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15年，朱仲丽出生在湖南。她的父亲朱剑凡与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同在日本东京弘文学院留学，两人很谈得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朱仲丽的祖父是清朝的兵部尚书，家有良田万亩，众多房屋。朱仲丽的祖母并非正室，在家中没有地位，常常受了欺负还要忍气吞声。朱剑凡眼见母亲受封建制度之苦，心中为母亲不平。从日本回国后，他立志要解放妇女，在家乡办一个女子学校，让那些裹小脚的女孩子学习文化，走出家庭，走向社会。这一想法遭到了父母的反对，好在妻子理解并给予他全力协助。

办学校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经费问题。虽然朱剑凡家中富甲一方，但父母反对他办校，经济上不给予援助。朱剑凡便把分给自己的那份田地卖掉，妻子也把出嫁时的陪嫁卖掉，并到处借钱，凑够了办学的资金，创办了周南女子学校，邀请自己的好友杨昌济、徐特立等前来教学，第一堂课就是教授“男女平等”四个字。

在周南女校，那些平日里受尽歧视的女孩第一次感受到了做人的尊严，听到了闻所未闻的道理。从那里毕业的学生，如向警予、蔡畅等，很多后来都成了中国妇女革命的先驱。幼年的朱仲丽在家庭和学校的熏陶下，也不自觉地接受着革命的启蒙。

1927年大革命失败，朱剑凡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学校办不下去了，家里的房子和学校都充了公。朱剑凡带着全家逃到上海，在那里以妻子的名义开了一家小酒店，作为中共的秘密联络点。谢觉哉、蔡畅、聂荣臻、萧劲光等都是通过此联络点奔赴中央苏区的。

1932年，朱剑凡患肺炎离开人世。父亲去世后，家里的日子更加艰难，党组织得知后，派邓中夏找到朱仲丽她们，安排朱仲丽的姐姐做救济总会的翻译，同时发展朱仲丽为共青团员，掩护姐姐工作。

半年后，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许多党员被捕，17岁的朱仲丽也未能幸免。法庭上，敌人看她年纪小，企图从她身上打开缺口。那时朱仲丽的姐姐已与萧劲光结为夫妇，敌人拿出一张照片，威胁朱仲丽承认照片上的人是萧劲光，并交代出邓中夏。但朱仲丽一口咬定“不知道”。后来在党组织的积极营救下，朱仲丽重新回到学校。

1936年末，21岁的朱仲丽从医科大学毕业后，毫不犹豫地选择到延安去。那时，姐姐和姐夫萧劲光已经到了延安，知道朱仲丽也要去延安，便托她把留在娘家的儿子一起带过去。朱仲丽领着外甥，跟随组织上派来护送他们的一个红军战士踏上了赴延安的道路。

去延安的途中，几乎每天都有敌人的飞机轰炸。一天，火车刚驶入郑州火车站，防空警报就响了。朱仲丽拉着外甥跳下车隐蔽起来。敌机走后，他们回到车站，却发现火车站已面目全非，跟随他们一起来的红军战士也找不到了。费了一番周折，红军战士终于找到了他们，重新踏上去延安的路。

到延安后，朱仲丽带着母亲亲手腌制的咸鱼腊肉，由姐夫萧劲光的警卫员领着去见毛泽东。原来，朱仲丽小时候，毛泽东曾在周南女校住过。那一年，她才8岁，梳着两根小辫，每天背着书包去上学。毛泽东见到她，常说她很幸运，没有缠小脚，还能够读书。这一次，朱仲丽到延安，特意给毛泽东带去他爱吃的家乡腊味。

毛泽东事先知道朱仲丽要来，当见到已经长成大姑娘的朱仲丽时，他高兴地说：“这个伢，长这么高了，学会给我敬礼了，还是一个响当当的医生。”

毛泽东站起身，对还满是学生气的朱仲丽说：“你一毕业就到了延安，这很好，延安很需要像你这样有文化、有专长的知识分子。你来这里当大夫，是要做一个卖狗皮膏药的大夫，还是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大夫？”

“我不当卖狗皮膏药的，我要当一个人民的大夫。”朱仲丽脱口而出。

毛泽东笑了：“人民的大夫，就要处处为人民着想，为病人着想。”

