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贺敏学是贺子珍、贺怡的兄长，贺子珍、贺怡姐妹分别嫁给了毛泽东、毛泽覃兄弟。自1926年投身革命以来，贺敏学亲历了影响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他后来成为红军的优秀指挥员，新四军、华野和三野的杰出将领，并在渡江战役时亲临作战一线指挥战斗。

毛泽东称赞贺敏学“三个第一”

1954年6月的一个星期天，外甥女娇娇（李敏）到北京饭店看望进京参加全国建筑工程局长会议的舅舅贺敏学，舅舅利用会议空闲陪她玩了半天。毛泽东得知贺敏学来北京了，而且身体很好，特别高兴，就让女儿转告舅舅，请他于翌日晚7点钟来丰泽园做客，还嘱咐卫士长李银桥派车去接贺敏学。

贺敏学在娇娇陪同下来到丰泽园菊香书屋时，毛泽东已在会客室里等候了。这是贺敏学同毛泽东自中央苏区分别20年后的第一次会面。作为战友和亲属，他们的交谈自然、亲切而坦率。

毛泽东关切地询问贺敏学这些年的工作状况。贺敏学向毛泽东谈了自中央苏区分别后的个人经历，在部队中担任的职务和所参加的重大战役。毛泽东仔细地倾听着，很少打断他的话。其间，毛泽东曾称赞他有“三个第一”：武装暴动第一，上井冈山第一，渡长江第一。

这其中，武装暴动第一，指的是贺敏学在1927年7月参与领导的永新暴动。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写就的《井冈山的斗争》中曾写道：“暴动队始于永新。”暴动后，贺敏学即率暴动队上了井冈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政军高级干部和开国将帅中，贺敏学当之无愧是第一个上井冈山的人。渡长江第一，是指贺敏学亲自指挥二十七军八十师二三八团，于1949年4月20日晚在安徽无为县的泥汊和狄港渡江。毛泽东说：“你们部队是全军最早过江的部队。”[1]

贺敏学为毛泽东穿针引线，

深入了解袁文才、王佐

谈到井冈山时期的斗争，毛泽东情不自禁地主动提到了袁文才、王佐。毛泽东表示：“是啊，我们不能忘记袁、王，他们这个武装过去对我们是有作用的。”贺敏学告诉毛泽东：“袁、王我了解，他们是信任主席，坚持要跟主席走的。”

对袁、王被杀问题，早在1930年夏秋之交，原湘赣边界特委副书记陈正人就曾先后向毛泽东汇报了事件经过，使毛泽东了解到了事情真相。到延安后，毛泽东对何长工讲：杀袁、王是不对的。1950年前后，担任江西省委书记的陈正人又向毛泽东谈及袁、王被错杀之事，毛泽东更是明确表示：杀袁、王是个错误，要平反！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江西省人民政府已经追认袁、王为革命烈士。

早在1927年，为了寻找上级党组织、了解井冈山周边及永新的情况，贺敏学与胡波等人潜下井冈山来，打探到小江山和万年山（亦作万源山）仍有永新地下党的活动，还拥有一定数量的农民自卫军武装，心中自是欣喜万分，在这两地分别停留了些时日，检查指导工作。

1927年11月初，在贺敏学的联络下，分散埋伏的三县党组织负责人接二连三上了山，毛泽东先是一县一县分别谈话，待三县负责人基本到齐后，再聚在一起，开始联席会议。由于要负责穿针引线工作，贺敏学最后一天才到会。

与会者中，永新县委除贺敏学外，还有王怀、刘作述、朱昌偕、贺子珍、刘家贤、尹铎，以及宁冈县委的龙超清等人、莲花县委的朱亦岳等人。毛泽东首先向大家详谈了大革命失败后的严峻形势，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湘赣边界秋收暴动及革命军受挫的情况，委婉地批评了党内存在的一些急于求胜的情绪和悲观论调。他指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城市及其周围的暴动势必难以成功，即使暂时取胜，也难坚持下去；为此，革命的重点必须进行战略的转移，从敌人力量集中的城市转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创造工农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

接着，毛泽东结合这些天详细了解到的各县党组织状况，提出了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等一系列方案。他叮嘱各县负责人，回去迅速行动起来，恢复、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款等，并要巩固和发展地方农民自卫军。鉴于永新的党组织遭敌破坏严重，毛泽东指定刘真任永新县委书记，重建县委。

