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杨炬，1921年出生在湖北南漳县。父亲是一位教书先生，家里日子还算过得去，因此杨炬有幸入学接受教育。13岁那年，杨炬小学毕业，家里为她订下一门亲事，男方家虽不在城镇，但家境富裕。可是杨炬并不想按父母为她安排的人生去生活，不愿在浑浑噩噩中度过一生。　

1935年5月，杨炬考入了襄阳省立第五中学，在那里，她接受了反帝反封建进步思想的教育和启蒙，对父母给自己包办的婚姻越发不满。假期回家，她总是对母亲说：“我现在可不嫁人，我可不去做少奶奶啊。”

1938年，杨炬中学毕业。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抗日救亡呼声高涨，学生已无法安心读书。原打算报考师范的杨炬不愿回家成亲，正好班里一个叫金宇的女同学，有着和她同样的遭遇，于是二人商量一起逃婚。可是往哪里逃却是个问题。她们想起在学校曾听进步老师和学生提起延安，听说那里提倡妇女独立、男女平等，还可以参加八路军到前线抗日。二人遂决定奔赴延安。可眼下到处兵荒马乱，两个少女上路无疑是非常危险的。杨炬想起了哥哥，在家中，哥哥是她抗婚最坚定的支持者，还在上学的时候，哥哥就经常送她一些进步书籍。杨炬把自己想去延安的想法告诉了哥哥，哥哥决定护送她们去延安。

在陕西旬邑看花宫，这个距西安仅百里之遥的地方，有陕北公学旬邑分校。那是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安排来此参加革命的学生而开办的。杨炬她们也进入了陕北公学旬邑分校学习。在那里，杨炬接受了为期4个月的军政理论学习和军事化训练。4个月后，她被分配到卫生学校（延安医科大学的前身）学习。

到卫生学校学习，与杨炬参加八路军到前线杀敌的愿望相差甚远，这让她感到有些遗憾。但是，经过4个月的学习，杨炬已经是一个有一定觉悟的革命战士，懂得革命需要的地方就是自己的岗位。

卫生学校女兵很多。那时延安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文化生活丰富，学校组织了业余剧团，经常进行文艺演出。杨炬成为是剧团的骨干。

1939年3月，由于各方面表现突出，杨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延安医科大学毕业后，她先是在中央军委门诊部工作，几个月后，被组织上调到中央办公厅卫生所，在那里她接触到许多中央首长。开始，杨炬主要是给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看病，偶尔也出诊给首长看病。很少接触中央首长的她，每次一听说要给领导看病，就有些紧张。后来次数多了，见首长们都特别随和，杨炬才放松下来。

二

1942年，原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随八路军大批高级将领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此时王树声已是太行军区副司令员。王树声曾有过两次短暂的婚姻，一次是老祖母给他包办的一门亲事，两人后因志向不同而分道扬镳；另一次是战友们撮合的一个妇女主任，由于相处时间短，缺乏了解，仓促结婚后，发现彼此性格不合，经组织批准分手。之后他一直因忙于战事而无暇顾及自己的终身大事，加上前线的女同志本来就少，更难遇见合适的。那时，王树声战友唐明春的爱人在医院工作，唐明春告诉他，医院门诊部有个叫杨炬的军医还没有对象，人品、个头、长相都没得挑。王树声听了很高兴。以后每到周末，他总往舞会上跑，想近距离多了解杨炬。一段时间后，王树声决定向杨炬发起“进攻”。

一天，杨炬在门诊部上班。刚送走一个病人，又来了一个中年人。杨炬照例先询问了他的单位、年龄和哪儿不舒服。王树声想了想，慢慢地脱下袜子，欲言又止。杨炬开始以为他有什么难言之隐，或是担心自己会嫌他脚有味儿，便微笑着说：“你哪儿不舒服？脚怎么啦？没关系，来，伸过来我看看。”王树声说：“我这个脚后跟裂口子了。”杨炬又好气又好笑，心想：“脚后跟裂口子算是个什么病啊。”心里虽这样想，可她是医生，既然人家来看病，就得尽医生的职责。杨炬说：“我看看。”可王树声没把脚伸过去，反而把袜子又穿上了。“怎么？不看了？”杨炬问。王树声看了她一眼，结结巴巴地说：“杨医生，我对你的印象很好。”话音刚落，杨炬一下子就站了起来，把手中的钢笔一扔，转身走进里屋的换药间，再也没出来。看到杨炬这个态度，平时足智多谋、骁勇善战的王树声没了主意。