朱仲丽连连点头：“对，我就是要当一个那样的大夫！”

之后，朱仲丽被分配到延安边区医院，做了一名外科医生。那时延安学医的人不多，朱仲丽不光要给病人做手术，有时还做护士和卫生员的工作。

不久，白求恩到了延安，毛泽东接见了他，要他先在延安休息两个星期，然后再到晋察冀。白求恩利用这两个星期来到边区医院。一天，白求恩到医院查病房，朱仲丽在一旁给他挨个介绍病情。第二天，白求恩为一个病人主刀做手术，朱仲丽给他做助手，她抓住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把白求恩每一个处理细节都记在脑子里。

一天早晨，程子华到边区医院来找朱仲丽，说牙疼得厉害。朱仲丽检查后说需要拔掉坏牙，让程子华先吃点消炎药，等炎症消下去再拔牙。当时整个延安没有一套牙科器械，程子华走后，朱仲丽开始琢磨怎么个拔法。

几天后，程子华的牙炎症消了，便去找朱仲丽拔牙。正巧这一天白求恩也在，他好奇地想看看，在缺少设备药品的情况下，朱仲丽是怎么拔牙的。当时药品紧缺，麻药只能在做手术时使用，拔牙一般不用。朱仲丽把钳子消毒后伸到程子华口中，考虑到没打麻药，不敢使劲，第一次没把牙拔出来，第二次朱仲丽心一横，一用力把病牙拔了出来。

二

1938年，中共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许多党的高级干部从各自的工作岗位回到延安，王稼祥也从莫斯科赶了回来。朱仲丽被指派为会议的保健大夫。

一天，朱仲丽在外科窑洞前的土坪上等待会议结束。临近中午，会议开完了，毛泽东第一个走出会场，走到朱仲丽面前，对身后一堆人说：“来来来，给你们介绍介绍我的小老乡。”朱仲丽没有近距离接触过这么多首长，脸一下子红了。王稼祥在一旁打趣道：“不要脸红啊，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毛泽东把朱仲丽拉到王稼祥面前：“来，认识认识，这是我们延安医院的朱大夫，年轻有为啊，科班出身，二十来岁就是外科大夫啦，很不简单。这个大夫可不是卖狗皮膏药的，我们这些人都归她管。你以后也会和她打交道的。”

因为有些害羞，朱仲丽对王稼祥没留下特别的印象，只知道这个戴眼镜的领导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刚从苏联回来。可王稼祥却对她印象不错，经打听知道她是萧劲光的小姨子，就给萧劲光写了个字条：“萧劲光同志，你能给我一匹好的蒙古马吗？另外，有时间带你的姨妹子来坐一坐。”萧劲光接到字条纳闷了好一阵子，后来还是他的妻子点拨他，说王稼祥看上了朱仲丽。

知道了王稼祥的心思，萧劲光就有意带朱仲丽到王稼祥的住处玩。人到中年的王稼祥个子高高的，穿着皮靴马裤，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边眼镜，说话轻声细语，透着一股书卷气。他们在王稼祥那里谈天说地，聊得很投机。

不久，卫生处分给朱仲丽一个任务：王稼祥身体不太好，要经常到他那里去看看。那时朱仲丽已经入党，知道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有贡献，长征中受过伤，对他很敬佩。王稼祥待人坦诚、热情，但又很掌握尺度，不贸然谈感情，每次只是邀朱仲丽下围棋。一次王稼祥问她：“你知道毛主席讲根据地好比围棋上的什么吗？”朱仲丽摇摇头。王稼祥指着棋盘上的棋子说：“你来看，围棋中的这个‘眼’就等于我们游击队的根据地，围棋没有这个‘眼’你就不能赢，我们如果没有根据地也一样打不好仗。”

王稼祥形象的比喻使朱仲丽觉得和眼前这个成熟又温文尔雅的男人在一起，自己在思想、生活等方面都有很大收获。朱仲丽去王稼祥处的次数多起来，就这样交往了半年。

一天，朱仲丽又来到王稼祥的住处准备和他对弈。可这一天王稼祥却不似往常，朱仲丽叫了他好几次，他也没有坐下来，只是在屋里转来转去。朱仲丽正觉得纳闷，王稼祥坐到她旁边，拉起她的手突然问了一句：“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呐？”朱仲丽随口说一句：“这么急干吗？”说完自己也愣住了，这不就是同意结婚，只是不要这么急的意思嘛。听到她的回答，王稼祥笑了：“行了行了，你同意结婚就好了，随便哪一天。”

