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于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法租界首次出版，于1925年11月27日宣布停刊。其间，以其开明的办报宗旨逐渐成为华北地区引人注目的大型日报。1926年，张季鸾与吴鼎昌、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并于9月1日接办《大公报》，由张季鸾出任总编辑兼副经理，并有最终决策权。

范长江于1909年出生于四川内江。1928年，他考入南京中央政治学校乡村行政系，九一八事变后脱离该校，转入北大哲学系，开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起，他开始为《大公报》《益世报》《世界日报》《晨报》等撰稿。

1935年7月，中央红军尚在长征途中。此时，主张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张季鸾以《大公报》名义，聘请范长江从成都动身，开始西北考察之旅。其后，范长江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身份深入西部内陆，对当时正向西北进行战略转移的红军进行了追踪报道。从1935年夏至1937年夏，《大公报》连续刊载范长江所写西北旅行通讯，这些系列刊出的报道红军长征和中国共产党的文章震惊了国内外。

然而，就在武汉会战进行之际，1938年10月，范长江却突然从《大公报》离职，一时舆论哗然。同为新闻从业者，范长江与总编辑张季鸾，为何分道扬镳，走上了不同的新闻之路？

旅行采访，范长江系列报道

震惊世界

早在1933年“长城抗战”期间，北大青年范长江就以笔为武器，撰述其在塞外参加义勇军后援会期间的所见所闻。他写出《长城抗战》《张家口抗日同盟军》等文，积极向京津各大报投稿，被《大公报》主笔张季鸾所赏识。张立即让经理胡政之网罗，请其为《大公报》写稿。

范长江于1934年发起成立中国青年西部考察团，并设法寻找前往西部采访抗战大后方的机会，甚至在报上刊登启事，寻求各方支持，但始终未果。而张季鸾感觉到范长江有着满腔的爱国热情，且历经战火淬炼，堪称进入沼泽遍布的西南、荒无人烟的西北进行采访的最佳人选，就立即聘其为《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范长江提出，不要差旅费和工资，只要稿费，给他一个证件、一个名义，介绍些地方旅馆和社会关系就可以。对此，张季鸾自然满口答应。自1935年5月1日起，范长江以天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名义南下，经烟台、青岛到上海，再沿长江西行，赴重庆、成都。沿途撰写旅行通讯，并从5月10日起刊登在《大公报》上。

在请示张季鸾并得到同意后，范长江其后将考察采访的重点放在广袤的西部地区。他从7月开始，历时10个月，全程12000余里，足迹遍及川、陕、青、甘、宁等广大西部地区，实地考察西北社会的政治经济实情。

考察中，他多次实地采访、记录了红军长征的情况。他于1935年9月13日、14日的《大公报》刊文中这样描述他的行踪和目的：“记者七月十四日由成都出发，经江油、平武、松潘、南坪、西固、岷县、洮州、拉卜楞、临夏各地，九月二日到达兰州，历时五十日，所经皆军事要地。”随后，范长江对红军长征的背景、岷山南北的军事地理、红军长征的动向、国民党军队的战略防御部署等进行了客观叙述，并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对红军的动向做了分析。他写道：“他们（指红军—引者注）最有利的出路，是北入甘肃。即以甘肃西南境之夏河、洮州、岷县、西固为目标，进入洮河与大夏河流域。此一带有丰富的粮食，充足的壮丁及衣服布匹皮毛等物质，可以大加补充，然后或转陇南出陇东，会合徐海东，更北接通陕北刘志丹，进入宁夏及陇西甘凉肃一带，或即由洮河与大夏河流域过黄河经青海东部，直上甘凉肃。此地北通外蒙，西通新疆，更因雪山之灌溉，农业异常丰美。如得此地为根据，苏俄接济可以源源而来，封锁政策将失其作用。”进而，范长江根据红军当时的实力和面临的局势，大胆预测说：“朱、毛、徐向前合股以后尚有十万左右之人枪，缺食缺衣，缺弹药，进图四川腹地既不可能，困守岷江上游与大小金川之间，尤无法自给……”红军“究竟如何走法，虽尚未可知，可依记者观察，以趋洮夏两流域的可能最大。而且此种重大的军事变化，最多不出一月之内，即将具体表现。设洮夏两河如被突入，更被进入甘、凉、肃三州，则中国之国际与国内局势，将发生根本影响。”正如以上范长江所分析预测的，在1935年9月18日，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抵达永坪镇，与陕北红军会师；当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这一理性分析中共面临的局势、大胆预测红军走向的历史性报道，使国内外第一位深入实地跟踪、采访、报道红军长征的范长江名满天下。周恩来后来见到这位年轻的新闻从业者时，称赞说：“我们惊异你对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

