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3月4日，福建龙岩县后田村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后田暴动”，揭开了闽西工农武装起义的序幕。苏维埃赤色邮政应运而生，同年7月15日，中共闽西暴动委员会交通处组建，次年12月，龙岩县苏维埃交通局成立，其最为主要的任务是传递党的文件。

1929年3月和5月，毛泽东、朱德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二次入闽，开辟了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军民有非常迫切的通信需要，各革命根据地先后在乡苏维埃政府设立了交通员，为以后设置县交通局打下基础。1930年3月18日，闽西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会议决定“闽西政府应依照邮局办法设立总交通局，规定交通路线，定期往来传递消息”。于是，闽西交通总局在龙岩成立。

12月15日，国民党发动对闽西苏区的军事进攻，闽西交通总局随中共闽西特委和闽西苏维埃政府自龙岩迁移永定虎岗，1931年10月25日又迁移至长汀县五通街。1932年3月18日，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在长汀成立，闽西交通总局改为福建省交通局。

赤色邮政，是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和红军为适应革命斗争需要建立起来的邮政机构，在各根据地内部及根据地之间起着通信联络和传递军情的重要作用，为红军在对敌斗争中的统一行动和战斗的胜利提供了信息保障，并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中，以其特殊的方式，宣传了红军和苏区的存在。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革命艰苦卓绝的伟大历程。

这些邮政机构大多有相对稳定的邮路，邮路的开辟“以军事中心为转移”，按军事重心与交通要道分设邮路干线和支线，邮政工作人员每日分班次定时、定点往来投递，重要信函均需办理挂号手续，详细登记，以备考查。遇有急件，随到随送，使区内邮件往来畅通。改变了闽西苏区初创时期消息不能及时传递、首尾不能相顾的状况，做到了“敏捷传达各方消息，使工农红军相互呼应”。随着邮政组织系统的不断健全和业务的不断拓展，邮政又开办了为军事服务的特别快信业务，专门传递军事邮件，为红军在对敌斗争中的统一行动和战斗的胜利提供了信息保障。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封锁与“围剿”，使得各根据地情况变化很大，苏区政府机关在不断地转移和调整，各邮政机构也在不断地变化和调整中。为保证信件传递通畅，在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时，递信员必须化装闯关，他们不仅白天送信，遇到紧急快信夜间也要送。在根据地，递信员身着绿背心，胸前印有“邮政”二字，头戴印有“中华苏维埃邮政”徽记的帽子，并佩戴袖章，夜间提着写有“邮政”标记的灯笼或马灯。无论严寒酷暑，风霜雨雪，他们跋山涉水，走乡过镇，既是通信员又是战斗员，除邮件外，递信员还随身携带武器，他们经常在与敌人搏斗中完成通信任务，有的人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苏维埃邮政建有党团工会组织，邮政工会积极开展各项活动。1933年1月15日，福建省召开邮务工作代表大会，号召全体邮工百倍努力为苏维埃政权奋斗，积极参加义务劳动，节约伙食费支援前线，帮助红军家属耕田。因遭受国民党严酷的经济封锁，苏区食盐困难，邮政员工就自熬硝盐解决问题，尽管工作十分紧张，生活异常艰苦，汀州市、兆征县、上杭县等邮务工人均出色完成了任务，多次受到《红色中华》报的表彰。在苏区扩红建立“工人师”时，福建省邮务工人募集大洋180多元，购买了五六担药品，还募集104把雨伞、80个口杯、80顶军帽、110双草鞋、4打洋毛巾，慰劳工人师。

赤色邮政是苏维埃政权下设的政府通信机构，同银行、合作社一样，邮政建设是根据地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极大地促进了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发展。早在根据地建立之初，各苏维埃政府即充分认识到邮政交通工作对军事斗争和政权建设的重要性，着手创办赤色邮政相对完整的组织系统，同时随着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和巩固，邮政工作的业务范围也不断扩大，除服务于党政军外，还开始办理为苏区人民服务的业务，如平信、挂号、包裹等，投递种类齐全，且邮资较当时国民政府的中华邮局要少，取得了人民的充分信任。为减轻红军战士及其家属的负担，各苏区在制定赤色邮政章程或工作条例时，均明确规定红军战士及其家属免费邮寄信件及包裹，并刻有专用的免费邮戳。部队中团部以上设有“红军信柜”，保证了前线与后方的联系不被中断，指战员能随时向家人报平安、报战斗胜利的喜讯，使红军家属能在后方安心。

汇款、包裹、报刊、书籍等带来了经济与物资流通以及信息传播，满足了民众生活需要，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恢复与发展，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在当代的邮学研究中，人们发现的许多苏区邮件都是红军指战员寄往家乡的家信，这充分说明赤色邮政“很完善地成为真正的政府与群众的交通机关”，促进了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

