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的首任部长史良，在民国时期就是上海的著名律师。那时，她便投身于民族救亡运动，积极争取民主。在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中，她是“七君子”之中唯一的女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成为人民司法工作的开拓者和司法行政工作的奠基人，历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两届中央主席。邓颖超曾评价：史良以自己的形象树立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范例，无愧为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光荣的爱国民主战士、 中国杰出的女革命家。

“七君子事件”中的唯一女性

提起近代史上的“七君子事件”，大家都不会陌生。“七君子”中，史良是唯一一位女性，曾被毛主席称为“女中豪杰”。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停止内战，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同胞书》受到了全国各界的热烈响应，尤其是各民主党派。随后不久，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而且发展迅猛，很快成为拥有几十万人的抗日救亡组织。

救国会成立后，便利用鲁迅先生的葬礼和孙中山诞辰70周年等时机，组织了全国性的救亡宣传运动，将抗日的氛围推向了高潮。

当时，蒋介石正在专心“剿共”，对救国会的行动非常恼怒，日本人也非常担心。于是，蒋介石便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将救国会的七位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逮捕关押，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在“七君子事件”中，史良有一点是不同于其他六位君子的，因为她是“主动投案”的。这得从1936年11月22日晚上说起，几个彪形大汉强行闯入史良的住宅，将她带到巡捕房审讯，史良坦诚回答自己就是救国会的中央执行委员。因为她是律师，对审讯程序非常熟悉，当夜便获得了保释。第三天，巡捕房再次来抓她时，她提前获得消息，得以逃脱。

一个月后，救国会各项事务已经处理得很稳妥，但史良却在男友陆殿栋的陪伴下选择“主动投案”。她主动投案的初衷和目的，就是要和其他领导人一起并肩战斗，承担起抗日救亡的责任。

在两个多月的监狱生活中，史良始终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这点从她始终穿着整洁的旗袍可以看得出来。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史良接触到了中国最底层的女性，她发现80%以上的狱友都是因为承受不了家庭暴力而反抗入狱的，这或许就是建国后她极力来主持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最初原因。

“七君子事件”震惊了全国，各地声援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向了当时的南京政府，宋庆龄、何香凝等重要民主人士也发起了“救国入狱运动”，即既然爱国都是有罪的，那么所有爱国人士都应该入狱。宋庆龄还特地到狱中看望史良，鼓励她说：“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并开始想方设法保护史良的安全，营救她出狱。

七七事变爆发后，在全国各界以及国际友人爱因斯坦、杜威等多方的努力之下，这七人才被释放。

这一战，是史良一生中意义最重大的一场战斗，也让她更加明白了各党派密切合作的重要性。在此后的数十年中，她一直与共产党保持着密切合作的友好关系。邓颖超曾评价她说：“史良以自己的形象树立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范例，无愧为共产党的老朋友，光荣的爱国民主战士，中国杰出的女革命家。”

坚持正义的青年

1900年，史良出生于江苏常州的一个大家族，父亲是一位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经常给女儿们讲一些民族英雄和女中豪杰的故事，也让史良从小就树立起远大的理想。

她7岁那年，母亲自作主张，把史良许配给一户家境很好的刘姓人家，但小小年纪的史良坚决不同意，还以绝食来抗议，这种不屈的性格在她以后的求学路上体现得更加明显。

史良的养女史小红曾经谈到，史良说过，“我的成长史就是一部斗争史”。小学时，史良在常州女子师范附小读书，因几位不学无术的老师糊弄学生，尤其是数学老师简直在她看来就是一个骗子。虽然尚且年幼，但她带头闹学堂，要求换老师，结果被学校记大过处分，但已俨然成为了学生领袖。

中学时，她在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就读，因追求新思想，并且演讲极具感染力，刚过半年就当选为学生会会长。不久后，史良号召全校同学罢课一天，赶走了思想僵化、封建守旧的校长。

五四运动爆发后，史良带头成立全县学生联合会，组织全县学生罢课，还组织了数十个宣传小分队，到偏远农村地区宣传抵制日货，声援这场爱国运动。当地政府说她太激进，每天派七八名“保镖”暗中“保护她”，可她根本不怕，对同学说：“他们盯着我们不可怕，我就不相信爱国还有错！”

