我们的同志，这在国民党军阀中“是很少的”。我们可以诚恳地同他谈判，“困难可设法同他解决，表示对他好意”，“他受威胁时可配合行动”。对张学良方面，张闻天指出，如若他的部队向苏区前进，我们也还是要抓紧对其“外交活动”，同时加强自身的武装力量，并利用宣传口号，做争取其下属士兵的工作。

在东征前线的毛泽东对周恩来此行同样十分重视，4月6日，他专门致电王以哲并转张学良：“敝方代表周同志偕克农依约于八日赴肤施与张学良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关于双方会谈的问题，毛提前进行了通报，以便对方有所准备，“双方会谈之问题，敝方拟定为：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迈进问题。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四、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周恩来于4月7日从瓦窑堡启程后，由于天气恶劣，张闻天于4月9日致电周恩来：“今早来电说今晚可同张、王会面，但今天此间下雪，不知能如（期否）？”谈判果因大雪推迟一天，10日周恩来回电称：张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已认识到抗日只有以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为出路，他愿为酝酿此事；对十大政纲，研究后提出意见；张认为蒋介石现在是在歧路上，但要他反蒋做不到，他在公开抗日之先不能不受蒋令进驻苏区，再不进兵无以回答蒋；希望共产党方面派有政治头脑及色彩不浓的人到他那里做事活动等。张学良还高兴地说：“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可见双方在新形势下对这个问题已有了大体相同的认识。

4月13日，顺利完成谈判任务的周恩来回到瓦窑堡，当天，张闻天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肤施会谈”的报告。经过讨论，会议决定派刘鼎到张学良处继续谈判；白坚驻张处任联络员；李克农与王以哲保持密切关系；邓发为中央代表经西安、新疆赴苏联。在肤施、宜川、洛川、店头、西安建立中共与白区的交通机关。鉴于张学良不能不执行蒋进犯苏区的命令，会议还决定在关中加强军事力量，作出相应部署，加紧抗日宣传，争取东北军不打红军。14日，毛泽东在前线复电周恩来：十三日十二时电（周恩来四月十三日致电毛泽东、彭德怀说，“后方与张电台呼号由刘鼎带去，前方仍保持与王以哲电台关系”）悉，我们完全同意。张、杨两部关系，由你统一接洽并指导之，以其处置随时告我们，我们一般不与发生关系，对外示统一，对内专责成。同时，电告王以哲：从本日起，敝方与贵方一切具体接洽与商谈关系，统由周恩来负责。

面对蒋介石对张学良进攻红军的步步紧逼，4月26日，张闻天致电正在对东北军作统战工作的陕甘省委书记、红二十九军政委朱理治、军长萧劲光，指出：（甲）对于蒋介石联日防共行动必须有更猛烈的攻击，这种攻击愈猛烈，则愈能分化他们。（乙）要切实、善意地向东北军解释，如果现在不反对蒋介石的命令，向苏区推进构筑封锁线，对于东北军是极不利的。（丙）请你们把每一形势的变化迅速告诉我们，以准备必要的策略的转变。

当时，我方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是“暗中协商，明则敌对”，对东北军的上层军官是拉，对东北军不知情的下级军官和士兵是打，张闻天为此致电朱理治转张浩，指出了问题所在：过去同东北军的暗中协商仅限于上级长官，现在如继续这种方针，而对于中下级长官与士兵采取敌对行动，则对于东北军上级长官有利而对于我们则不利。“现在所要改变的即是把这种协商的方法一直推行到中下级军官、士兵中去”。

鉴于东北军中的统战工作已有相当开展，5月1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他指出，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过去主要是王以哲的六十七军，现在应该加紧争取五十七军（军长为董英斌，后为缪征流），“我们争取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武装力量争取，一种是政治争取。现在对六十七军敌对的军事行动须限于极窄小范围之内；而对五十七军则要军事政治两方面进行，须以相当武装对付，同上级谈判以及对中下级的工作同时展开。因此二者结合上两军工作有些不同”。张闻天还提出，“我们现在还不是叫东北军立即变为红军。就是有要求入党的，我们也要说抗日是主要工作。经过我们耐心的教育，可以吸收一些中下级军官，叫他们在自己部队中去工作”。5月23日，毛泽东回到陕北后在常委会上同意张闻天的意见，也说“工作重心摆在五十七军”，周恩来同意“争取”方针和不把东北军变为红军的策略，说“我们现在不是瓦解它，而是巩固它”。

在此期间，4月7日，张闻天同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提出红军东征期间蒋介石令中央军出兵“剿共”，封锁黄河组织华北整个“反共”战线，“显系实行广田三原则，在日本帝国主义直接指挥下公开降日卖国，拦阻红军东向抗日。因此，目前抗日战争，讨蒋已成中心”。但张闻天很快便修正了自己的看法，8日，张闻天致电毛泽东，指出为了争取迅速对日作战，苏维埃与红军目前最中心任务是反日。毛泽东于4月9日复电张闻天，指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可见，张闻天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趋向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想法是一致的。

三

从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到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这3年，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相当重要的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困难和机遇并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抓住日军侵华造成的民族矛盾，大力开展统战工作，逐步打破了受限于陕北的困难局面。从以上电文来看，毛泽东与张闻天的这种合作，是坚持真理的合作。正如长征时有人讥讽张闻天紧跟毛泽东，张闻天坦荡地回答，“真理在谁的手里就跟谁走”。自遵义会议之后，张闻天大事总与毛泽东商量，他作风民主，同毛泽东的配合十分顺畅，保证了毛泽东的方针政略得以顺利地贯彻执行，这是开创革命新局面的关键。■

（责任编辑 王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