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重庆党组织的创建者和卓越领导人杨闇公，曾转战成渝，建党建团，是中共重庆省委第一书记兼军委书记。1927年“三三一惨案”后不幸被捕。1927年4月6日牺牲，年仅29岁。在中共革命史上，他不仅以能力卓绝著称，更以坚决的革命性而闻名，连当时远在广州的毛泽东也对他印象深刻，知道“四川有一位杨闇公”[1]。然而，他在管党治团方面的独特经验和开创性贡献，却鲜为人知。

1924年9月28日，杨闇公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组织（简称重庆团地委）的会议后，在日记中记录下对重庆团地委的整体观感：“此地的SY（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表面似觉很有精神，除一二人外，则什么事也不能做；团结力尤其涣散。”[2]

重庆是先建团。1922年10月，重庆在四川最早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地方组织，但在两年的发展中，重庆团地委的政治生态存在比较大的问题。主要表现有两点：一是成都、重庆两地团地委之间争吵不断；二是重庆团地委主要领导人素质极差，已严重影响团的声誉，广受诟病。

成都与重庆的团地委之间的争吵，实质是成都团地委领导人王右木和重庆团地委重要领导人童庸生把个人矛盾上升为组织矛盾。其实，从两人关系而言，王右木是四川最早的共产党员，在他的影响下，成都出现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其中就包括童庸生，两人可谓师生关系。但在成都团地委成立后，两人发生严重冲突，仅仅一个多月，童庸生等人以退出成都团地委，转而参加重庆团地委的方式公开决裂。童庸生的行为，影响了一批人相继退出成都团地委。在童庸生加入重庆团地委，并成为重要领导人后，两地团组织屡屡致信团中央指责对方，用词之尖锐，远超批评的范围。

关于重庆团地委主要领导人影响团组织的声誉问题，指的是唐伯焜。唐伯焜是重庆最早的党员，并受党指派，承担在重庆建立团组织的重任。但从各类史料分析，其人素质堪忧。他经常为了私事不参加团的工作和会议，甚至“沉溺妓者家中”。共产党员恽代英致信团中央，反映唐伯焜“近荒唐而多虚荣心”，居然把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的身份印在名片上招摇。萧楚女也说他把重庆团地委视为私有，企图一直把持，颇有“我必终身任事之势”。作为重庆团地委实际负责人期间，重庆团地委活动乏力、组织涣散，团中央因此对重庆团地委的工作很不满意，委派萧楚女为驻川特派员，整顿重庆团地委。

直到杨闇公的出现，重庆团地委的问题才得以根本改变。杨闇公最初在成都活动，与吴玉章等一起建立了独立于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青年共产党。1924年9月，杨闇公加入重庆团地委，迅速成为灵魂人物，而他所面临的考验，才刚开始。

一

第一关，是如何面对团中央特派员萧楚女。1923年期间，团中央从萧楚女处获报，重庆地方团团员潘学海居然与川军军阀吕超订立协定[3]，要求吕超每月向成都、重庆、泸州三地地方团接济100元，并每月给办事人员5元[4]。此事性质恶劣，一旦属实，成都、重庆、泸州三地地方团必然沦为军阀附庸。团中央在1924年9月1日决定任命萧楚女为特派员，整顿重庆地方团[5]。萧楚女受命之后，并未急于开展调查，而是在不公开特派员身份、不涉及“潘吕缔约事件”的情况下，参加重庆地方团工作，分析研判“潘吕缔约事件”与重庆地方团的关系。

9月21日，当萧楚女发现唐伯焜工作能力、水平以及态度存在问题之后，在重庆地方团的会议上对其进行严厉地批评。杨闇公和重庆地方团其他成员并不知道萧楚女的特派员身份，误以为萧、唐之争是权力之争，萧楚女“意图破坏本团”。因此9月21日会议期间，杨闇公对萧楚女公开批评唐伯焜极为愤怒，挺身而出加以回应[6]。此后，他一度设想，假如萧楚女不愿基于团结的原则接受自己的意见，就断然与其分裂[7]。

这一时期的杨闇公，内心曾经非常痛苦、夜不能寐。10月1日，他在日记中叹息道，“十余年来，出生入死者四次，都觉没有近来这样的苦痛”。[8]不过，他并没有任由这种情绪主导自己。10月2日，他在日记中自我勉励道，“我近来所感受的苦痛，仔细的想来，并不是根本上生了动摇的危险，全是受左右环境的压迫，抵抗力时感缺乏，忍耐性又不坚强所致，故不时的感着困难。此后于强烈的意志中，当具有力的忍耐性。”[9]他始终坚持“要团结得坚固”的原则，同时推动重庆地方团致信团中央确认萧楚女的身份，澄清重庆地方团与“潘吕缔约事件”无关。