在兰州稍作休整后，范长江立即着手撰写长篇通讯《成兰纪行》。他边写边发，于9月18日写完，9月20日开始在天津《大公报》上刊登，引发广大读者浓厚的兴趣。报纸发行量开始剧增。鉴于报道的翔实与分析的准确，张季鸾决定将其刊登于重要版面。

9月18日，获悉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会师的信息后，范长江立即前往红军途经的陇东平凉一带采访，写出《徐海东果为肖克第二乎？》（9月30日写于平凉）。

在张季鸾的协调下，范长江于10月中旬乘汽车离开平凉经西安前往庆阳、环县一带采访，并先后撰写出数篇重要的通讯报道—《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11月6日写就于庆阳，刊登于1935年11月23日《大公报》）、《陕北共魁—刘志丹生平》（11月8日写就于庆阳，刊登于11月28日《大公报》）、《从瑞金到陕边—一个流浪青年的自述》（11月13日写就于平凉，刊登于11月26日《大公报》），以及《红军之分裂》（11月21日写就于庆阳）。11月下旬，范长江返回兰州稍作休整，于12月3日飞抵天水，在甘谷县当面采访了胡宗南，写下《松潘战争之前后》，刊登于1936年1月4日《大公报》。这些来自战事一线、事关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现场报道，既让国内外各方十分震惊，也令关注时局的广大读者纷纷抢购、一睹为快。

能容人也善用人的张季鸾，对范长江的系列战地通讯，仅要求四个字：“议论全删。”

随后，范长江在西安采访到国民党军政各界人士。12月10日，他乘飞机从西安返回兰州。在写作中，他正式称中共军队为红军，凡是提到“剿匪”的一律加引号。正如他在自述中所称：“从1927年到1935年，在国民党的统治区中，在合法出版的报纸书籍中，公开称红军，对剿匪加引号，而且用文字公开透露出红军是北上抗日，并不是流寇，我是第一人。”

1935年12月17日，范长江在严寒中开始青海之旅。在西宁，他采访了马步芳等军政界人物。他爬冰滩、穿峡谷、翻雪山，进学校、访贫民、下军队，用脚板走遍青海的山川，并对青海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进行了为期半个多月的调查研究。1936年1月9日，范长江翻越祁连山，离开青海进入甘肃民乐县，开始在河西走廊进行旅行采访。他从张掖到酒泉，再到嘉峪关，最终抵达敦煌。之后返回张掖，在武威考察采访十余天后经古浪、永登，于3月11日返回兰州。至4月17日，他集中时间写完长篇通讯《祁连山南的旅行》和专稿《伟大的青海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支撑点》(3月26日写于兰州，4月4日发表于天津《大公报》)、《弱水三千之河西》(3月31日写于兰州，4月9日—12日在天津《大公报》连载)等系列文章。1936年4月26日，范长江从兰州搭乘羊皮筏子，沿黄河东流，经过靖远进入宁夏中卫境内。6月抵达绥远省包头市，实地采访绥远抗战。

当时，对人迹罕至的西北，国人知之甚少。在沼泽密布的川西和甘南，在积雪皑皑的祁连山，在黄沙狂吹的西北戈壁，究竟发生着什么，更是无人知晓。而范长江的西北行系列报道，以其强悍的行程和真实的内容震撼着世界，后来以《中国的西北角》书名结集出版，引发了读者的抢购潮，“未及一月，初版数千部已售罄，而续购者仍极踊跃”。张季鸾在《大公报》连载范长江的通讯，不仅使全国民众进一步了解西北民情，了解开发西北、建设抗日大后方之必要，且让国人和国际社会清晰地意识到，西北还有北上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

美国记者斯诺阅读了范长江发表的这些报道后，也于1936年6月从北京辗转来到延安采访，其后出版了《西行漫记》。

全世界都将关注的焦点投向红色延安，投向历经艰苦征程后在延安坚守信念的红军。       

相互激赏，

范长江延安采访改写历史

西北之行结束，范长江遂被《大公报》聘为正式记者。西安事变期间，范长江在张季鸾协调下前往西安、延安等地采访。1937年2月4日，范长江在西安采访周恩来之后，对西安事变的本质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和平主张有了深刻的了解。

