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相识结姻缘

王光美，1921年9月出生。当时在政府部门任职的父亲王槐青正在美国参加九国会议，接到家里发来的电报，知道自己喜添千金。王槐青已有6个儿子，一直盼着能有一个乖巧可爱的女儿，这次终于如愿以偿，兴奋不已，为女儿起名“光美”。

小光美出生后，母亲董洁如又生了4个女儿，家中兄弟姐妹共11个。虽然孩子多，但父亲俸禄丰厚，生活还算宽裕。母亲董洁如毕业于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校，有文化教养又通情达理，十分注重孩子的教育，让他们全部到学校读书，在学习、品行上，对孩子们的要求都非常严格。王光美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成长的。

小光美天资聪颖，从小学到大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45年，王光美从北京辅仁大学毕业，并获物理学硕士学位，同年参加工作，就职于母校，成为该校物理研究所研究生助教。年轻的王光美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努力学习专业，认真研究学问。

1946年，抗日战争刚刚结束，蒋介石却又耍起了“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企图把中国共产党排挤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之外。美国为了自己在亚洲的利益，就国共关系进行调解，国、共、美三方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国、共、美三方谈判中，王光美被中共方面选中担任翻译。

王光美被中共选中担任翻译并不是偶然的。她求学的那些年，日本侵略中国，正是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期，王家兄弟姐妹纷纷参加抗日。三哥王光超经常为八路军采购药品，并冒着生命危险送往解放区；四哥王光杰是中共地下党员，中共北方局与延安的联系以及敌占区的大量情报，许多都是通过他用秘密电台输送的；4个妹妹也先后加入了共产党；母亲董洁如也非常同情革命，曾多次掩护地下党员。在社会大背景和家庭影响下，王光美早在读大学时，就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负责与她联系的崔月犁（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卫生部部长），经常给她介绍一些进步书籍。这些经历为王光美做“军调部”中共方面的翻译打下了基础。

国、共、美三方最终没达成共识，谈判破裂，大规模的内战开始了。王光美也结束了在“军调部”的工作。当时延安正需要有知识、有文化、有专长的青年，同时考虑到王光美身份已经暴露，无法在北京继续待下去，为了她的安全，党组织安排她到延安去。

在王光美准备去延安的同时，美国大学的博士录取通知书也下来了。王光美思想上进行了一番斗争。到美国读书，继续深造，就可能实现当一个女科学家的梦想；而去延安则条件艰苦，前途未卜。但她最终选择了到延安去。因为她在“军调部”工作期间，在与中共领导和同志的相处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到美国只是和她个人前途相关，而去延安跟随共产党，则是和中国的前途相关。她想要为自己的民族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

1946年11月，王光美告别亲人，登上了去往延安的飞机。那是美方为国、共、美三方谈判提供的交通工具，往返于北京、南京、延安。机上除了王光美，还有两名乘客，一个是美方的代表，另一个是从南京到延安的宋平。

从哥哥、崔月犁及许多共产党人那里，王光美无数次听过“延安”二字，那究竟是怎样一块土地？为什么能让那么多人都向往？一路上，她心情激动，从飞机起飞就一直伸长脖子向窗外望。带着对延安的好奇和向往，王光美来了。王光美是当时无数投奔延安的进步青年中唯一一个坐飞机去的，没有经历跋山涉水。这也成了她心中的一个结，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

初到延安，从小长在大城市、过惯了优越生活的王光美看什么都觉得新鲜。不久，她被分配到外事局做翻译工作。由于工作的原因，她有不少机会接触到领导同志。王光美回忆第一次见刘少奇的情景：

那一次，我们几个同事到朱老总那里串门，因为和朱老总熟了，所以在长辈似的朱老总面前，无拘无束地闹腾了好一会儿，还非要朱老总讲他过去的故事。朱老总被我们缠得没办法，提议带我们到少奇同志那儿看看。于是，我们一大群人就跟在朱老总后面来到少奇同志的住处。

到了窑洞前，还没进门，朱老总就喊了起来：“少奇同志，看我给你带来一些新朋友，欢迎不欢迎。”说着就领着我们大伙进了门，一下就把窑洞挤得满满的。少奇正趴在桌子上写东西，看到我们，就把笔放下站起身说：“欢迎欢迎，就是我这个地方小了点儿，请大家到院子里坐吧。”说完就叫警卫员赶紧搬凳子。