象山庵这次会议议题，除恢复县委外，还开了调查研究会，并成立了三县暴动委员会，贺敏学担任县委委员和三县暴动委员等职。接着，他又参加了刘真主持召开的永新县委负责人会议。在商讨如何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时，大家基本达成一致意见，认为应首先在九陇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然后以此为依托，沿禾山、铁境山、天龙山、桃花山、柳树山、万年山等地发展，逐渐扩大革命势力。贺敏学的主要任务是，与刘作述回县组织暴动队（赤卫队），以九陇山为依托进行游击活动，并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掀起打击土豪劣绅的工农暴动。

蓝图定下后，县委负责人纷纷回原地领导斗争。贺敏学却被毛泽东暂时留了下来，以便详细了解袁文才、王佐等人及井冈山的有关情况。

贺敏学为毛泽东分析了老友袁文才的内心世界：袁文才入党虽有一年了，手下也有党员（如其秘书陈慕平等），但农民自卫军里却压根没有党组织，因此他只能算是个挂名党员，或是特殊党员；他受党的教育比较少，长年居住于深山，难以见到有关党的理论、政策的书刊，对党的认识比较肤浅，因此也就谈不上执行党的决议和任务。他还说，袁文才脑子里装的主要还是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和侠客的劫富济贫思想，对人对事往往只重感情、讲义气，爱憎多从个人恩怨出发。他无比坦率地告诉毛泽东，“我和袁文才是同学，我的话他还能听一听”，但袁文才对自己的信任，多半还是从上述那种感情出发的。

关于王佐，他走过的路很坎坷。从家穷学艺到投绿林办团防，再到现在搞农民武装，吃过很多苦头，也受过不少骗。贺敏学告诉毛泽东，王佐和袁文才一样，重义气、讲情面，但自尊心强、戒心重，和他们相处，说话、做事要讲策略，既要灵活又要坦率。

王佐有两个死对头，一是遂川县保卫团团长肖家璧，另一个是永新关背拿山的尹道一。尹先前同王佐还有交情，当了五县联防总指挥后，曾花言巧语“招安”王佐的部队，却伺机“清剿”，后来干脆反目，追杀王佐。这两个死对头，尤其是尹道一，是王佐的一块心病。他曾立下血誓：“尹道一这个贼牯不除，我王佐死不瞑目！”贺敏学认为，如果工农革命军能把尹道一除掉，不要说是让王佐参加革命，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他也愿意干。除掉尹道一、肖家璧这两个井冈山下的大恶霸，还可为民除害，并对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长驻和发展有极大的帮助。

贺敏学的介绍有条有理，中心突出。毛泽东认真地倾听，并认为这些分析很对，对他也很信任。数月后，毛泽东布置部队不仅打垮了肖家璧，还杀了尹道一，把所缴枪支全部留给了王佐。王佐极为高兴，表示要坚决与工农革命军合作，并主动提出让工农革命军开进他的司令部所在地茨坪。

贺敏学来回穿梭在毛泽东与袁文才两边，不经意地了解到一些使他颇感后怕的事。其一，工农革命军在当初讨论对袁、王部队的方针时，有人提议解除他们的武装，还说他们是土匪，只有几十支枪，一包围缴械就完了。毛泽东反对，说我们共产党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历史上有谁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都消灭掉？三山五岳的朋友联合起来就是大队伍。不能只看到他们只有那么些人那么些枪，这是个政策问题，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动武，要积极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变成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装。其二，袁文才虽经龙超清、贺子珍等做工作，已答应在大仓会见毛泽东，但仍抱高度戒心，暗中埋伏下武装，一旦发现毛泽东率大队人马前来谈判，便视为欲图侵吞而予以枪杀。幸好毛泽东只带了数位随从，以从容谈吐、真诚帮助博得袁文才的信任，并得以躲过此劫。这两件欲发未发之秘事，后经知情者道来，犹使贺敏学唏嘘不已。

有贺敏学在两头得心应手地穿针引线，毛、袁之间的关系得以进一步升温。毛泽东很快就答应了袁文才的邀情，搬到八角楼居住。八角楼离袁文才家只有百来步路，来往方便，且前后都有个小院子，院子里卵石铺地，竹木参差，几株菊花暗香氤氲。毛泽东一下子喜欢上了这个幽静的所在。他在八角楼住的那间房子，就是原先贺敏学住过的。

贺子珍因疟疾未愈，未随永新的共产党员一起回去，此时仍住袁家。一来二往，毛泽东与生性活泼的贺子珍也便熟了起来。毛泽东充分利用这个机会，熟悉当地地形、环境和人员。贺敏学陪同毛泽东走村串户、召开贫苦农民座谈会，深深了解到毛泽东那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体察民情的工作作风，和循循善诱的工作方法。毛泽东讲话鼓动性大，比喻通俗，生动具体，让人容易理解、领会和掌握，本身就是一种直接的政治思想教育。贺敏学和战士、群众都喜欢听。