为深入了解陕北实况，张季鸾向周恩来提议，希望范长江前往延安采访。这得到了毛泽东同意。1937年2月9日，在博古和罗瑞卿的陪同下，范长江到达延安。当天下午，抗日军政大学（即红军大学）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范长江先后与林彪、廖承志、朱德等会面。晚上，毛泽东在他工作的窑洞里会见了范长江。彻夜长谈中，他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中国共产党当前的总路线、总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向来访者进行了精辟的分析。范长江表示，希望留在陕北，而毛泽东则劝他回到《大公报》去，认为他留在《大公报》作用更大，可利用《大公报》在舆论上的重要地位，广为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

1937年2月14日，范长江从延安回到上海，第二天发表述评《动荡中的西北大局》。报纸在当天下午送达南京，时值国民党三中全会，“与会人员对于西北大势之实况皆大为震撼”。因为与蒋介石上午所讲的完全不同，“蒋介石大怒，把当时在南京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叫去大骂一顿”。此后，范长江的私人信件开始受到国民党的严格检查。

接着，范长江奋笔疾书，连续发表《陕北之行》等连载文章，影响巨大。毛泽东看到后欣喜万分，3月29日亲笔致函范长江：“你的文章，我们都看到了，深致谢意。”毛泽东甚至发电报给上海《大公报》：欢迎《大公报》派随军记者……其后，范长江连续在上海《大公报》刊发《暂别了，绥远》《宁夏进入记》《陇东未走通》等约三万多字的长篇通讯。广大国人以及国际社会，皆从青年范长江这些富有才情的文字报道中，开始全面了解雄踞于西北的中国共产党及其红色武装。  

意见相左，范长江离开大公报社

七七事变爆发后，范长江立即奔赴卢沟桥一线采访。1938年4月5日，台儿庄战役进入最后关头。范长江与《大公报》原记者、时任《新华日报》记者陆诒，共同奔赴抗日最前线，《台儿庄血战》《慰问台儿庄》等稿件纷纷得以发表。

1938年4月，范长江从抗日前线采访后返回汉口，受到英雄式的欢迎。张季鸾亲自主持宴会，代表报社为他洗尘。在汉口“八办”的周恩来听说后，还亲笔致信范长江予以慰问。周恩来在信中写道：“听到你饱载着前线上英勇的战讯，并带着光荣的伤痕归来，不仅使人兴奋，而且使人感念。”

1938年5月，张季鸾对“战地记者”这一概念进行过精彩的阐释：“国家民族的境遇，战地记者看得最清楚，军民做牺牲，城镇成焦土。诸君在敌人炮火中，在战士血迹上，认识了国家，认识了民族，也认识了自己，这种锻炼，是有无上价值的。中国民族新生命之发扬，主要靠战地记者血泪交融的几支笔。”这，实际上是对范长江高度的认可和赞赏。

新中国成立后，范长江在担任《人民日报》负责人时曾说：“在时局艰难的时候，新闻记者要能坚持真理，本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实在非常重要。”这是其西北之旅以及后来担任战地记者带来的切身体会。

1938年10月间，范长江突然离开了《大公报》。此举无论对其个人的记者生涯、政治成长，还是对于张季鸾的声誉、《大公报》的自身发展而言，都是一个大事件。

范长江后来回忆说，西安事变后，他和张季鸾“对若干重要问题之看法，渐有出入”。他所说的“若干重要问题”之中，显然也包括了对“关于中国政治的前途”之不同判断。正因如此，张季鸾去世后，范长江才会说，他本来非常希望“拿武汉会战以后三年来的事实，作为继续讨论我们三年前不同看法的基础”。这也足以表明，范长江的确与张季鸾在若干政治问题上看法有所不同，乃至有所分歧。这种不同或分歧，相当程度上应被视为，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内部不同群体之间，在如何爱国、救国和报国上的分歧点。

那时，蒋介石已经开始酝酿并提出，只能有一个国民党、一个三民主义和一个领袖蒋介石，而不许有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存在，也不许有共产主义，更不许承认其他人尤其像毛泽东这样的共产党人是领袖。

1938年6月17日，张季鸾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面对记者，他发表谈话说：“民国元年以来，我几次被推为参政一类职务，都却而未就。这次参加国民参政会，是因为国难深重，义不容辞。”

