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上，杨靖宇部署和指挥的西征，是一次极具战略意义的军事行动。它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有力促进了全国抗日高潮，被党中央评价为“是东北抗日联军同由陕北向长城移动中的抗日红军相呼应的首次试探”[1]。

瓦窑堡会议确立毛泽东的战略方针

1936年夏秋之间，杨靖宇的全部精力集中于组建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和筹划西征，这是应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必然选择，也是杨靖宇和东北抗日联军坚决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执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战略决策的实际部署。

1935年至1936年，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全面侵略中国的一年，也是中国人民掀起抗日斗争新高潮，中国革命“走上全国性对日武装抗战的过渡阶段”[2]的一年。同时，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胜利完成长征，进入靠近华北和东北的陕甘宁抗日前沿阵地。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举行会议，纠正了政治路线上的“左”倾错误，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鉴于主力红军在地理上与东北更加接近、介于西北和东北之间的华北地区又即将成为抗日战场的现实，会议还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研究了主力红军与东北抗日联军互相配合的问题。12月23日，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立了主力红军东征直接对日作战、加紧发展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决议指出：“正确地估计敌我力量，党在1936年军事部署方面的总方针，应该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因此，1936年主力红军作战的主要目标还应该是汉奸卖国贼的军队，但在日本占领区域及自治区（笔者按：指冀东殷汝耕汉奸伪政权辖区），应尽量组织、扩大及联合一切的抗日武装力量—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等，同日本军队进行直接的有力的游击战争。同时还应估计到，在1936年下半年，第一方面军有可能和有必要同日本军队发生部分的战斗（晋绥察方面）。”“游击战争对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有很大的战略上的作用。其指导原则如下……在一切省份发展游击战争，而着重于主要的省份（河北，山西，热察绥，东三省，山东，河南，江苏，浙江，福建，陕甘）”[3]。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党中央决定进一步加强对东北抗日斗争的领导，对抗联部队实行双重指挥，即在接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的同时，接受中共北方局的领导。1935年12月29日，张闻天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北方局目前有三个人在那里工作。工作情形怎样不清楚，只听说反帝工作有开展。不论工作怎样，它管理范围很大，与满洲、太原、热河、察哈尔都有关系。为加强对北方局的领导，需派得力的同志前往。少奇可以去。我已和少奇同志商量，已得到少奇同意。他去可代表党中央在那里领导工作，名义是中央驻北方局代表。他去的任务主要是加强对反日学生运动及游击战争的领导。目前学生运动要提高，要与游击战争联系起来。除了北平之外，还要加强对热河、满洲的领导。”[4]

为促进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实现主力红军直接对日作战，1936年2月至5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下发起东征，渡黄河挺进山西，直指热河、察哈尔、绥远，虽然在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斗争全局的要求下，东征红军于5月撤回陕北，但已在精神上给予日本侵略者巨大威胁，甚至引发了日本关东军兵力以长城为中心的重新部署。6月5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满洲问题委员会委员、原抗联吉东特委书记杨松化名“松山”致函周保中等，通报红军东征情况说：“自去年七次大会（笔者按：即共产国际“七大”）后，吾党新政策在关内已得很大的成效：抗日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之下，已到达陕甘，并于最近东渡黄河而至山西省腹地；北出长城而向内蒙绥远进展，这么一来，红军日益接近到与日寇及‘满洲国’军队直接冲突的时期了，并且，使全国各阶级民众，日益相信红军是抗日救国的军队……这是自去年七次大会后，在关内政治形势新的变动，这些变动，对于东北抗日游击运动有很大的好的政治影响，给游击运动一种推动。”[5]

杨靖宇部署和指挥西征

瓦窑堡会议的决策和毛泽东率领红军东征的消息，经过以陈云为核心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陆续传达到东北抗日联军，与此同时，抗联从敌伪报纸中也了解到一些情况。对于这些材料，杨靖宇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反复思考如何把握有利时机、筹划军事行动，以期达到与主力部队会师和开辟新游击区的目的。不仅如此，这时的杨靖宇以自己的丰富实践经验敏锐地预感到“我军处于日寇侵略华北的后方基地，又是内地抗战的前哨和先锋”[6]。而这种形势就必然要求东北抗日联军同时承担两副重担，即坚持东北抗战和支援华北抗日斗争、迟滞日本帝国主义对内地的侵略，进而主力红军与东北抗联将东北和华北两个抗日战场联成一体。在中央红军长征刚刚胜利结束以及全民族抗战爆发前一年，杨靖宇就能够提出这一思想，可见他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洞察和高超的战略思维。