11月下旬，贺敏学奉命赶到九陇山，参与筹建永新县委、组织工农暴动队、发展地方武装等工作。不久，又接到进入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受训的命令。

1928年2月初，国民党朱培德部5个团向井冈山进犯，贺敏学所在的教导队受命转移，随即于中旬参加了毛泽东亲自指挥的攻打宁冈新城之战。

战斗开始后，贺敏学和教导队150多名学员协同刚成立的二团（即袁文才、王佐部）一营作战，在西门外的土坎上埋伏。贺敏学在实战锻炼中，深深领会了毛泽东用兵打仗的军事指挥艺术，为他日后的军事指挥，开了一个好头。

贺敏学接任

新四军“联抗”部队参谋长

1940年10月10日，即黄桥自卫反击战胜利之后三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陈毅，应苏北地方武装实力派李明扬、陈泰运之求，指令黄逸峰同志出任司令员，于泰县海安成立“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简称联抗。联抗是共产党领导的、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外围军。1941年7月，奉新四军军部之命，除留少部坚持原地抗日斗争外，大部北上集中军部整训。为加强联抗部队军事领导力量，1941年6月，贺敏学即被任命为新四军联抗部队参谋长。不久，彭明治调任联抗政治部主任。10月，贺敏学随联抗部队返回苏中兴东泰地区。联抗部队利用战争空隙抓紧军事、政治建设。贺敏学主抓军事训练，并亲任军事教官。他制订出一套详细具体的军事训练方案，严加施行。

由于联抗领导人分工明确，军政首长团结一致，以静制动、动静结合，有理有节地开展斗争，不仅一次次挫败了敌人的阴谋，而且动摇、瓦解了敌之营垒，局势逐渐有利起来。

贺敏学重视部队的训练和扩建工作。他向黄逸峰提议招兵买马，扩充部队，黄逸峰欣表同意。9月，贺敏学协助黄逸峰领导联抗部队开展军政大练兵。他还在彭柏山的帮助下，主持办起了军事政治干部轮训班。

贺敏学是有政治头脑、实战经验丰富的指挥员，又是才堪胜任的军事教官。他的讲课特点，是既讲军事理论，又讲军事实践，而且还能结合政治。讲到军事和政治的关系时，他明确指出，不懂政治就不懂军事。他以陈毅为例，说：为什么陈军长军事修养好，指挥作战总能打胜仗？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陈军长政治上很强，不仅马列主义水平高，而且对毛主席军事思想也学到了家。

联抗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为策反伪军反正奠定了必要的基础。1942年9月，苏北地方武装实力派李明扬亲临联抗访问，黄逸峰、贺敏学等领导人热情接待，欢叙旧谊。此时联抗部队正开展军政大练兵，应李明扬要求，贺敏学还专门陪同他视察了部队。联抗部队的精神面貌，给了李明扬极大的震动，他慨然表示要坚持民族气节，拒不降敌。李明扬还和联抗达成“团结友好、相互支持、一致对外、抗战到底”的口头协议。

1942年底，苏中区党委决定，将原兴（化）、东（台）、泰（县）区委改为兴东泰地委，以黄逸峰任书记，实现党政军一元化。贺敏学担任地委委员，分管军事，他肩上便多了一项帮助建立并指导地方抗日武装的任务。

贺敏学由衷地感慨，群众的创造无穷无尽，“日伪顽”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他教育部队一定要注意搞好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开展拥政爱民活动，只有兵民一家亲，才能无敌天下。

渡江先遣大队

1949年3月，贺敏学担任二十七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准备协助上级率军渡江。

二十七军隶属三野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政委郭化若），军长聂凤智，政委刘浩天。二十七军担负作为中路集团渡江作战的任务以来，马上投入紧张有序的渡江准备。抗战中曾在江南、江北指挥部有过渡江作战经验的贺敏学，认为这场即将发起的空前规模的渡江战役，不仅要重视渡江前的战斗动员、思想整顿、适应性训练准备，以及熟悉地形和水性特点、征集船只等工作，还应特别重视对敌情的侦察了解。他可以先派一支精干善战的侦察小分队先遣渡江，钻到敌占区，详尽细致地掌握可靠的敌情资料，并里应外合，策应渡江部队。