在赤色邮政的建立过程中，红军对中华邮政采取了利用和保护政策，苏维埃邮政与中华邮政成为两个并存的邮政系统。1929年3月，红军占领了当时称汀州的长汀县，福建省的国民党中华邮政局对外承认：“红军下令保护邮局，因而邮局一切公款和邮票都保存下来。”随后，汀州的中华邮政局成为了苏区与国统区通信的交换局。红四军军长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于1929年12 月在上杭县古田乡签署了“保护邮局，照常传递”的命令。

毛泽东酷爱读书看报，在紧张的戎马倥偬中，仍挤出时间从结识的邮工那里借阅报刊，以了解当下的时局和各种信息。他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写道：“在湘赣边区受封锁，二三个月看不到报纸，而到赣南、闽西以来，由于邮路极便，经常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的报纸。”故而毛泽东提出：“革命的发展，对通信的需要是十分迫切的。”

朱德军长还曾应乡邮员请求从本子上撕下一页纸，用粗黑铅笔疾书手令：

所有书报信件业经检查，沿途友军准予通过为荷。朱德5月22日

红军经常在所到之处刷写保护邮局的大标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暂行章程》也重申了这一政策：“有些苏维埃边区，白色邮局仍然存在，为了便利于对白色区域的交通，苏维埃政府对此种邮局仍加以保护。” 而从各地国民党中华邮政向上级的函报中，同样可以看到这一政策的执行情况，如“查红军间有保护邮政标语，利用邮政为其宣传。”

这些保护和利用国民党中华邮政的措施，保证了邮路畅通，沟通了苏区与白区的通信联系，使苏维埃政权顽强存在与红军将士英勇斗争的消息，能通过邮路突破国民党的军事封锁而为外界人民所了解。其次，通过制作邮戳、印制邮票，加强政治宣传力度。在保护和利用中华邮政的同时，红军和苏区政府还在寄往国统区的信件上加盖宣传戳，戳面文字有“消灭军阀混战”“反对军阀四面进攻苏维埃区域与红军”“彻底分配土地废除苛捐杂税”等。这些戳面文字，简洁明了，以其特殊的媒介方式，宣传了我党政策以及红军和苏区的存在，扩大了红军及苏维埃的影响。

赤色邮政建立后，各邮政机构先后发行了多种赤色邮票，这些邮票的虽然图案简单，印刷粗糙，但它们战斗气息浓厚，除了邮资凭证自身的价值外还有流通价值，在某些地区与货币等同使用。它们还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名片，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国统区，流向国外，成为外界了解中国革命的窗口。这些画有红星、红旗、镰刀、斧头、战士冲锋、生产斗争等朴素图案的邮票，与邮戳一起成为宣传中国革命的一个有效手段。

福建省国民党当局邮务管理局英文《月报》称：“福建全省大约八分之一的地区，已经彻底地共产化了，内地邮局收到的从共产党官员寄来的文件上，都有镰刀与斧头的标记，外面用五星围着，他们自称是苏维埃。”

闽西交通总局于1930年10月在龙岩发行闽西赤色邮政邮票一套二枚。设计者为闽西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报》美术编辑张廷竹，他在一间临街阁楼埋头苦干几天，面值“贰片”“肆片”图案为锤镰五星的彩色图稿终于设计成功，赤色邮花经《红报》印刷厂东碧斋印刷面世。

1932年5月1日，中央邮政总局成立的当天，同时发行了苏维埃邮票。邮票的设计者是一个叫黄亚光的青年。黄亚光，福建长汀人，曾以第二名考取公费留学日本，留学时曾读过《共产党宣言》。1927年9月，周恩来率南昌起义军途经长汀时，经李立三介绍，黄亚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黄亚光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是在1929年春，红四军首次入闽解放长汀，在辛耕别墅时，毛泽东找来黄亚光等人召开调查会。黄亚光一边为毛泽东翻译解释客家话，一边作记录。1934年1月，中央政府筹备召开第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把《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手稿交给黄亚光刻写出版。黄精通日语，会画画，能写一笔好字，设计了首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纸币。在中央邮政总局成立前一个多月，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项英要黄亚光设计苏区邮票。他设计了《战士图》《冲锋图》《团结图》《旗球图》等10多种图案的邮票。后黄亚光长征到延安，为中共七大候补代表，他是党的金融事业早期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

那些在战火年代中保存下来的赤色邮票非常稀少，后来成为珍贵的革命文物。

在中国革命最为艰难的岁月里，受当时通信条件的限制，赤色邮政担负起机要交通和邮件传递的双重任务，邮交合一，使邮政承担了更多的使命与责任。命令的及时传达，情报的及时递送，信函的往来投递，邮政为战争的胜利和根据地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国民党分割、封锁和包围的险恶环境中，在极端困难的运输条件下，为保证苏区的通信联系、保证战斗的胜利，红色邮工靠肩挑、背扛，靠日行百里的铁板脚，昼夜穿行于敌人的封锁线上，活动在各根据地之间，用鲜血和生命确保了邮政通信的畅通无阻，用血肉之躯筑起了红色交通线，留下了许多动人的英雄事迹。■

（责任编辑 陈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