不过他没有放弃，而是决定换一种战术—“围而不打”。于是，无论是一起工作的同志，还是常来门诊部看病的一些首长，总是有意无意地和杨炬说起王树声，夸他如何如何好，立了多少战功。可杨炬心里打定主意，抗战不胜利，不考虑婚姻大事。以后，只要王树声到门诊部，他前脚进门，杨炬后脚就出门，对王树声采取“回避战术”。王树声只好去找杨炬的领导、中央总卫生处的傅连璋处长，请他帮忙。

傅连璋受人之托，找到杨炬说：“杨医生，王树声同志是个老同志，是给我党作出过贡献、经受过考验的，他带着队伍打了很多胜仗，因为工作忙耽误了自己的婚姻，这样一个人品能力都没得挑的好同志，别人打着灯笼都难找，你怎么能这样对他呢？”杨炬刚想辩解，傅连璋又是一通连珠炮：“我知道，你现在不想结婚，那都是借口，心眼儿里是不是觉得人家是大老粗？我告诉你，树声同志可是有文化的，参加革命前，人家还当过小学校长呢。你现在不想结婚不等于现在不谈恋爱，可以先接触接触，了解一下。”

不久，杨炬收到了一封王树声用毛笔写的信。看着那封情真意切的信，杨炬心里那道坚固的防线有些松动：“看来这个人还是有文化的，不是个大老粗。大家都说他的好话，人品肯定没问题，起码人缘不错，领导说得对，不结婚不等于不谈恋爱，可以先接触一下。”

抱着这个想法，杨炬不再躲避王树声。白天，在杨炬工作的门诊部里，经常可以看到一个“特殊”的病人，这个“病人”隔三差五就往诊室跑，可又不看病，只看医生。傍晚，延河边，偶尔也能看到杨炬、王树声一前一后散步的身影。

1944年，杨炬参加了中央卫生处组织的一个医疗巡回组。当时延安医疗环境恶劣，老百姓少有卫生知识，新生儿的存活率很低。杨炬她们的任务就是在陕北巡回医疗，宣传新的接生方法和卫生常识。杨炬一走就是几个月，王树声有些待不住了，抽了个周末，到街上买了些白面和猪肉，骑上马赶去杨炬那里。杨炬看着满脸汗水、一身尘土的王树声，从心里爱上了这个执着的男人。

1944年中秋节前夜，医疗巡回小组完成任务回到延安。第二天，杨炬去看望处长傅连璋。在肯定了医疗巡回组的工作成绩后，傅连璋说：“你没回来前，我这耳朵根子可没清静过，王树声同志经常过来打听你的消息，今天你们到哪儿了，明天你们在哪儿待着，他都快比我清楚了，还总问你什么时候回来，问得我都有些后悔派你出去了。你现在赶紧去看看他。”杨炬还有些矜持：“今天刚回来，改天再去吧，反正也不走了，我还是先汇报吧。”傅连璋忙说：“去去去，赶紧给我去树声同志那儿，今天是中秋节，你不去，他一会儿也会来，赶紧去。”

在傅连璋连催促下，杨炬第一次来到王树声的住处。刚进门，正碰上牵马准备到卫生处打听消息的王树声。看到日思夜想的人站在自己面前，王树声结结巴巴地说：“你怎么回来了。”杨炬调皮地说：“要是不欢迎，我这就走。”王树声忙说：“欢迎，欢迎，快进屋歇歇。”

俩人在屋里聊了一会儿，王树声提议：“今天是中秋节，咱们去看看徐老总和贺老总。”俩人一起来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司令贺龙和副司令徐向前正好都在那里。二人早就听说王树声找了个漂亮女朋友，还是个医生，现在一看，果不其然。两位老总拿出瓜子、花生、月饼招待他们。徐向前拿出一副扑克牌，提议打牌。杨炬有些局促紧张，起身说要走。贺龙冲着门口的哨兵喊：“把好门，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能出去。”杨炬一看，只好留下来。太阳偏西，杨炬瞅准一个空档站起身，说：“天不早了，我该回去了，刚从下面回来，还有好多事要处理。”贺老总笑道：“走什么，今天是不能走喽，树声同志年纪也不小了，你打算让他打多长时间光棍啊，今天结婚，就在这儿。”贺老总话音刚落，徐老总也接上话茬：“对对对，今天是花好月圆中秋节，正是结婚的日子，把事办了。”

这让杨炬有些措手不及，连连摇头：“我一点儿准备都没有，你看我这衣服纽扣都掉了，还是用别针别的。这怎么行？”

“准备什么，抗战时期，婚事简办，哪儿有那么多的讲究。”贺老总说。“是啊，就把我的窑洞腾出来，给你们做新房，警卫员，赶紧收拾屋子。”徐向前在一旁配合得很默契。

杨炬说：“不行，我还没向组织上请示报告呢。”贺老总说：“这好办，你们处长老傅那儿我负责打招呼，我这个联防司令的面子他总得给吧。树声这块儿就更好办了，徐老总就是他的老上级，这个家他当了。”“对对对，我这儿全票通过。”徐向前在一边帮腔。