抗战期间，张季鸾秉持“国家中心论”（战时，一切党派、各军队、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必须存小异抛弃纷争，以国家民族最高利益为中心，求抗日图存大计）的报道原则，始终坚持认为，大敌当前，存亡之际，不可自毁长城。

当时，范长江不仅在思想上，且在行动上也向中共靠拢。他与周恩来的来往已比较密切。同时，和中共地下党员胡愈之、夏衍，救国会领袖沈钧儒、杜重远等人，也有广泛接触。夏衍曾回忆：“1938年在武汉时，他曾向董老和恩来同志提出入党要求，但恩来同志对他说，你现在是《大公报》记者，《大公报》记者身份不要丢，你还是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身份出现比较好。”

热血青年范长江并不认同张季鸾的上述报道原则。按照范长江后来的忆述，他和张季鸾产生严重政治分歧乃至最终走向决裂的一个典型表现，是因为那篇《抗战中的党派问题》。

张季鸾不同意发表这篇社评，并要求范以后要“以《大公报》的意见为意见”。张季鸾等一贯坚持，《大公报》的社评是代表整个报社，而非个人的意见，对外反映的是《大公报》的整体形象，所以才会有“以《大公报》的意见为意见”的说法。而范长江的理解似有不同，在他看来，这无异于要自己放弃立场，特别是放弃同情乃至赞成共产党的态度。他坚决反对，并把这篇文章拿到外面，给了当时发行量很大、由邹韬奋主编的左派刊物《抗战三日刊》去发表。

《抗战中的党派问题》发表于1938年1月。就在当月3日，范长江写了一封信，并托回延安的人带给毛泽东。从毛泽东的回复中，不难推测其大概。复信说：“先生（指范长江）提出的问题都是国家重大问题，要说个明白，非一封短信可了。”但毛泽东也指出，解决问题的主要一点“即是真实地承认并执行一个共同纲领”，因为现在共同说并共同做的东西已有了许多，从实行抗战到若干民主自由都是，“但是还没有全部东西，还没有从共同抗战到共同建国的全部东西，并使这个东西为国共两党及全国各界所实心承认并实心求其实现”。毛泽东明确告诉范长江：“如果有了这个东西，而且实心承认了它又实心求其实现，那先生所提问题的全部便都获得解决了。”

不见如参商，

范长江感念撰文悼张季鸾

动如参商，自此不相见。张季鸾与范长江走上了不同的新闻之路和人生之路。

早在1937年11月8日，范长江就与胡愈之等组成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中国记者协会的前身）。辞职后，范长江于1938年底与胡愈之等在长沙创办国际新闻社，主要向海内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斗争和民主运动。

1939年5月，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严密监视下的重庆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里，由周恩来作为介绍人，范长江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指定与周恩来、李克农单线联系。

1941年，国民党勒令“青记”“国新社”停止活动，蒋介石密令逮捕范长江。范长江不得不远走香港躲避，参加创办《华商报》。

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去世，国共领导人及社会名流纷纷发去唁电，给予其高度评价。9月8日，即张季鸾去世后的第三天，范长江在香港《华商报》第三版灯塔副刊上，发表了《悼季鸾先生》，其中实不乏率真性情的流露，对张季鸾颇多赞词。文中谈到张季鸾的交游之广，以及为人之热情与豪爽。还谈到，抗战初期在范长江等推动下，张季鸾曾有意将自己多年积累的如何办报的经验写成专书，以嘉惠业界后辈等等。在文末，范长江还建议《大公报》同仁，将季鸾先生的生平言行“辑成专书，公诸社会”，以便为“中国近代新闻史和中国政治发展史提供一种重要的参考”。

虽因政治立场差异、办报主张不同而离开报社，但范长江却能不计前嫌，对张季鸾给予公正评价。这令熟知张季鸾与范长江分歧内情的报界同行，既感佩范长江之度量，也感佩张季鸾之人格魅力。

参考资料：

1.《范长江新闻文集》，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2.《陈纪滢文存》，华龄出版社2011年版。

3.陈纪莹：《抗战时期的大公报》，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版。

4.范长江：《西线风云》，汉口生活书店1938年增订版。

5.徐铸成：《报人张季鸾传》，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6.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抗战史料》，武汉出版社2007年出版。

7.《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责任编辑 刘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