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一部描述一位犹太籍医生在战时中国传奇经历的电影《罗生特大夫》唤起了我们对那段动荡历史的记忆。电影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故事的主人公罗生特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医学系，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德国内战，后因纳粹逼迫而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并迅速投身于抗日战争的洪流。

坚定的反纳粹主义者

罗生特全名为雅各布·罗森菲尔德，1903年1月11日出生于莱姆贝格市。当时正值茜茜公主的丈夫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执政时期。罗生特的父亲是驻莱姆贝格皇家骑兵军团的军需官，富于正义，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后死于纳粹集中营。罗生特的母亲是一位中学教师，这位乐善好施的女性经常援助那些穷困的人，甚至为他们提供免费的住宿，为年幼的罗生特树立了扶弱济贫的好榜样。罗生特是一个勤奋的好学生。1921年，他考入著名的维也纳大学，攻读医学，1927年毕业，次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在医院实习期间，罗生特便得到了所有科室主任的一致好评：对病人充满关怀，医学技术精湛，组织才干卓越。罗生特的出众才华不仅使其成为著名的泌尿科和妇产科大夫，也为其日后在中国革命军队中作出贡献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奥地利工人革命运动的影响下，罗生特加入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并积极从事反帝活动。1932年，奥地利当局以“参加反政府组织”的罪名逮捕了罗生特，次年将其释放。20世纪30年代后期，希特勒策划吞并奥地利的活动，罗生特又投入到反法西斯的地下斗争，并资助过一些遭受德国法西斯迫害而逃亡奥地利的人，由此引起了法西斯分子的注意。1938年，希特勒的军队占领了奥地利，因为犹太人的身份，并有公开反对希特勒的行为，罗生特遭到了纳粹的逮捕，被关进臭名昭著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成为9616号“囚犯”。在集中营，纳粹分子对罗生特实施了非人的折磨，他和难友们被罚做各种苦役，稍有懈怠就要遭受拳打脚踢。罗生特在集中营中任凭看守的枪托雨点般砸在身上，也要救治被毒打虐待的难友，这激怒了法西斯的党徒，他们数次将罗生特带去审讯，在一次重刑拷问中，罗生特的两根肋骨被折断，右肾和一条胳膊被打坏，还被敲掉了几颗牙齿，但罗生特依旧没有向纳粹分子屈服。在将近一年的关押后，由于“犯罪情节较轻”，加上集中营人满为患，纳粹决定释放罗生特，但判处他在两星期内离境，永远不许回国。

茫茫世界，何处容身？罗生特考虑过去苏联，但那里的政治大清洗令他胆寒，而当时的美国、英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经济大萧条的原因，在移民入境问题上把控得相当严格，彼时的中国上海，就成为了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可让犹太人避难的城市之一。事实上，罗生特在大学期间就对中国以及中国的北伐战争有所了解，加上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引发了他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这一切都坚定了罗生特前往中国的念头。1939年，中国驻维也纳领事何凤山为罗生特发放了“生命签证”。1939年8月5日，罗生特和他的小弟弟约瑟夫，以及集中营的一位难友，从汉堡乘坐“埃尼阿斯”号轮船，远渡重洋，来到了中国。

新四军中的“白求恩”

初到中国的罗生特利用妹妹从英国寄来的生活费，在上海法租界开设了一家私人诊所。由于医术高超，服务热情，求医者络绎不绝，罗生特很快就过上了舒适安逸的生活。虽然他的诊所和公寓所在地段都位于当时上海的著名地段，然而，都市巨大的贫富差距、普通民众的悲惨生活还是引起了罗生特的同情与反思。通过离境时的一封介绍信，罗生特在上海结识了他的同乡—汉斯·希伯。希伯是波兰籍犹太人，德国共产党员，1925年初次到中国，参加过北伐军，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革命的报道和政论，是一个进步记者。1932年，希伯偕夫人第二次来到中国，并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国际马列主义学习小组，报道并研究国际和中国的大事。希伯给予罗生特很大的思想帮助，在学习小组内，希伯经常介绍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敌后游击战争，讲述他们在农村建立抗日根据地，实行民主与生产自救的情况，又向他描述起敌后战争的残酷，特别是医药奇缺、治疗伤病员十分艰难的困境。这些情况让罗生特不再安心只做有钱人的私人医生，而是希望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人类的正义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1940年10月，新四军驻上海工作人员吴之理在上海约见了罗生特。随后，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沈其震在南京路光明咖啡馆与罗生特见面，对罗生特自愿到新四军部队服务表示欢迎。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而此时沈其震也通过地下组织向军部发出了密电。得到同意后，罗生特装扮成德国传教士，带了一大箱医用器械，跟随沈其震于1941年3月中旬离开上海，并于20日到达苏北盐城新四军新军部。陈毅和刘少奇亲切地接见了他，华中局机关报《江淮日报》发表评论说：“在苏北，参加新四军的国际友人，罗生特是第一个。”［1］