杨炬一看，走是没法走了，只好听从安排。一旁的王树声乐坏了，没想到今天一不留神做了新郎。

司令部的人赶紧忙活起来，收拾房间，张罗饭菜，通知其他人。不一会儿功夫，王树声的那些老战友，还有一起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陈赓、陈锡联、陈再道等，都来吃喜酒。

婚后不久，毛泽东就命王树声前往中原组建河南军区。王树声告别新婚妻子，带着队伍奔赴豫西抗日前线。这一别就是几个月。工作之余，杨炬常常独自一人徘徊在延河边，遥望远方，回忆和丈夫在一起的日子。

1945年5月，抗日战争接近胜利，形势有所好转。组织上为照顾分居两地的夫妻，将一些干部家属送往前线与丈夫团聚，杨炬是其中之一。她告别了生活了七年的延安，与另外两个干部家属及组织上派的两个护送人员一同上了路。那时，日本还没有投降，路上到处是日军的碉堡和据点，杨炬他们只能白天找地方睡觉，晚上赶路。遇到危险情况，就找个老百姓家暂时隐蔽起来，等敌人走后，再继续赶路。就这样，历时4个多月，终于在迎来抗战胜利的同时，杨炬与丈夫王树声团聚了。在豫西团聚的这一天，恰巧是中秋佳节，是他们结婚一周年。

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内战。王树声率部南下，到桐柏山与李先念部、王震部会师中原，牵制国民党军主力。6月，蒋介石为了北上争夺平津，调30万国民党军队妄图消灭我中原部队，形势危急。一场惊心动魄的血战就要开始了。

可就在这时，杨炬怀孕了。为不给部队增加负担，杨炬与已40出头的丈夫商量，打掉腹中的胎儿。杨炬买来打胎药，每天由警卫员李树林、白金泉煎熬。可连吃好几副，肚子也不见动静。突围在即，警卫员李树林不得不“坦白交待”，原来，他们看已经40多岁的首长好不容易有了孩子，不忍心扼杀这个小生命，就在煎药时把最主要的两味药拿掉了。无奈之下，杨炬只好挺着肚子负重行军，跟着大部队一起突围。有一次，部队穿越平汉铁路，敌人的子弹像雨点儿一样从山上倾泻下来，形势严峻。杨炬硬是挺着大肚子，与部队一起冲出封锁线。后来，看杨炬实在跟不上了，部队才找了两个战士抬着她。部队过了襄河，望着自己越来越大的肚子，为给部队减轻负担，杨炬主动向组织提出暂时离开队伍。考虑到实际情况，组织派人护送杨炬到了山东临沂的新四军军部所在地。

1946年11月2日，杨炬在山东解放区生下第一个孩子，为了纪念在河南光县平安突围到达鲁南解放区，为儿子起名鲁光。

没多久，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发起大规模进攻，部队向沂蒙山区转移。由于杨炬不是那个部队的编制，领导决定派人护送杨炬母子返回华北局，同行的还有另外一位带孩子的女同志。

一路上，两个还在襁褓中的孩子由挑夫挑着，杨炬和另一位女同志一人坐一个独轮车。山东的独轮车，轱辘是木头的，上面没有胶皮，走在路上特别颠。两个刚刚生完孩子的女性，坐一天下来，浑身的筋骨都要散了。到了晚上，护送的同志找到当地地方干部，找老乡家安排住处。老百姓为了躲避国民党军队，很多躲逃起来，村里留下许多无人居住的空房子。一次，杨炬推开房门，见屋子中间摆放着3口黑漆漆的棺材，吓得好一阵心跳。战场上见到死人司空见惯，但与几个死人同住一屋，还是让她觉得毛骨悚然。直到护送的同志确认棺材里没人，她才松了口气。由于产后身体虚弱，加之路途颠簸、营养不良，两个年轻的妈妈没有奶水，孩子饿得直哭。没办法，只好一路走一路讨奶水。

1947年的早春，杨炬她们终于在冶陶晋冀鲁豫军区安顿下来。在那里，杨炬又开始了工作，在华北局卫生科当医生。半年后，王树声来到冶陶休养，才第一次见到已经几个月大的儿子，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1947年秋，杨炬一家还沉浸在团聚的喜悦中，挺进大别山的号角吹响了。抱病在身的王树声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请缨上阵。告别妻儿这一天，恰巧又是一个中秋之夜。望着妻子和幼子，王树声心中很是歉疚，他拿出身上唯一的一张照片赠与妻子，对妻子说：“你好好工作，好好带孩子，我们不会分开太久，打完仗就又会在一起的。”