1922年，对史良来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她考入了上海法政大学，学习法律。

远看花团锦簇，近观败絮其中，这大概就是史良进入上海法政大学后的感想。因校长只重钱财不管教学质量，史良和很多同学联合起来作斗争。然而，学生的力量终究还是敌不过资本的力量，这次斗争以4名同学被开除。

恰在此时，王开僵创办了上海法科大学，广招学员。史良得知后，便与100多名同学一起转入了上海法科大学，开始系统地学习法律知识。

然而，上海法科大学是私立大学，无法为学生颁发律师证书，所以，毕业后的史良只能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

刚出校门的史良，对社会抱着很大幻想，对国民党军界、政界的套路根本不懂，生性正直的她，难以适应国民党的虚伪和腐败，所有的怒气都化为和上级领导的针锋相对，因此得罪了领导，很快就被诬陷而关进了监狱。

这次入狱，却让史良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在狱中，她有机会结识许多革命志士和共产党人。经过朝夕相处，史良被共产党人坚持真理的态度、为民族自由和解放不惜牺牲生命的精神所感动，从此在心里种下了亲近共产党的种子。

由于史良以无党派爱国人士自居，国民政府也确实查不出任何把柄，后来由她的老师董康出面，并邀请蔡元培说情，史良被保释出狱。随后，她便进入了老师董康开设的律师事务所，成为执业律师，凭着过硬的专业素养，渐渐成为轰动上海、闻名全国的大律师。

营救邓中夏

成为律师后的史良，帮助最多的群体就是有志革命青年。这些革命青年为了中国人民翻身解放而呐喊，可他们被捕后，无钱请律师，无处申冤辩解，史良便免费为他们辩护，甚至倒贴钱为他们安排住宿，直到结案。

在这期间，史良与陆殿栋结婚。陆殿栋曾在“七君子事件”发生后，为史良奔走，他虽然比史良小7岁，但深深地被史良的气质所吸引。婚后，二人相互照顾，一同投入革命事业。陆殿栋在法租界巡捕房担任翻译工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他总是第一时间把法租界即将抓捕革命志士的消息传递给史良，史良则立即通知革命志士撤离，撤离不了的，史良则迅速准备相关材料为其辩护。

与史良和陆殿栋联系最多的就是宋庆龄先生。如何抢救革命志士、如何保护政治活动家，三人互通信息，交换意见，陆殿栋负责第一手信息，史良负责准备辩护材料或安排人员转移，而宋庆龄先生则是进行外交斡旋。他们配合默契，各有所长，多次成功营救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史良夫妇也在斗争中与宋庆龄先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令史良最难忘的，是营救我党早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1933年，邓中夏在上海同事林素琴家中研究部署工作时，和林素琴一同被捕。当时邓中夏化名施义，坚称自己是一名教员，到上海投亲。国民党当局还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提出需要人保释才能出狱，邓中夏便托人捎信给史良，请她出庭辩护。

史良虽然不知道邓中夏的真实身份，但断定他是一位坚贞的革命志士，于是开始多方奔走，营救邓中夏。在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史良准备了大量翔实的材料为邓中夏作无罪辩护，驳得国民党法院法官哑口无言，最后只得判邓中夏52天监禁。

原本营救行动已经非常成功，邓中夏52天后就可获释。万万没想到的是，林素琴却叛变了，并交待说施义就是共产党的著名工人领袖邓中夏。至此，营救行动失败，邓中夏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营救邓中夏，让史良的思想再次得到了洗礼，她始终忘不了邓中夏慷慨就义时的情景。革命党人不屈的意志和坚贞的信仰，让她感受到了革命的伟大，她也由一名有正义感的律师，成为了一名政治活动家。

第一任司法部部长

在上海执业律师的20多年里，除了营救邓中夏，史良还营救过任白戈、方知达等多名共产党早期的骨干人物。由于她坚持在国统区开展地下斗争，汤恩伯曾密电警备司令部缉察处不惜一切代价抓捕史良，悬赏五万元，全城张贴史良的画像。但这一切都没有迫使史良屈服，在我地下党员的巧妙安排下，史良屡次虎口脱险，直到全国解放，可谓我党肝胆相照的老朋友。