大家在院子里坐了下来，少奇跟大家一一握手，问问情况，我因为参加革命时间比较短，又是坐飞机来的，自己不好意思往前坐，就悄悄在大家后面站着，也没敢说话，只是跟少奇握了握手，报了个姓名。

不久，国民党入侵延安，王光美随机关疏散到瓦窑堡，后又到了晋绥。在晋绥，她参加了土改学习班。

一天，少奇从晋绥路过，上级就把我们叫到分局食堂一块儿吃饭。吃完饭，大家在院子里散步，我照例是悄悄地站在一边，没想到，少奇却向我走过来。

“我见过你，上一次朱老总带你们外事局的一些同志到我那里去串门，你也在。”少奇操着湖南口音跟我说。

“是，我叫王光美。”我赶紧自我介绍。

“你在这里干吗？”少奇问。

“刚刚参加完土改学习班，准备下去搞土改。”我说。

少奇“哦”了一声接着说：“你要是愿意，可以跟我走，先去晋察冀，那儿也搞土改。”

明眼人一听，就从少奇的话里听出点儿什么来，可我那会儿挺单纯，对他的邀请没想那么多，婉言谢绝了。我说：“我已经参加了在晋绥的学习，还是不动为好，要不然别人会觉得我怎么在这儿学习又跑到那儿去啦，脱离集体搞特殊化，谢谢首长。”

王光美在晋绥搞了一年土改，参加完土改，又回到外事局机关。因为工作关系，跟刘少奇经常见面，有了一些接触。王光美感到他很愿意找自己说话，但也没往别处想。以后在有意无意的接触中，渐渐了解了他的一些情况，知道他当时是单身，才明白为什么刘少奇总爱找自己说话。接触多了，互相也有所了解，王光美发现刘少奇有几个很特别的地方：

不管春夏秋冬，少奇吃完饭，总是习惯拿一个热水袋捂在胃上，我也不好意思问，就慢慢观察，发现那是他胃不好的缘故。

另外，他吃饭也很特别，每次他吃饭，蒸的米饭上总有一瓣蒜，我觉得很奇怪。后来才知道，少奇不知从哪儿听说，蒸饭的时候放瓣蒜治胃病，所以他采纳了。

有一天，我吃完午饭路过少奇那里，就走了进去，正赶上少奇准备吃饭，少奇邀我一块儿吃，我说我刚吃完饭，请他自己吃。少奇听了我的话没有急着先吃饭，而是站起身看了看，走到办公桌前，从最底下的抽屉里拿出一个梨递给我，那意思是我吃饭你看着不合适，这样你吃梨我安心吃饭。从这件小事中，我就感到他还挺会照顾人的。

就这样，在越来越频繁的交往中，俩人互相了解。王光美感到刘少奇很需要人照顾，尤其是一件小事，让她更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有一次，少奇邀我去他那里坐坐，待了一会儿，我看时间不早了，就要告辞走。他抬起手腕看表，没戴表，就拉开抽屉拿出表来看，那表早就不走了。我心想：“怎么一个负责人的表不走了都没人管，党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尤其是一个高级领导干部。如果少奇只是单纯生病，那会有医生管，可他不是这样一种情况，他需要的是一种生活上的照顾和调理。我那会儿就想，如果少奇同意，我愿意照顾他一辈子。

在与王光美认识之前，刘少奇曾经有过几次婚姻，并有5个孩子，均由阿姨和警卫员照管。王光美走进刘少奇的生活，孩子们很喜欢这个和蔼可亲、漂亮大方的阿姨。每次听说王光美要来，孩子们便早早候在门口。王光美到了后，他们总是寸步不离地跟在她身后。王光美从孩子们的眼睛里看到了他们对母爱的渴望。

不久，她接受了刘少奇的结婚请求。

1948年8月21日傍晚，在河北滹沱河畔，劳累了一天的刘少奇疲惫的脸上透着喜悦和幸福，他将警卫员叫进屋：“我今天要结婚了。”

“什么？结婚？首长，我们怎么一点儿也不知道啊，什么准备也没有。”

“我结婚，又不是你娶媳妇，要你准备什么？”

“那也得热闹热闹，庆祝一下吧。”警卫员说。

“没什么准备的，简单一点儿，只是光美同志不好意思，你们去把她接来吧。”