杨闇公、萧楚女有一个共同点，高度重视重庆地方团的建设。杨闇公逐步发现唐伯焜能力、素质上存在的问题后，毫不遮掩，与童庸生等充分交流，不仅当面讽谏唐伯焜[10]，而且断然主持重庆地方团具体工作。“我处于此地，责无旁贷，非以全力挽此将败溃的局势不可！故连日筹划一切，已次弟（递）见效”，杨闇公的付出与努力，全体团员看在眼中、敬佩于心，这份真情令杨闇公极为感动，“他们对我的信仰心，确是非常坚决了。可爱的青年，我将以我的热血来换你们的赤心呵！”[11]而萧楚女面对包括杨闇公在内同志们的误解，只做适当辩解[12]，一心努力工作，戮力推动重庆地方团的改组。此后，重庆地方团确认萧楚女的身份，团中央也确认重庆地方团与“潘吕缔约事件”无关。

其实，杨闇公在面对团中央特派员萧楚女时，处理最好的一点，就是尽管心中有种种不快和误解，始终尊重团中央，重视重庆地方团内部团结，做到了“对事不对人”。他的主要精力就是抓紧工作，以自己确立的“在工作中见精神”的标准，不断扩大重庆地方团影响。因此，11月19日日本帝国主义在重庆制造伤害中国主权的“德阳丸”案件后，萧楚女在《新蜀报》开辟专栏，揭露真相，发表评述，严斥日本领事的蛮横要求，呼吁重庆当局维护国家主权。杨闇公丝毫不分畛域，用日记忠诚记录下他当时的情怀：“我再四的考虑，只有利用这个时候，群情愤发的风头上，集全力把学生会团结起来，做第二步的预备。”

11月26日，他向重庆地方团员们切实安排工作，次日在重庆各团体的大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鼓舞群众开展斗争，赢得群众强烈的反映，“这种结果；着实的美满极了”[13]。在这样的共同斗争中，杨闇公、萧楚女以及其他重庆地方团员们相互理解，彼此曾有的误解均已释然，正如罗世文在12月6日给团中央的汇报中所说：“楚女及渝校同人近已互相谅解，以后自能共同努力工作。”[14]

二

一个人奋斗容易，率领一个团体共同奋斗非常难。这是杨闇公面对的第二关。

杨闇公的做法首先是以身作则。1924年10月23日，他在日记中对此作了更为深刻的解读，“凡是一个作首领的人，对于自身的人格和修养，必要有能够使人人格化的精神才行。要达到这个目的，非躬行实践，以身作则不能够做到。故吾人今后当集全力于此。”杨闇公这一认识源于信仰，源于追求，“我认定这种事业，是我终身的，不是偶然冲动的，所以对于一切的行动，皆要有最高的目的”[15]。杨闇公确实是以自己的行动向全体团员们验证着“躬行实践，以身作则”这八个字。

1924年9月中旬起，杨闇公生了一场大病，进食后呕吐，继而头晕、疲乏，甚至神志不清，病痛带来的折磨令他极度痛苦。而此时，唐伯焜又向杨闇公提出请他尽快翻译《革命必携》一书。9月29日杨闇公在精神涣散中开始着手，因为唐伯焜“后日要”，但“译了十页就无力了”。杨闇公并未因病中止翻译，坚持着在10月1日把全文译完，然后在唐伯焜协助之下，在8日进行了译文的完善。杨闇公愉快地在日记中写道，“心快甚！”“看！努力！光明途上，扬手的是谁。”[16]

以身作则的同时，是训练团员在思想上形成一致。杨闇公在这方面办法之多，令人折服。1924年11月2日，杨闇公在会议上对每名团员的读书工作提出要求，“力主读书都要取笔记方式。因这样做可以观察他们的程度和修养力”。这种做法看似简单，实质深刻，杨闇公在日记中解释道，“有思想的人们，决不会盲从的；有强有力的意志的，必须具有特殊的反抗性；除俯首于真理外，决不会屈服于任何势力之下的”，因此，“青年的人们呀！思考力要强，就非多读书不可；意志力要强，就非认识明晰不够”，“每天最少都要读两个钟头的书，才能完成使命的呵！”这种训练方法，锤炼的不仅是青年团员的信仰，还有领导者的坚持和执着的态度。领导者一要提出要求，二要亲自督促，三是本人以身作则，杨闇公毫不介意这一辛苦，只淡淡地记录了一笔“不过自己苦一点”[17]。