在这一战略决策下，杨靖宇确定第一军第一师主力进行西征。在领受西征任务后，第一军军部和第一师部队在五六月间进行了紧张的筹备。5月23日，第一军军部在本溪汤池沟附近召开一师党的干部会议，部署由一师三团从本溪、凤城中间突破，进入辽阳，之后越过南满铁路和辽河，直插辽西、热河。四团和六团则活动于南北两翼以分散敌人兵力。次日，一师部队在军部接受杨靖宇指示精神后行军，杨靖宇本人则率第一军军部及直属部队由本溪返回宽甸、辑安一带活动，吸引敌军注意力以掩护西征部队。

自5月24日至7月初，西征部队连续行军，清除了潜伏在部队中的叛徒奸细，并与所到之处的抗日武装建立了联系，手枪队还截获了敌人运送粮秣的两辆马车。6月13日和20日，在鹿角沟川里和车古流沟，西征部队两次击溃追敌，17日又在天桥沟击退敌军骑兵。28日，西征部队在草河口与敌交战半小时。7月1日越过安奉铁路，到达朝天贝。这时，西征部队的行动已完全暴露，日伪军加紧围追堵截。7月2日至6日，西征部队连续在光头顶、高家堡子等地与敌交战，其中6日下午5时的高家堡子战斗是与300名敌军展开的。8日，在倒岔沟姜家堡子（今岫岩县大房身乡太阳村），西征部队决定化整为零，分三部分活动。9日，敌情更加严峻，日军出动飞机侦察西征部队去向。10日，部队附近又发现敌军300余人。自10日至14日，西征部队先后在东老岗、南麻峪、柳家堡子、生铁岭沟、王家堡子、三道沟等地发现敌军，三团政治部主任李铁秀指挥部队在岫岩磨扇子沟与敌交战。

7月15日下午2时30分，一师师部率保卫连行至本溪与辽阳交界的摩天岭，在这里与围追的驻连山关日军守备队第二中队激战。日军守备队长今田大尉登高瞭望时，被抗联战士击毙，其余80余名日军亦被全歼。我方还缴获步枪30余支、手枪5支、望远镜1个。战斗尚未结束时，敌军追兵又至，结果又死伤60余人，总计被歼140余人，是为西征中战果最著的摩天岭战斗，但一师参谋长李敏焕也在此役中牺牲。至7月下旬，三路西征部队先后返回本溪、宽甸、桓仁老游击区。

在西征期间和部队返回初期，杨靖宇率部在桓仁、宽甸一带活动。由于长期艰苦斗争，杨靖宇的健康状况已大不如前并患上疟疾。7月，中共满洲省委人员在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汇报时就曾说：“老杨的身体，诚如《救国时报》所说，是弱了！而且最不好是摆子病，在他给士兵讲话到一点钟以上，往往要休息半天才能继续讲下去。”[7]但杨靖宇仍时刻关心着西征部队的情况。10月上旬，他率第一军军部来到兴京窟窿榆树沟里四平街堡子，在这里与第一师师部会合，听取了西征情况汇报，举行了追悼李敏焕等西征烈士暨一师干部战士大会。会场上，杨靖宇眼含热泪，率全体与会者为李敏焕等烈士默哀三分钟。对西征部队的英勇战斗特别是摩天岭战绩作了充分肯定，指示部队全面休整，会后又为一师补充了新战士。与此同时，杨靖宇认真总结教训，认为“一师西征失败主要原因是：步兵行动迟缓，目标明显，易于暴露；行军季节在夏季，天热雨多，行军多有不便所致”[8]，考虑到一师远征疲惫且损失较大，杨靖宇决定将第二次西征任务交由三师执行。