两人一起翻日历，正好离正月十五不远，就把日子定了下来。不久，组织上批准了他们的请求。

毛泽东知道了消息，见到王稼祥打趣道：“什么时候看新娘子呀，我认识啊，还是我们湖南老乡哦。”

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见到朱仲丽就说：“你这个朱慧（朱仲丽原名）真厉害，还没结婚就开始管制稼祥同志。”原来，王稼祥抽烟很凶，朱仲丽为他的身体考虑，给他提了个条件：不戒烟不结婚。谁知后来这个条件传得大家都知道了。

婚礼如期进行。所谓婚礼，其实很简单，买了些花生、瓜子、红枣，沏上茶，陆陆续续来的人说上几句祝福话，仅此而已。

婚后，朱仲丽依然做她的医务工作，王稼祥还是忙党务大事。王稼祥经常忙得半夜三更才回来，朱仲丽也是接到急诊就赶紧去，日子就这样在忙忙碌碌中过。

婚后，原本消瘦的王稼祥渐渐胖了，面色也红润起来。毛泽东见了王稼祥说：“你老婆把你照顾得不错，人丰满了，模范夫妻呀。”

说起模范夫妻，朱仲丽夫妇当之无愧。二人从相识到王稼祥去世，从没红过脸吵过架。朱仲丽对自己的婚姻生活有这样的总结：第一，她是大夫，在她眼里，王稼祥在长征中受过伤，是病人，她对丈夫十分爱护；第二，在她心里，王稼祥属于党，照顾丈夫也是完成党的任务；第三，王稼祥性格好，也很有修养，从来不在小事上计较，对妻子也很体贴、尊重。

一天，朱仲丽觉得浑身没有力气，一见饭就想吐，检查后发现是怀孕了。她的妊娠反应特别厉害，吃什么吐什么，每天输生理盐水和葡萄糖，人还是瘦得不行。医生怕再这样下去，孩子没生出来，大人先不行了，建议先把孩子做掉。做完手术后，朱仲丽对王稼祥说：“稼祥，你看我怀个孩子，简直像过鬼门关，耽误工作不说，身体垮成这样。我想跟你商量件事，我们以后不要孩子了吧？”看着几个月来被折磨得已是皮包骨的妻子，王稼祥心疼得很，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那时，延安虽然条件差，但不乏欢声笑语，经常举办舞会。朱仲丽舞跳得好在延安是有名的。有一段时间，毛泽东患肩周炎，卫生处觉得让毛主席多活动活动会缓解他的病痛。于是，教毛泽东跳舞就成了卫生处领导交给朱仲丽的一项任务。毛泽东起初对跳舞没有兴趣，朱仲丽费了很大劲才把他拉到舞场。毛泽东：“跳舞有什么好处？”朱仲丽说：“最直接的好处就是锻炼身体，活动下肢，尤其是小腿，您总是坐在办公室写文章，这个活动对您最合适。其二，还可以和大家多接触，也是一种交际的方式，所以也叫交际舞。”

在朱仲丽的劝说下，毛泽东开始学跳舞。

“主席，跳舞时腿要放灵活，不要像士兵操练，要把脚尖稍稍踮起来，擦着地踩着音乐的节奏，这样就会好些。”朱仲丽操着湖南话说。

“想不到跳舞还有这么多讲究。你的权力还真大，叫我朝前，我就不能往后啊，舞场上你是我的指挥官。”毛泽东风趣地说。

没几次，毛泽东就掌握了基本舞步，也喜欢上了这项活动，肩周炎也好了许多。

1943年的一天，毛泽东突然来到王稼祥的家。朱仲丽感到很意外，因为她知道毛泽东很少串门，现在亲自登门，一定有什么事。果然，毛泽东让王稼祥起草一篇文章，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王稼祥接受了这个重要任务。之后，毛泽东对站在一旁的朱仲丽说：“这一下稼祥同志要花苦功了，你赞成不赞成啊？希望你朱医生能够批准。”朱仲丽笑着说：“我还敢不赞成，只能够支持协助，您放心吧，保证他身体好。”