贤淑的妻子 得力的秘书

结婚后，王光美从外事局搬到刘少奇的住地。组织在刘少奇办公室旁给她安排了一间几平米的小办公室，她仍然从事翻译工作。

每天完成自己的工作后，王光美就想着怎么帮刘少奇减轻工作负担，想想还是帮他做报纸摘录，这样能让他节约好多时间。那时王光美还不是刘少奇的秘书，他的办公桌她从来不动，不该看的东西绝不看，不该问的事情也绝不问。

新中国成立后，王光美随刘少奇到北京，回到了她出生的地方。刘少奇随后将流落在外的孩子们都接了回来。

刘少奇与何葆珍烈士的第二个儿子原来一直流落在外，接到北京后，安排他上学。但长年动荡的生活使他耽误了不少学业，王光美就充当起家庭教师的角色，每天给他补课。

何葆珍烈士的女儿刘爱琴，一直被寄养在苏联。1949年，刘爱琴回国后，来到父亲的新家。无论是对眼前这位新妈妈，还是对国内的生活环境，刘爱琴都感到十分陌生，不能很快适应和接受。对于这种情况，王光美给予了充分理解，及时给予她指导和帮助，让她尽快适应国内的环境和生活。

刘爱琴回忆说：

我四九年回国的时候，中国刚刚从战争的硝烟里走出来，正是百废待兴的时候，我穿着高跟鞋、一身洋装，显得格格不入，特别扎眼。为了让我尽快融入社会，光美妈妈耐心细致地一点儿一点儿教我。

……

在光美妈妈的帮助下，我很快就适应了国内的生活。在学习上，光美妈妈也同样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我回国的时候，讲一口流利的俄语，中国话却说得结结巴巴，中国字更认不得几个，就很难与人正常沟通。光美妈妈找来一些书，其中就有我父亲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我。在认字的同时，又给我讲一些革命理论，比如：什么是阶级，阶级是怎么划分的，社会共分成哪些阶级，等等。每天学习完，我还要认真做笔记写心得，因为那是父亲要求的，他还经常亲自检查我的学习情况。

在父亲的严格要求和王光美的耐心辅导下，刘爱琴很快掌握了母语，并学会了写汉字，生活圈子逐渐扩大，迅速融入了社会。她与王光美也变成了亲密的母女。刘爱琴回忆：

当我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丈夫不在身边，快到预产期了，光美妈妈就为我要出世的孩子准备好了一切。临产那天，她放下手中的工作，亲自陪我到医院。从检查到进产房，直至分娩整个过程，她都寸步不离地守在我身边，扶着我、搀着我。第一次生孩子，我心里很紧张，她就坐在产床旁边，握着我的手安慰、鼓励我：“没关系，没关系，放松，女人都要有这一关，一会儿就好了。”看到我疼得满头大汗，她心疼地对大夫说：“给她闻点儿麻药吧，闻点儿麻药就不那么疼了。”后来孩子终于生下来了，光美妈妈的心才塌实。她又急忙赶回家，给我熬鸡汤送到医院，所有这一切让我感到，就是自己的亲妈活着，也不过如此啊！

与刘少奇结婚以后，王光美生了4个孩子，加上原来的5个，家里大大小小一共有9个孩子。这么大的家，又不是一个母亲所生，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产生矛盾。王光美对9个孩子一视同仁。她知道，帮助他们就是帮助自己，因为只有这样，家庭才能和睦，丈夫才能集中精力工作。

1949年，王光美从外事局调到刘少奇身边任秘书，协助丈夫工作，照顾丈夫的生活起居。秘书工作细致琐碎，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王光美做得很好。

一次，机要秘书刘振德接到毛主席办公室的通知，要刘少奇去开常委会。刘振德到楼上向刘少奇汇报。当时，王光美正招呼刘少奇吃饭，趁吃饭的功夫，有个孩子向爸爸汇报学习情况。刘振德看是个孩子，也没太在意，便将主席办公室的通知向刘少奇作了详细汇报。刘少奇听后没说话，“哼”了一声表示知道了，但可以看出来他有些不高兴。

刘振德回到办公室，王光美跟了过来，说：“振德，以后有‘小耳朵’在场的时候，不要谈工作，开常委会这么重要的事情要注意保密，小孩倒不一定有意去泄密，但他们知道这个事不好。”这时候，刘振德才明白刘少奇为什么不高兴。