一个月后，杨靖宇于11月上旬率军部及教导团两个连离开宽甸天桥沟密营，在桓仁外三堡与第一军第三师部队会合。在这里，杨靖宇主持了第一军军部和第三师负责干部联席会议，决定三师进行第二次西征，跨越南满铁路和辽河，挺进热河，与主力红军取得联系。同时以此分散日伪军兵力，牵制日伪当局正在进行的“东边道独立大讨伐”。针对一师西征的教训，会议决定“把三师部队改编成骑兵，在冬季利用江河封冻之际，由第三师骑兵队伍进行西征，快速突向铁岭、法库一线，挺进热河，与关内红军取得联系，进而找到党中央，使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与关内的抗日斗争紧密结合起来”[9]，会议还决定给三师半个月时间筹备西征，重点为组建骑兵部队。

在三师全体干部战士的努力下，为期半月的筹备工作顺利结束。11月下旬，在师长王仁斋、师政委周建华、师参谋长杨俊衡、师政治部主任柳万熙（后均牺牲）率领下，三师骑兵部队400人从兴京县境和桓仁外三堡出发，昼伏夜行，经清原、铁岭，跨过南满铁路北段，仅用15天即挺进至法库县三面船石佛寺辽河东岸。谁知天公不作美，当年气温偏高，辽河并未封冻，而这时日伪军不仅已探明西征意图，还把与杨靖宇体貌相似且同姓的杨俊衡误认为杨靖宇，于是围追堵截的大批日伪军蜂拥而至。西征部队既无法徒涉过河，也未能夺取已被敌控制的渡船。加之长途行军、人困马乏，又处在新区，情况不明，只得分散作战，且战且退，绕道返回，于年底回到清原、西丰、兴京一带。

东北抗联第一军（第一路军组成部分之一）的两次西征，虽然没能打通与中央红军的直接联系，并且付出了一定的伤亡代价，但一度挺进至沈阳、抚顺、辽阳、法库、岫岩一线，“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辽阳等地群众欣喜相传，‘东山里的红军打过来了’，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抗日联军在辽河流域的影响”[10]。对日伪军的牵制作用更为明显，据李敏焕行军日记记载，自6月3日至7月13日，被第一次西征部队牵制的敌军即有1400人左右，这里还没有将摩天岭战斗中歼灭的敌人列入。第二次西征也有助于减轻老游击区的压力。“与此同时，留置吉海线老游击区的二师部队，在磐石、桦甸、海龙、西安（笔者按：今辽源）、双阳、伊通各县，开展了激烈的斗争。抗日联军二军四师六团围绕着长白山麓及江右各县猛烈打击敌人”[11]。所有这一切的共同结果，就是“整个南满地区的敌伪统治被动摇，伪满首都‘新京’受震动”[12]。更为重要的是，西征配合了中央红军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战略部署，有力地促进了全国抗日高潮，进一步凸现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重要意义。在中央红军与东北抗联遥相呼应之际，杨靖宇特作《西征胜利歌》一首，表达抗联战士“高高举起，胜利的红旗，拼着热血，誓必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万众蜂起，勇敢杀敌，祖国收复矣”[13]的坚定信念，以及对“中国红军，已到热河，眼看到奉天，西征大军，夹攻日匪，快快来会面”[14]的殷切向往。

七七事变后的西征筹备工作

杨靖宇部署和指挥西征后仅仅半年，七七事变爆发。东北作为全国最早的抗日战场，承担着破坏敌人后方的战略任务。东北抗战进入了以配合全国抗战为中心的新阶段。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全国抗战的百忙之中，一直关注着打通关内战场与东北战场，以及八路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直接联络的工作，特别是希望与活动在辽宁一带的杨靖宇部队实现直接战略协同，并将这一工作作为晋察冀根据地的主要任务之一。毛泽东指定由杨成武负责“策应东北抗日联军”[15]的相关工作。1938年5月14日和8月3日，朱德和彭德怀两次联名致电彭真和聂荣臻，指示：“开辟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与在辽宁、热河一带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呼应配合行动，向东北发展，以便将来日苏战争爆发后，八路军配合作战和取得补充。”[16]1939年1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聂荣臻指出：“与东北义勇军打通，取得联系”是党中央的“战略决定”[17]。