那段时间，王稼祥天天伏案到深夜两三点，写完了改，改完了又写，几易其稿，终于写成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在文章中，他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期间，朱仲丽的后勤保障工作做得非常到位。

1946年夏季，鉴于王稼祥在长征中受的伤，组织上送他到条件相对好的苏联去治疗，朱仲丽陪同前往。

从苏联回来后，王稼祥留在东北局工作，朱仲丽被安排到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任院长。那是一个有五十多张病床的规模不小的医院，工作人员大多是日伪时期留下来的。东北刚解放不久，人员成分复杂，人心浮动，对共产党能否管理好国家，许多人持观望态度。如何把医院管理好，使那些持观望态度的旧人员信服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一场政治仗。朱仲丽深感责任重大。当时医院包括朱仲丽在内，共有3名党员。他们成立了党支部，医院的一切事务都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进行。朱仲丽身为院长，不管工作多忙，每天都亲自查病房。她还经常召开生活检讨会，请大家给自己、给医院的工作提意见和建议；同时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积极主动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渐渐地，那些旧医护人员开始主动参与到医院管理中来，对共产党的领导也有了信心。

1948年，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要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各路精英聚集到西柏坡。西柏坡是个不大的村子，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住房就显得异常紧张。王稼祥夫妇到西柏坡时，已经没有空房间，朱德总司令把自己住的窑洞腾出一半，中间挂个帘子，解决了他们的栖身问题。朱老总还把自己唯一的一床被子拿给他们，王稼祥夫妇说什么也不要，推让间，被毛泽东撞上了，他充满信心地说：“这种没有被子盖的局面不会太久了。”

开完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把王稼祥叫去谈话，告诉他不用回哈尔滨了，有两个工作可以做，一个是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一个是做驻苏大使，两者选其一。

回到住处，王稼祥将主席的话告诉了妻子，之后他分析：“这两个工作都比较适合我，在延安这几年我一直担任宣传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积攒了许多经验。但是做大使也有自己的优势，我在苏联上的大学，又在共产国际干了多年，对苏联的情况和人员比较了解。”想来想去，觉得到苏联做大使更合适一些。于是，王稼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第一任大使兼外交部副部长，朱仲丽也随同丈夫前往莫斯科。

到苏联后，朱仲丽入莫斯科医科大学学习。同年年底，毛泽东也到了莫斯科。

毛泽东到苏联，除了祝贺斯大林七十岁生日，还有就是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的到来，令王稼祥夫妇格外高兴，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王稼祥对妻子说：“你是现有的中国大夫，什么也别多说，赶紧到毛主席那里去，负责主席的健康，我这里没关系。”当时，毛泽东住在斯大林别墅，朱仲丽也跟主席的其他工作人员一起，住进了斯大林别墅。

一天，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请毛泽东吃饭。因为高兴，毛泽东多喝了几杯，脸色变得红彤彤。席间毛泽东小声问身边的王稼祥：“稼祥同志，我现在有点醉了，能不能早退？”王稼祥回答：“可以，已经上水果，快结束了。”然后，王稼祥对斯大林说：“毛泽东主席有些不舒服，想先回去休息了。”李富春、王稼祥等人陪毛泽东回到住地后，赶忙让朱仲丽看看主席是不是不舒服。朱仲丽走进毛泽东的房间。看到朱仲丽拿着听筒，夹着血压计，毛泽东笑了：“你要量血压你就量吧。”量过血压后，朱仲丽心里踏实了：“挺好，高压120，低压70，脉搏88，一切正常，还有什么不舒服吗？”毛泽东笑起来：“我很好，就是有些不胜酒力啊。”朱仲丽走出房间，对等候在屋外的李富春、王稼祥等人说：“一切正常，就是稍稍喝多了点，已经睡了。”听了朱仲丽的话，大家才放心下来。

1950年2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当天晚上，王稼祥在饭店举行了盛大的庆祝酒会。斯大林也参加了酒会，他与毛泽东热情地拥抱在一起。作为大使夫人，朱仲丽亲身见证了这个重大时刻。