来到盐城后不久，罗生特被安排在新四军总部医院工作。后来，新四军卫生部又聘请他担任了顾问。当时，原新四军卫生机构在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新军部建立，急需医务人才。罗生特便向军部建议开办一所培训医务人员的学校。陈毅对此十分赞同，亲自筹措。不久，华中卫生学校建立，招收了第一批学员162人，罗生特在这里定期授课。除了开办卫生学校，培训医务人员，罗生特还参与编写过一本《军医必携》，供医务人员阅读。1941年8月，新四军军队安排上海地下党印刷此书，负责这一工作的是上海的新知书店，也就是组成后来的三联书店的三家书店之一。

罗生特在新四军总部医院工作伊始，就繁忙接待众多前来就医的伤病员。新四军卫生部副部长吴之理为他做翻译，陪同他深入病房问病、检诊、查房、手术，每个伤病员都得到了耐心细致地检查、诊断。他时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医生的天职就是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他24小时应诊，病人何时来，他就何时给看，从不拒诊。在残酷的战争年代，罗生特是最早倡导实行计划生育的医生，行军打仗的军旅生活加大了女同志怀孕生产的困难，她们希望终止妊娠却苦于技术的限制，在了解女同志的处境和愿望后，罗生特积极宣传计划生育，指导已婚女同志进行避孕，更劝导已有孩子的革命夫妇做绝育手术。罗生特为妇女医病救急，解除痛苦，大家都称赞他为“妇女的救星”。罗生特不仅积极救治部队官兵，还热心为根据地的群众服务。为了判断精准，他放弃了听诊器，而是直接用耳朵在胸腹部细听，丝毫不在意有些农村病人不注意卫生的毛病。在参加一次劳模代表大会上，两位老乡急匆匆地前来请他救命，说一产妇难产，生命垂危。罗生特毫不犹豫，赶了几十里山路，来到产妇家中，此时产妇已呈昏迷状态，情况十分危急，罗生特立即安排施救，见产妇家中卫生条件欠佳，罗生特便拿出劳模大会上刚发的奖品—一条白毛巾，垫在了产妇的身下，经过他的一番努力，产妇终于平安分娩。他的忘我工作，赢得了苏北各地军民的一致赞扬，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为“新四军中的白求恩”。

1941年7月，日军占领盐城，并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当得知有不少伤员需要救治时，已经被转移到安全地带的罗生特坚决要求重返前线。在他的再三要求下，军部直属医院组成了一个战地临时医疗队奔赴前线。一到达东沟包扎所，罗生特就马上开始工作，困极了就用毛巾蘸冷水往头上敷一敷，直到完成最后一个伤员的手术。下了手术台，罗生特顾不上吃饭，又去查房，看望伤员。他对助手们说，打起仗来，分分秒秒都比金子还珍贵，为了将士们少流血，少牺牲，就得多做点工作。