其实，这种苦哪里是一点。1925年4月27日，杨闇公在致团中央的信中提及了自己的坚持和执着。例如训练读书，“每次开会，对于《向导》、‘中青’上的问题，都要提一点来讨论（小组非讨论不可，大会时渐亦讨论之），并促同学在各校内时作‘向’、‘中’上所发表的言论与一般人讨论”；例如训练团员们讲演，“弟处对于同志宣传的能力训练，是常用辩论的方式，并于出队讲演时（平时平社每周间都要外出讲演，各同学均须分头轮番出发讲演），弟处常率不能讲演的同学一路，告以讲演的程序，以身作则，促其讲演，成绩颇佳”。这番训练下来，重庆地方团的战斗力、影响力大增，例如“旧历的正月初，作了三次的大讲演，并在电影场作了五夜的讲演。又开了一个代表欢送大会，集合了一万四千余人游行”[18]。杨闇公极为高兴，他在日记中不无骄傲地写道，“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的狠处在什么地方哟！就只有一个‘干’字，加以有团结，有组织而已”[19]。这个“干”字，脱不开坚持和执着，正是杨闇公人格和修养之所在。

三

团体建设中最困难、最复杂的一点就是树立纪律和规矩，杨闇公的思考同样深刻。1924年6月5日，杨闇公与童庸生等人在重庆相聚，观长江龙舟竞渡，交流所思所想，在团队建设问题上形成的共识是：就个人而言，“只认事的成否，不顾位置的高下”；就团体而言，“要使团体支配人，不要人来支配团体”[20]。这就是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个人服从集体，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杨闇公领导重庆地方团真是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的要求开展团体建设。1925年9月14日，杨闇公在致团中央的信中，提及了重庆团地委领导层改选的会议情况：会议分九个议程，一是主席报告开会理由，二是报告本团半年工作和得失，以下是组织部、宣传部、学生部、农工部和各支书记逐一报告工作和得失，八是作最近的政治报告，九是选举，十为闭会。会议组织严密程度不亚于今日。就算如此，杨闇公还希望团中央指导，“以上选举情形是否有当，尚祈指正”[21]。

杨闇公认为不能随意扩大组织，而且扩大组织与严整组织并行，“扩大组织与严整组织这个问题，我们脑海内常常都浮着的，觉得二者万不可偏废。因不扩大则发达慢，但失之太滥，又失了真精神！严整组织，固能进行自如，但不易与外界发生关系，故我觉得还是要二者并施的好！”[22]于是，法国归来的周子君声称在江津有十三名同志，要求加入重庆地方团[23]，杨闇公反复考虑后，认为无法证明周子君的身份，更无法证明其他人的身份，况且此人与国民党右派又有联系，断然拒绝[24]。在杨闇公看来，吸收团员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1925年7月2日，他致中央回复扩大组织的事宜，明确表示，“现在的客观情形上马上吸收多数分子，实无此可能性。只好尽量尽力的去做。实无在最短期内吸收多数分子之把握”[25]。

一方面严格吸收团员，另一方面对违纪人员一丝也不客气。一度担任团书记的何星辅，最大的能力就是善于接近青年工人，最大缺点是并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有投机思想，还曾擅自代表重庆地方团向团中央提出方案[26]。杨闇公加入重庆地方团并担任领导之后，努力训练他，曾派他作为国促会代表之一去北京工作。他却违反纪律与国民党右派、各省工团联合会发生关系，杨闇公断然将其开除；另外一位团员裴紫琚，是中共党员王右木组织的成都马克思读书会最早一批会员[27]，1923年10月加入成都地方团[28]，后参加重庆地方团，杨闇公亦曾派他作为国促会代表之一去北京，但裴参会不尽职，“专去过恋爱浪漫生活”，回重庆后受到留团观察六个月并严重警告，裴不仅不反省，反而日益反动，杨闇公同样断然开除他[29]。

杨闇公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要通过树立纪律和规矩，通过团的政策策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影响团员，让每位团员拥有战斗力，“他们各个都能成为前线的战士，那就好了！”[30]

1925年1月3日，重庆地方团选定杨闇公担任组织部主任兼代理秘书（书记），杨闇公在日记中写道“以个人来说，觉得太苦了，不过我们不努力，又让谁来呢？”[31]从此，他成为四川地区革命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并于1926年2月担任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负责整个四川地区的革命工作。

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总结全国政治局势与党的发展，逐一评价各地党组织的工作，高度赞扬杨闇公领导下的四川党组织工作，认为“四川工作同志其刻苦奋斗的精神，更为有别省所不及者”。

注释：

[1]《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76页。

[2][6][7][8][9][10][11][12][13][15][16][17][19][20][22][30][31]四川杨闇公基金会、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杨闇公文集》，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第116页，第114页，第140页，第118页，第118页、119页，第128页、131页、132页、136页，第131页，第126页，第139页，第125页，第109页—120页，第130页，第177页，第64页，第180页，第170页、171页，第150页。

[3][4][14][18][21][23][24][26][27][28][29]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1925）》内部资料，第144页，第197页，第202页，第243页—246页，第320页、321页，第223页，第240页，第199页，第22页，第211页，第293页、294页。

[5]转引自《试论萧楚女整团》，《胡康民党史研究文集》，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

[25]《关于重庆民校及工人、学生、妇女工作的决议（1925年7月2日）》，四川杨闇公基金会、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杨闇公文集》，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第234页。■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 樊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