每次刘少奇出门的穿着，王光美都要提前安排好。刘少奇平时衣着朴素，但接待外宾时，就要注意着装，包括头发是否长了，脸是否刮干净了，这些细节，王光美都要亲自检查。

刘少奇工作繁忙，要考虑的大事太多，有时会忽略一些细节，王光美总能很有技巧地及时提醒他。一次，刘少奇到地方视察工作。走时，他和地方干部群众握手告别，有两位基层干部一直陪同，可在握手的时候，刘少奇不小心落下了他俩。王光美看到后，立即走到刘少奇跟前，拉着他的手走过去，同两位干部握手告别。虽然只是轻轻一握，但对两位干部而言，却是很大的鼓励。

在随刘少奇访问柬埔寨期间，一天早晨，西哈努克亲王的母亲亲自下厨，为中国贵宾熬了桂花粥。得知这个情况后，王光美担心有些同志喝不惯，便提前和随行人员一一打了招呼，嘱咐这个粥不管好不好喝，都得喝完，以示尊重。

由于工作忙，刘少奇很少有时间休息。工作之余，王光美就千方百计地让刘少奇放松。吃饭的时候，她会打开收音机，放些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年过节时，组织孩子们表演节目，约刘少奇一起欣赏，以此为刘少奇缓解疲劳。

为了让刘少奇多运动，王光美还在家里举行了一场乒乓球比赛，让孩子们拉着爸爸参加，还设了奖杯。那是参观洛阳轴承厂时厂方赠送的一个小轴承模型，很像一个奖杯的模样。孩子们很懂事，跟妈妈打的时候就用全力；和爸爸打就“手下留情”。比赛结束，球技最差的刘少奇得了第一，赢得了奖杯。

王光美不仅自己关心照顾刘少奇，还教育孩子们要爱护爸爸，因为爸爸要做很重要的工作。当时俩人的工资加起来虽说有四五百，但家里人口多，平均到每个人头上也就没多少了。每次拿到工资，王光美都先把刘少奇的营养费预留出来。家中吃饭，刘少奇是一个等级，孩子们是一个等级，而王光美是最末一个等级。刘少奇发现后，怎么也不肯“多吃多占”，要有福同享，而王光美则坚决反对“平均主义”。她说服丈夫，他肩上的担子重，如果身体垮了，还怎么为国家做事？刘少奇才勉强同意了。在王光美精心照顾下，刘少奇的胃病居然好了。

王光美也十分关爱刘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

1961年春天，国家处在困难时期。一天吃完饭，王光美陪刘少奇在院子里散步。看到院里盛开的花草，刘少奇说：“现在粮食这么困难，咱们是不是把花园的地翻一翻，种上粮食，也可以解决一点儿问题。”第二天，王光美就组织大家把花园的地翻整了，种上小麦。秋天，小麦成熟，收获了一百多斤，但王光美没有留下给自己正在发育成长的孩子们，而是送给了家在农村、生活困难的炊事员郝苗。

王光美特别注意维护刘少奇作为一名领导干部的形象，对孩子们要求严格。一次，一个孩子起晚了，怕上学迟到，便让家里的车送了一下。王光美与刘少奇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了孩子。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现象。

王光美不仅严格要求孩子，自己也身体力行。因为工作需要，她有时要单独外出办事，但她总是骑自行车，因为她觉得家里的车是国家给刘少奇配的，自己无权使用。就是生完小女儿出院时，她也没让家里派车，而是从交通科要了一个车，并按规定交了费用。

三年困难时期，刘少奇满脑子想的都是怎样解决老百姓的吃粮问题。他领着王光美和工作人员一起深入乡村，甚至扒开老百姓的粪便看，了解他们用什么充饥，是否能够消化。有一次，听说木薯可以吃，他立刻让人从山上挖来一些木薯，大家一起吃。但他们不知道木薯里含有氰化物，要先用水泡，让氰化物全部挥发掉才能食用。所幸大家吃的不多，没造成什么严重后果。

在刘少奇身边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发生在他们家中的“钱柜事件”。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刘振德回忆说：

一九六三年，光美要去参加“四清”，临走，她把一个装钱的盒子交给了少奇。第二天，少奇把我找去，一边笑着一边把盒子递到我手里说：“这是我们家的钱柜，光美在的时候由她来管，她走的时候交代给我，我现在交代给你，以后你来管管这个事情。”

我接过盒子，听说是“钱柜”，心想，这里面可能有不少钱吧。便说：“哎呀，是钱柜呀，那我得数数，别回头成了四不清干部。”