在艰苦的岁月里，罗生特与陈毅等新四军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初次见面时，罗生特便对陈毅这位才华横溢的军事将领和政治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得知陈毅善写诗词后，对文学感兴趣的罗生特更是视其为知己，他们用法语交谈过几个通宵，并且一同游泳、散步。罗生特常对人说：陈毅是我的好老师。陈毅还送给罗生特一支比利时手枪，1901年制造，与陈毅出生年份巧合，罗生特对此礼物非常珍爱。1942年初，罗生特向陈毅提出撰写一本关于新四军书籍的计划，得到了陈毅的大力支持。在给罗生特的复信中，陈毅提到：“新四军的艰苦斗争为你所亲见，所身受，你永远是一个证明人……我渴望你的著作出版，我感谢你对新四军的帮助，更愿以同志的身份帮助你完成这本有意义的著作。”［2］“文革”中陈毅逝世，其夫人后来编选的《陈毅诗词选集》中收录了一封陈毅“给罗生特同志的信”，就是陈毅应罗生特的采访要求而写。这封信其实是篇自传，除了谈及自己在留法期间的文学爱好，陈毅着重叙述了他的革命体会，他说：“亲爱的罗生特同志，你如果问我有什么经验感受，我总的回答就是，一个共产党员，当他在党的领导之下，与广大群众取得密切联系时，他就具有了无比的勇气和力量，坚定地与国内外的敌人斗争到底，去完成他担负的革命事业。”罗生特收到信后，再三阅读，他感到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同志对他最切实的帮助，这也让他对中国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归属感。通过长时间的工作与生活实践，1943年，罗生特向华中局钱俊瑞递交了自己的入党申请，钱俊瑞听取了罗生特的陈述后，很乐意介绍他入党，陈毅也乐意担任罗生特的入党介绍人。因为是外国人，罗生特最后以特别党员的身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3年，陈毅得悉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罹患肾病，便邀请他前来苏北治疗。罗生特给他进行了细致的检查，发现右肾有病变，但由于当时医疗条件的限制，无法确诊开刀，只能暂作保守治疗。在罗生特的精心护理下，罗荣桓的病情逐渐稳定，但因牵挂山东战局，罗荣桓治疗不到一个月便不得不赶回去。同年8月，由于紧张的工作，罗荣桓的病情再度恶化，陈毅和刘少奇请罗生特火速前往山东为其医治。此后，他便再未回到新四军，而是随罗荣桓的部队到了东北，先后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卫生部顾问、东北联军总部医学顾问和第一纵队卫生部长等职。到山东后，罗荣桓和罗生特很快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罗荣桓夫妇经常邀请罗生特到家中吃饭，相处如同一家人。罗荣桓的长子当时只有五六岁，同罗生特玩得很熟，一见面就叫他“大鼻子叔叔”，听他模仿各种动物叫，与他一起玩耍。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特别护理、周密观察和保守治疗后，罗荣桓的病情有所好转，罗荣桓的夫人在回忆时说，他是高明的医生，如果没有他这位专家的治疗，罗荣桓将遭受更大的痛苦和折磨。抗战胜利后，罗荣桓的病情再次反复，经过X光的检查，罗荣桓被确诊为右肾肿瘤。身为泌尿科医生，罗生特深知此病的严重，他要求尽快手术。1946年7月下旬，罗荣桓在莫斯科切除了右肾。北平解放后，罗荣桓将自己在战争年代所戴的表上刻了字，将其赠予罗生特留念。

一个大写的人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罗生特提出想回到解放了的祖国奥地利，和家人相聚，寻找失散的女友，同时动员旧友加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中央批准了他的要求。于是，罗生特从上海启程，于1949年11月底回到了维也纳，在得知他深爱的母亲惨死在集中营的消息后，罗生特无比痛苦。为了摆脱这一打击，他试图集中精力撰写一部有关他在中国经历的书，但是，当时奥地利的出版业受美国控制，没人对罗生特的书籍感兴趣，这让罗生特深感失望，并准备返回中国，继续从事医疗工作。然而，此时罗生特的身体状况已每况愈下。事实上，在回到维也纳不久，罗生特便被诊断出患了心脏病。1952年4月22日，这一天，罗生特情绪很好，晚饭时还唱了歌，但当晚便因突发心肌梗塞而骤然去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终年49岁。

罗生特这个名字再次被提起，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了。党史研究专家认为，罗生特在中共军队服役9年，转战三大战区，对中国抗战和中国革命的贡献很大。对罗生特的最好的缅怀，就是要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注释：

［1］陈建新：《新四军中的白求恩》，载《钟山风雨》2013年第6期。

［2］后文洙：《国际反法西斯盟友罗生特》，载《老兵话当年（第三辑）》江苏省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2002年6月版。■

（责任编辑 陈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