经过前期缜密的考虑、组织与小规模侦察，渡江侦察方案获中央和总前委同意后，贺敏学马上协助聂凤智实施。贺敏学对如何调兵遣将进行了好一番酝酿推敲，并经军党委研究同意，从军侦察营抽出一连、二连，从各师抽调3个侦察班的骨干共300多人，带上电台，组成渡江先遣大队，由二四二团参谋长亚冰（章尘）、军司令部二科（侦察科）科长慕思荣带队，分任正副大队长。聂凤智、贺敏学向章尘和慕思荣面授了先遣渡江侦察的任务：摸清敌人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工事结构及部队番号，配合解放大军渡江作战。

4月6日晚，侦察部队在安徽无为县石板洲实施行动。他们迅速打掉敌人的地堡，越过江边防线，然后避开荻港附近老虎头的敌据点，向铜陵、繁昌交界的狮子山转移，在敌心腹地带展开侦察活动和游击战。他们在江南敌后有声有色的活动和卓有成效的侦察，为百万雄师过大江做出了独特贡献，诚如聂凤智所指那样，“尽管他们根本称不上什么大部队，在敌人心目中却无疑是共产党派到江南来的第一支‘正规军’，搅得镇守江边的敌人寝食不安，草木皆兵。对敌人在政治上、心理上所起到的震慑作用，甚至超过了这一行动直接的军事意义”。

二十七军先遣渡江大队的行动，使震惊中外、威武雄壮的渡江战役，平添了一组惊心动魄、精彩纷呈的画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这一事件被艺术家们拍成一部风靡全国的电影——《渡江侦察记》。电影拍出后，这支部队的领导拜访贺敏学时，曾由衷地说：“没有贺老，就没有《渡江侦察记》。”

根据先遣渡江大队发回的详尽的敌情资料，贺敏学积极协助聂凤智、刘浩天制订渡江战前训练准备、战中实施方案和战后各项计划，以力求圆满完成上级交给的渡江作战任务。

4月20日下午，南京国民党政府最后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毛泽东和朱德签发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根据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决定，包括二十七军在内的三野中路集团先于全军一步，于4月20日开始渡江。

当晚7时，二十七军下辖的第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师趁着夜色，面向对岸鲁港至荻港成一线摆开，几百条渡船隐蔽拖至起渡线，指战员们纷纷登船执桨，待命而发。一个来小时后，随着突击过江的命令下达，大小渡船千帆竞发，万桨击水，如离弦之箭一齐向南岸突进。

贺敏学迅速从军前指深入到八十师行动，以便直接掌握情况，实施强有力的指挥。八十师师长、后来曾任昆明军区司令员、中顾委委员的张铚秀是贺敏学的永新同乡，他回忆说：“我指挥的部队在狄港、繁昌一线，我渡江部队最先就是在荻港渡江的。贺敏学渡江时，就在我们师，和我一道指挥这次渡江战斗。渡江第一船是我们师的二三八团，团长是王挺。当时的部署是二三八团、二四○团为第一汽艇。贺敏学与我乘坐汽艇在江面前线指挥，他作战是有经验的，有指挥能力的，和我在一起工作、指挥作战协调配合得很好，他对我也是很信任支持的，我对他很尊敬。”[2]

长江激流中，炮火映红夜空。贺敏学就像一座铁塔，屹立在汽艇前头，指挥部队冒着敌人的炮火奋桨急进，绕过黑沙洲，直取南岸。经过半个来小时的激烈战斗，贺敏学所在的八十师师指和二三八团胜利登陆。

突破并占领敌人滩头阵地后，贺敏学命部队面朝对岸挑起一盏盏红灯，作为信号向北岸的聂凤智报告登陆成功的信息，通知聂凤智率第二梯队渡江。作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聂凤智曾如是回忆这一景象：“我站在长江北岸，放眼朝南望去，只见数十里江岸一盏盏红灯闪烁，在夜色的衬托下，宛如璀璨的群星。”

登陆部队以挑灯为信号，先遣渡江大队也按预定计划，切断敌人电话线，在敌人重要据点周围燃起火堆，指示炮兵射击目标。先遣渡江大队与登陆部队胜利会师后，贺敏学握住章尘和慕思荣的手，既认真又不失幽默地说：“你们辛苦了，像钻进了铁扇公主肚子的孙悟空，搞得敌人更辛苦，晕头转向，惊恐万状，你们为百万雄师胜利渡江立了头功！”

注释：

[1][2]何印名、钟兆云执笔：《毛泽东称赞的“好人”贺敏学传奇》，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16页，第244—247页。■

（作者单位：铁军杂志社）

（责任编辑 刘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