1938年5月，在《论华北正规战的基本教训与游击战争的发展条件》一文中，林彪指出：“由华北向东北发展的游击战争，首先应在XX与XX（笔者按：原文如此，似为辽宁与吉林（下同））发展起来，并渐与原在XX两省西部北部原有的游击战争，衔接起来和配合行动。”[18]同年11月5日，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给杨靖宇和东北抗日联军的致电中指出：“八路军一个支队曾到冀东游击，希望在东北各地的民族志士及全体同胞，在敌人后方响应，与敌进行更加长期的持久的艰难的游击战争，更加巩固和扩大各党派各阶级各军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准备我国军队在将来反攻，而达到收复东北的目的。”[19]

与此同时，杨靖宇也时刻向往着党中央，渴望与八路军战友并肩作战，他谆谆告诫战友：“现在形势很好，关里八路军、新四军打了很多大胜仗。我们在东北的任务，不但要扯住日本人的后腿，而且要配合关内作战，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20]为此，1938年5月11日至6月1日，杨靖宇和魏拯民一起，在辑安老岭山区五道沟第一军司令部驻地密营，共同主持召开了抗联第一路军总部与中共南满省委高级干部联席会议，即第一次老岭会议。会议决定：“为了和党中央、关内八路军取得联系，决定抽调人员补充第一军三师，加强三师力量，在适当时机再次进行西征。”[21]

值得指出的是，第一次老岭会议部署西征之际，也正是八路军部队突入东北境内，开始建立冀热辽抗日根据地之时。关东军宪兵司令部档案《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1938》中有这样一段记录：

特别是今年六月在华北威胁我后方部队，突然侵犯热河省西南部国境，扬言收复东北失地之共产党第八路军开展勇猛果敢之抗日游击战，意欲给我军招致相当之困扰。此项活动绝非仅为扰乱我军后方，而是基于企图与在东北地区之抗日势力东北党（军）密切联络，从而导致对在关内的所谓全民抗日战争有利，对此大致可以予以肯定。在此种情况下，在满东北党（军）作为在中国抗日战线上有力之外线势力而受到重视。

不难看出，日军十分清楚，八路军和东北抗日联军一旦会合，对于“王道乐土”究竟意味着什么。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第三次西征积极筹备之际，1938年6月27日，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第一次西征主要领导人程斌叛变，并杀害了当年在他指挥下参加西征的一师三团政委李铁秀。程斌的叛变，导致南满抗日斗争形势急转直下，鉴此，杨靖宇领导中共南满省委和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及时调整部署，“决定取消原定一军西征计划，所有部队东进，依托长白山大森林与敌人展开斗争。各部队实行分区作战”[22]，另行“派人去关内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络，并获得指挥”[23]。第三次西征就此停止。

在杨靖宇领导下，抗联第一路军先后三次筹备和进行西征，前后持续两年之久。“现仍统治东边道且做为中共东北党最高领袖之杨靖宇与中国的中共中央长期全民抗日战争相呼应……将关内、外形成一个整体，向广泛强化扩大抗日救国统一战线迈进”[24]。从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的这段自供，也反面证明了西征的重大意义。

注释：

[1][6][11][12]《周保中文选》，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140页，第141页，第141页，第141页。

[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7页。

[3]《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4]《张闻天文集》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63—64页。

[5]《杨松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9—240页。

[7][8][9][10][13][14][21][22][23]赵俊清：《杨靖宇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34页，第339页，第339页，第342页，第343页，第402页，第402页，第402页，第423页。

[15]《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5页。

[16]《彭真传》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27页。

[17]《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238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60—461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31—732页。

［20］杨靖宇1938年5月在抗联第一、二军会师欢迎大会上的讲话。转引自伊俊山：《南满远征》，《吉林文史资料》编辑部、政协通化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吉林文史资料第24辑·回忆杨靖宇将军》，吉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8年版，第129—130页。

［24］吉林省档案馆编译：《东北抗日运动概况（1938—1942）》，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页。■

（责任编辑 樊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