丈夫走了，杨炬心里清楚，那是为了以后长久在一起。忽然，她发现照片的后面有几行小字：

      久别重逢今又别，

      不知人月几时圆？

      伤思艰险犹尝尽，

      誓将奋斗会中原！

赠给我亲爱的杨炬同志留念

树声 八月十五于冶陶

1949年6月，杨炬南下到达武汉。鉴于王树声长期处于紧张劳累的状况，组织上安排他到武汉休息，也可和妻儿团圆。王树声却拒绝了盼望已久的机会，说：“大别山的土匪不剿灭，我无颜回去见妻儿。”为照顾丈夫的身体，1949年秋，杨炬带着已经3岁的鲁光，来到大别山与丈夫团圆。10月1日，他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

三

1950年，王树声被任命为湖北省军区司令员。1955年，王树声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全家来到北京。不久，杨炬就经历了一次痛苦的转折。1958年，根据上级指示，和平年代，要求部队的女军人退役。许多女同志想不通，不想离开部队，组织上的这个决定迟迟落实不下来。王树声所在部队也面临着这样的局面。为支持丈夫的工作，杨炬带头忍痛退役。

离开了自己喜爱的军人生活，离开了如亲人般的战友，30几岁的杨炬不甘这样在家做“大将夫人”，她觉得自己还能够、也应该继续为党工作，于是找到组织，要求安排工作。根据她的实际情况，有关部门将她安排到海淀区卫生局担任防疫科科长。在这个岗位上，杨炬勤恳努力地工作。一直到1961年，她又重新穿上军装回到部队，先是任军事科学院门诊部主任，后又调任二炮后勤卫生部防疫科科长。两年后，后勤卫生部改为解放军304医院，杨炬被任命为副政委。王树声也调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二政委和党委第二书记。

丈夫职位不断升迁，但杨炬的生活并没有因此改变。考虑到王树声换了单位，组织上决定根据他的级别为他新建一座住宅。总后营房部派人要杨炬挑选地方。第一次，在西城区找到一处不错的房子，听说是一个自治区的办事处，杨炬觉得让人家搬出来不合适，没有同意；第二次又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宅第，是以前一个民主人士的，但杨炬也不同意，说不能侵犯别人的地方，不能违反党的政策；第三次在海军医院附近选中一块地方，离玉渊潭公园不远，杨炬觉得很好，可她忽然发现附近有炊烟，一打听，是几家民房，本来已经同意的杨炬又改了主意，说盖房子不能影响老百姓的生活。就这样，直到王树声去世，盖新房的计划也没有实现。

“文革”开始后，许多干部受到冲击，王树声、杨炬也未能幸免。1971年，林彪事件后，王树声以国防部副部长的身份参加外事活动，杨炬也随之恢复工作，任304医院副院长。此时，正值“文革”中期，国家的不幸没有结束，家庭的不幸又接踵而来。先是当年送杨炬去延安的大哥因抢救落水妇女光荣牺牲，之后，在南海舰队服役的三儿子又突然精神失常，紧接着着二儿子因脑溢血成了植物人。后来，大儿子鲁光在结婚前几天突遭车祸，高位截瘫。之后，王树声被检查出食道癌。从此，杨炬就奔波在3个儿子和丈夫的病床之间。1974年，王树声因病离开人世。

面对一个又一个致命的打击，杨炬没有倒下。她主动上交了组织上配给丈夫的专车，每天挤公共汽车到医院看望儿子。她给鲁光送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鼓励他做生活的强者。

在照顾好孩子的同时，工作上杨炬也毫不逊色，她用乐观的态度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一次部队拉练，每天50多里的任务，杨炬有严重的关节炎，本可以不参加，但她坚持与大家一起行军。拉练的队伍中，她年纪最大，职位最高，却从不搞特殊。有一次，经过一个八九里长的涵洞，洞里又潮又湿，没有照明，路面凹凸不平，一些同志掉了队，一些人产生畏难情绪。杨炬一边走一边鼓励大家，还给大家讲笑话。在她乐观情绪的感染下，部队顺利完成了拉练任务。

杨炬从工作岗位上离休后，除了用更多的时间照顾儿子，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也很充实，打太极、练气功、学书法、画国画。面对生活中的诸多不幸，她更多了一些坦然、淡定。在母亲乐观精神的鼓舞下，身有残疾的鲁光与邓朴方等人一起筹建了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并担任秘书长。杨炬还积极支持儿子筹集资金，在王树声的家乡湖北麻城建立了“树声希望小学”，为革命老区的孩子送去一份希望。

2005年2月，鲁光因肺癌去世，杨炬又一次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巨痛。但她挺了过来，依旧坚强地面对生活。■

（责任编辑 王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