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山东抗日根据地顽强应对敌人的“扫荡”和各种破坏活动。山东党组织物色派遣了一批忠诚于党、机智勇敢的同志打入敌内，开展搜集情报、铲除叛徒、营救同志、策反伪军等秘密工作，取得了突出成绩。郭善堂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在郭老98岁高龄时，笔者曾对他进行了采访，亲耳聆听了这位无名英雄的传奇故事。

潜入敌区

郭善堂，1919年生于山东省莱芜县的一个殷实家庭，因在家中排行老四，又生得眉清目秀，被家人唤作“四喜子”。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县立师范读书的郭善堂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徂徕山地区的八路军游击队。他工作积极，踏实肯干，很快被提拔为司务长，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郭善堂调任部队的募集队队长，主要任务是动员根据地的老百姓为八路军捐款捐粮，支援抗日。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为减少群众负担，募集队的工作范围逐步扩展至敌占区，因此也肩负起搜集敌军情况的任务。一次，他在赴敌占区开展工作时不幸被日军抓住，但凭着机智和当地人的掩护得以脱险。

1941年，抗战进入最困难的时期。日军实行“治安强化运动”，对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和“蚕食”。为打破敌人的封锁，粉碎敌人的进攻，八路军鲁中军区司令员罗舜初、政治部主任周赤萍等研究决定，抽调一批得力干部组成特工队，深入敌占区，担任我军的“耳目”，以配合我军的行动和作战。这一特殊的任务交给了军区敌工科科长王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公安部部长）来组织实施。

王芳首先想到了郭善堂。当王芳向郭善堂说明组织的决定后，郭善堂表示坚决服从，但是，他也提出，自己要变成“汉奸”“特务”，怎么向家人和同志们解释呢？王芳对他说：“从事隐蔽斗争，不仅要经得起艰苦和危险，更要受得了委屈，组织会妥善安排你的家人，你的真实身份只有军区司令员、政委、政治部主任、组织部长和我5个人掌握，只要我们有一个人活着，就会为你作证。”

就这样，郭善堂接受了党交付的艰巨任务，牢记着王芳的嘱托，告别了家人，前往日军占领的泰安城。到达泰安后，他化名“林洪洲”，通过伪警察局内的关系，顺利领到了“良民证”，暂时在街头以擦皮鞋为营生，等待时机。

计骗敌酋

浅石洋行，是由日军退伍军人曹浅石开办的一家经营废旧钢铁资源的商行，实际上是日本特务机关在泰安城设立的一个外围据点。郭善堂经人介绍来到了这家洋行，为它收购民间的铜钱。由于他早出晚归，“积极”活动，经常将钱币成麻袋地扛回来，老板浅石多次表扬他。为进一步帮助郭善堂取得敌人的信任，上级领导王芳多次给他送去根据地出版的报纸，让他交给浅石。浅石如获至宝，夸奖他有能力。

一天，浅石突然对郭善堂说：“林先生，你辛苦了，我想提拔你，带你去济南见见山田先生。”山田是驻山东日军的少将参谋长，掌管日军的特务机关，此时正需要心甘情愿为他效力、又了解当地情况的中国人。郭善堂当然心里也非常高兴——终于有机会深入到敌人的核心机关里去了！于是，他跟着浅石到了济南。山田见到他后非常满意，临别前还送给他一纸箱日用品，让他今后交朋友时使用。

此后，郭善堂按照王芳的指示在敌人面前伪装“忠诚”，“投其所好”，先是向山田提供一些假情报，吊他的胃口，既让他无法证实，又不忍放弃。后来，他和王芳研究，为进一步骗取山田信任，将根据地即将公布的事情提前向日本人透露。如1942年，根据地为克服日寇“扫荡”造成的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郭善堂将这件事作为战略情报报给了山田。日本人非常重视，进行专门研究，待情况得到证实后，就更加倚重他。济南宪兵队、“南新公馆”等特务组织也争相拉拢他。宪兵队队长山本特意交给他一支手枪和一本写有“大日本军特高人员林洪洲”的持枪证，以示信任。

为创造更好的情报条件，郭善堂还加入了青红帮，同里面的伪军警、土豪劣绅、商贩、工匠、店员等三教九流打成一片。日军特务机关为掌控帮会组织，了解其中是否有抗日分子，也很支持他的这些举动。

这段时间，王芳派敌工干事马法尊前往泰安，协助郭善堂开展工作。经王芳同意，郭善堂将侯希机、李庆亭、韩日生等一直与党有密切联系的爱国青年发展进来，共同组成了一个坚强有力的情报小组。

1943年春夏之交，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到泰安爬泰山。郭善堂和他的情报小组负责沿途的侦察警卫工作。看到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侵略军头子坐在轿子上饱览东岳景色，郭善堂心中很不是滋味，但是为了革命大局，他只能把仇恨埋藏在心底。行进途中，在最前面担负侦察任务的侯希机、李庆亭私自将路标箭头倒置，谎称前方树林中出现了可疑的人。冈村宁次为了安全起见，决定改道下山，直到半夜才绕回到驻地。事后，郭善堂了解了情况，和他的战友们哈哈大笑。