“不用数了，没多少钱，你全权处理，里面有光美留下的一个条子，发工资后按条子分配。”少奇说完就忙自己的工作去了。

少奇走后，我把钱数了数，连纸币带钢嘣，一共是二十九块多。另外，还有一个光美写的条子，条子上写明：给炊事员郝苗120元，这是他们全家的伙食费；给外婆150元，那是9个孩子的学费、衣物费和杂费；卫士组100元，这是给少奇买烟和营养品的费用；赵阿姨40元，这是保姆的工资；房租、水电60元；党费25元。这样一分配，俩人500块的工资也就所剩无几了。这时候，我才感到光美操持这么大个家有多么不容易。

生活虽不富裕，但王光美和刘少奇却从不多占国家一分钱，即使是国家规定的补助，他们也是能不领就不领。那时，按国家规定，出差有出差补助，夜里加班有夜餐补助。王光美经常随刘少奇出差，而且经常工作到后半夜，有时甚至是通宵，她完全可以领些补助贴补家用。夜餐补助是3毛钱，他俩加起来，一个月也有18块，这在当时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但王光美从没去领过。工作人员看不过去了，秘书和警卫悄悄为他们领了两年的补助。这件事后来被炊事员郝苗说漏了嘴，传到了王光美耳朵里。王光美及时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听了很生气，责令秘书领了多少退多少，一下子退不出那么多钱，就一天天扣。后来在王光美督促下，一天退6毛，退了两年才把事情解决。

惊涛骇浪从容面对

“文革”伊始，刘少奇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像乌云一样压过来，王光美有些不知所措，但她很快镇静下来。在与丈夫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她目睹了丈夫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呕心沥血，了解丈夫廉洁自律、宽厚待人的品质和作风。她坚信丈夫对党是忠诚的，用自己瘦弱的身躯为丈夫遮风挡雨。为保证丈夫的安全，维护他的尊严，她尽量不让刘少奇出去，自己每天出门去看大字报，看完后，用笔一条条记下来。回到家，夫妻俩一起分析，哪些自己做得不对，需要改正，哪些需要避免，哪些是恶意攻击，不用去理会。

一次，王光美、刘少奇接到消息，称女儿出车祸住院了，要他们赶快去。夫妻俩顾不得分析消息的真伪，也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危，急忙赶过去。到后才发现气氛有些不对。医院聚集了许多人，到处是红卫兵和标语。王光美忙让刘少奇离开，自己则从容地下了车。为转移大家的注意力，她一边往人群中走，一边大声喊：“你们不就是要找我吗？有什么要问的，来吧。”从而保证了刘少奇安全顺利地撤离。

不久，王光美与刘少奇被分别隔离。1967年9月，王光美被带往秦城监狱，走那天，她没能见丈夫最后一面。其实，丈夫就关在不远处的房间，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见。王光美不知道他身体怎样，精神可好，是否知道自己今天要离开。她慢慢移动脚步，想多拖延点儿时间，找机会看丈夫一眼，告诉他自己要走的消息。她走出房间，发现走廊中央有一个小马扎，上面整齐地放着一摞衣服，她一眼认出那是自己的衣服。她明白，那一定是丈夫为自己准备的换洗衣物，因为她的衣柜就在丈夫被隔离的房间里，看样子，丈夫已经知道她今天要走了。她的心踏实了许多，但随即又提了起来，自己这一走，夫妻俩不知何时才能再见面，以后谁来照顾他？

王光美一边想着，一边慢慢地往包里装衣服，眼睛却不时往丈夫的房间望。但房门紧闭着，没有一丝动静。身后有人催促她赶快收拾好东西往外走。就在她迈步准备走的时候，从刘少奇的房间里传来一声轻轻的咳嗽。王光美明白，丈夫是在以这种方式为自己送别，顷刻泪水噙满眼眶。只是当时，她怎么也没想到，两年后丈夫便含冤而去，永远离开了她。那一声轻轻的咳嗽，竟成了丈夫在这个世界上留给她的最后的声音。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历史前进的车轮又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1979年，王光美平反，这时她已在秦城监狱与世隔绝了整整12年。

1980年，刘少奇平反，全国降半旗致哀，沉痛悼念刘少奇同志。虽然亲爱的丈夫因为那场浩劫永远离开了她，但王光美在讲述“文革”经历时却很平静，她用宽厚仁爱的胸怀，包容了人生道路上所有的不公。

2006年10月13日，王光美与世长辞，享年85岁。■

（作者单位：山西电影制片厂）

（责任编辑 王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