1951年，朱仲丽随王稼祥回国，在卫生部做妇女儿童保健工作。不久，苏联支援中国一批医疗设备，要在中国开办一个医院。朱仲丽不仅专业对口，且有与苏联打交道的经验，周恩来总理点名要她去做红十字医院的中方院长兼党委书记。

由于工作的需要，医院为朱仲丽配了一辆车。她家住中南海，本可以每天中午回家吃饭，但为了利用中午的时间找人谈话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她中午没有回过家。每天早上上班时，她把头天的剩饭和剩菜装在一个罐子里，带到医院中午热一热吃。

平时，朱仲丽十分注意照顾丈夫的饮食起居。王稼祥肠胃不好，她总是嘱咐工作人员把饭煮软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她也尽量紧着丈夫吃。有时，王稼祥工作的时间太长，她会喊他休息，或拉丈夫去散步，或给丈夫唱歌，想办法逗丈夫开心。王稼祥一般也很“听话”，一看到妻子向自己走来，就会放下手中的文件，笑眯眯地看着妻子，等妻子一离开，马上又埋头工作。经济方面，二人的工资，朱仲丽的自己管，王稼祥的工资发到秘书手里，由秘书安排支出，用不完的再交给朱仲丽。两人的亲戚有的生活困难，朱仲丽总是从结余的工资里拿出一些给予帮助。对此，王稼祥十分赞赏，他说：“你照顾他们，就是替党解决困难，为党做了工作，因为，你不接济，党也得管。”

三

“文革”时，王稼祥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对外联络部部长，主管中共中央外事日常工作。不久，他受到冲击，朱仲丽也受牵连被停职。那段日子里，乐观的朱仲丽更加体贴丈夫。原本不会做饭的她，学会了做饭。每天清晨，朱仲丽提着篮子挤公共汽车，跑到蔬菜品种比较多的崇文门，亲自采购丈夫爱吃的蔬菜和食品。在非常时期，她不离不弃，温暖着丈夫的心。

后来，王稼祥、朱仲丽被下放到河南信阳。正好赶上冬天，天气非常冷，屋里仅有的一个绷子床上铺着一床薄薄的褥子。朱仲丽用手一摸觉得不行，带着一同到河南的外甥跑到街上，好不容易借了一辆平板车，跑到附近的农舍，从农民那里要了一堆稻草。朱仲丽拉着平板车，在坑坑洼洼的乡间小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把稻草拉回小屋，铺到床上才舒了一口气。

1974年7月，王稼祥得了肺炎，高烧不退。信阳条件有限，经有关部门协调批准，同意朱仲丽陪丈夫回北京治疗。在朱仲丽和医院大夫的共同治疗、护理下，王稼祥病情好转。但一天清早，到了平时该起床的时间，王稼祥却没有醒过来，永远离开了朱仲丽。

失去丈夫变得十分脆弱的朱仲丽为排遣痛苦，学会了织毛衣，然而这也没能减轻她的悲痛。邓小平知道后，派妻子卓琳来看望她，让她放下工作，好好休息。在卓琳的开导下，朱仲丽决定放下医院的工作。在家休息调整一段时间后，她想到丈夫生前有一篇批判王明的文章没完成，便找出丈夫的自传，从中将有关王明的部分摘出来加以整理，写成一篇题为《毛泽东的革命军事路线与王明的教条主义军事路线之间的斗争》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让朱仲丽对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已经六十多岁的她开始写作。先是写一些文章发表在报纸上，而后就是写回忆录和自传体小说。由于过去长期大负荷工作，朱仲丽有严重的腰肌劳损，坐久了腰疼，于是她就站着写。那时家里有一个绿色的铁皮柜，趴在上面写作高度刚好合适，朱仲丽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

朱仲丽在写作领域硕果累累，写了十几部长篇小说，198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96年，朱仲丽成立了北京珠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开始涉足影视拍摄和制作。2003年，根据她的自传体小说《皎洁的月亮》改编的25集同名电视连续剧拍摄完成，并在中央电视台和全国各大电视台播出。

2014年2月8日，朱仲丽在北京逝世。■

（责任编辑 王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