1945年9月，史良作为民盟常委，重要的民主人士，受邀参加了重庆谈判。在重庆，史良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史良对毛主席仰慕已久，而毛主席也非常想见一见他为之钦佩的女中豪杰，二人有过一次短暂的交流会面。在这短暂的会面时间里，史良特意提醒毛主席：“蒋介石这个人不可靠，千万不要上当。”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我党筹备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广邀民主党派人士参与共商国家大计。为了邀请宋庆龄北上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我党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邓颖超专门带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同长期担任宋庆龄秘书的廖仲恺之女廖梦醒一起前往上海，争取宋庆龄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宋庆龄对此非常高兴，送上了美好的祝福，但她不想去北京，因为那是孙中山先生去世的地方——她的伤心地。犹豫之间，宋庆龄电邀史良速速来沪商议，终于，在史良的力劝下，宋庆龄才定下了前往北京的决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任命史良为第一任司法部部长。虽然史良很早就是全国著名的大律师，但司法部部长这个岗位责任太重了，她心里还是有些发怵。这时，毛主席、周总理分别找史良谈话，给她减负，给她鼓劲，才使她轻松上任。

史良就任以后，牢固树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经常下到一线调研。令她震惊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广大妇女的权益在很多地方根本得不到保障，有些妇女不能出村，寡妇只能嫁光棍，有些地方还是一夫多妻，再联想到她曾经在狱中两个多月与广大狱友的接触，那些被丈夫百般折磨，最后不得不杀夫的女囚，那种绝望又渴求活着的目光，让她永生难忘。她越发感觉到新中国妇女的地位还没有完全改变，这也与新中国的万象更新极不适应。如果广大妇女得不到解放，那整个民族也就谈不上解放，因此，她下决心要改变妇女的权益。

为此，史良主持拟定了一部让全中国女性至今都受益的法律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数千年的封建婚姻制度，包办强迫和男尊女卑等等都在法理上被推翻，妇女、儿童、老人的权益以及婚姻的自由纯洁由此有了法律的保障。这部被毛泽东主席誉为“有关一切男女的利害，其普遍性仅次于《宪法》”的法律，凝结了史良坚实深厚的法律素养，开启了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序幕。

史良还提出“有法必依”的思想，为了考察《婚姻法》贯彻落实的情况，她曾连续半个月考察了数十个县乡村的落实情况，并亲自撰写相关文章，强化法律落实的重要性。作为新中国第一任司法部部长，史良作了突出的贡献。

后来，史良还担任过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为新中国的副国级干部。

两袖清风的“富翁”

其实，史良还有一件事很值得称道。

史良去世后，没有留下一分钱遗产，这并不代表史良没有遗产。她不仅有遗产，而且还称得上巨额，但她都无私地捐献给了国家，自己没留一分。

史良没有孩子，早年过继了弟弟家的两个孩子。据养女史小红介绍，史良生前在上海有巨额资产。她那时的工资也很高，但都没有留给家人，而是统统捐了出去。去世时两袖清风，家无余财。

史良的巨额资产从何而来呢？早在1931年，上海发生了一起闹得沸沸扬扬的“地皮大王”周纯卿遗产案。周纯卿生前地皮很多，因死得太突然，没有立下遗嘱，他到底有多少遗产，没人能理得清，周纯卿的家人便找到了史良，请她代为处理周纯卿遗产一案。史良接手这个案子以后，从最初周纯卿、周湘云兄弟掌管家族事务、分别置办各自产业开始查起，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将周纯卿的财产整理得一清二楚，并按照相关法律，给周纯卿妻子和儿女分了家。周家对于史良的工作非常满意，专门送给她上海南京西路一幢三层房屋，另外又划给她七浦路里弄十余幢房屋作为报酬。这在当时的上海都是天价的地段，价值根本无法估量。而史良对这些财产看得非常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把上述房屋和财产全部捐献给了国家。

史良晚年时，健康状况不佳，尤其是丈夫陆殿栋的逝世，更给了她沉重的打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周总理的安排下，陆殿栋进入外交部工作，成为周总理的助手。1976年周总理离世后，陆殿栋在追思会上悲伤过度，突发性脑溢血，不久离世。为了纪念丈夫，史良整整戴了三年的黑纱，每天都要在丈夫的遗像前坐一个小时，回忆二人世界的点点滴滴，身体每况愈下。这期间宋庆龄先生一直关心着史良的身体，经常与其见面，鼓励她走出丧夫的阴影。

1985年9月6日，史良在北京病逝，享年85岁。■

（作者单位：旧闻新知杂志社）

（责任编辑 樊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