险遭不测

1942年，日军特务机关为破坏根据地的经济，印制了一大批假北海币，准备投放到根据地的市场上。北海币是由山东抗日根据地发行、在根据地内部流通的主要币种。如果敌人的阴谋得逞，根据地的经济民生将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

获知此情后，郭善堂向敌人“献计”：将这批假币在根据地边缘地区收购物资时陆续花掉，这样不易被八路军觉察。日本人同意了这个建议，指示郭善堂具体落实。郭善堂安排韩日生装扮成赶集商人，用车运、肩挑的方式将假北海币运到集贸市场上去采购货品。事前，他已经将情报迅速通知了王芳。结果，韩日生等贩运假币者全部被我军抓获。过了几天，王芳又安排韩日生和一起被捕的其他商贩“逃走”，还特意让他们带回了一些“军事情报”，“偷走”一把盒子枪。对此，日本人不仅没有怀疑，还表扬郭善堂“选的人很机灵”，认为问题出在“浅石洋行的人没有配合好”。

1943年春，依据郭善堂提供的情报，我军取得了一次重要战斗的胜利，极大破坏了日军在新泰、蒙阴一带的采煤、运输和补给。济南日军参谋部命令尽快查清八路军泰宁军分区的确切位置、兵力部署和活动规律。郭善堂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到党的地下交通站——东都镇“春风酒店”，向王芳作了汇报，并汇报了日军集结、征用民夫等重要情况。

我鲁中军区首长得到情报后，及时做了反“扫荡”的准备。当敌人从大汶口、蒙阴两个方向向泰宁军分区驻地李家楼子扑来时，遭到我军伏击，死伤数百人。等他们好不容易到了李家楼子，又发现老百姓早已离开，只剩一座空村。日军无奈，只得放火烧了房子，然后撤退。

这次战斗后，郭善堂受到日军怀疑，被宪兵队逮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一口咬定自己冤枉。敌人没办法，一周后将他释放，但并未解除对他的怀疑。没想到，不久后偶然发生了一起事件，帮助郭善堂度过了难关。

一天夜里，郭善堂起床出门小解，突然被人砸了头，血流如注，昏倒在地，经过医院抢救，死里逃生。原来，砸他的人是一个叫王老倔的农民，平时非常憎恶郭善堂的“汉奸”行为，决定“为民除害”，于是用粪叉猛砸了他的头，然后抢了他的枪，连夜逃到了根据地。这件事后，日本人也就不再怀疑郭善堂了。直到今天，郭老的头上还留着长长的疤痕。笔者问他是否怨恨过王老倔，他笑着说：“哪有啊，我还要感谢他哩！后来我们成为了好朋友呢。”

虎口救人

在敌营中，郭善堂多次成功营救出被捕、被俘的同志。

1943年9月，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敌工部部长武思平在赴济南执行秘密任务时不幸被日军逮捕。在日特机关“泺源公馆”里，他受到严刑拷打，因为长时间被倒悬着，脑袋肿得像个大冬瓜。敌人还戴着皮手套将玻璃碴搓到他两腿的伤口里，疼得他昏死过去。但是，他始终坚不吐实，只说自己是八路军军区贸易局的采购员，来济南是为了采购文化用品。敌人见没有什么结果，便将他交给郭善堂和另一名特务看管。

面对落难的战友，郭善堂心急如焚。他利用同武思平单独接触的机会，暗示武思平借“指认八路军人员”之名，争取到外面活动，再寻机逃走。武思平依计行事，假装回心转意，向日本人表示愿为他们做事，于是被放了出来。一天，武思平照常外出“指认”八路军采购人员，乘敌不备，迅速逃离，在我交通员的接应下顺利回到了根据地。

八路军鲁中军区第一军分区后勤部副部长高原，在日军的一次“扫荡”中不幸被俘，受了酷刑，危在旦夕。恰巧郭善堂到泰安看望他在青红帮的师父张润生。在张家，他从师兄、日军泰安宪兵队特务桂树生的口中得知了高原的情况，于是恳求师父设法营救。张润生很喜欢郭善堂这个徒弟，便一口答应下来，运用自己的影响力，终于将高原从日军宪兵队救了出来。

再踏征程

1945年日本投降了，郭善堂回到了八路军队伍中。当时正赶上村里召开群众大会，人们得知“汉奸”“特务”林洪洲回来了，愤怒地高喊“打倒大特务林洪洲”，将他五花大绑押到区政府。后来，经王芳证明，他才被群众释放。为了便于他继续开展革命工作，王芳给他起了一个新名字——罗国范，意为“爱国的模范”。

国共内战爆发后，根据党的指示，郭善堂率领一支精干的小分队到泰安地区从事隐蔽斗争，先后两次荣立一等功。在国民党军的进攻中，他失去了不满8个月的长子。1948年，他再次回到解放区，在鲁中南军区、山东军区保卫部担任职务。

新中国成立后，郭善堂历任上海联络局局长、北京军区保卫部部长等职，长期从事部队的联络和保卫工作。1984年，他光荣离休。2015年9月，中央专门派人到他的家中向他颁发了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表彰他为党和人民作出的重要贡献。他接受笔者采访时曾语重心长地说：“不管什么时候，都要相信我们的党，永远跟党走。”■

（责任编辑 陈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