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北省宜昌市滨江公园夷陵长江大桥侧，有一座宜昌大撤退纪念园。纪念园的建成，是为了纪念70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一场惊心动魄、关系国家命运的大撤退。

宜昌大撤退纪念园的主体雕塑由一蓝色铁锚和数字组成，“1938”“10”“11”这样一组数字，表明这一历史事件发生在1938年10月、11月间的40个日日夜夜里。浮雕再现了当时的历史场面，上有这场大撤退的指挥者、著名爱国实业家、时任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的雕像；还刻有在抗战运输中英勇牺牲的116位民生公司员工名单和纪念铭文。纪念铭文写道：

发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宜昌大撤退，是一部民族救亡的悲壮史诗和英雄乐章。……民族实业家、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临危受命交通部次长兼疏运总指挥，以超凡勇智，赴宜督导。……将民族工业精华近10万吨物资设备、3万人员如期成功转移，演绎了中国大内迁最壮观的一幕。

因宜昌大撤退与1940年5月发生在法国海港城市敦刻尔克的那场为期9天的大撤退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又被称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

一、世界战争史上的

敦刻尔克大撤退

热播剧《潜伏》中有一句经典台词：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宜昌大撤退和敦刻尔克大撤退，都是改写历史的胜利大撤退。

1940年5月，德国军队大举进攻法国。在德军飞机、坦克、大炮和机械化部队的强大攻势下，英法联军被打得措手不及。5月24日，德军以“闪电战”攻破马奇诺防线，40万英法联军被围困在法国敦刻尔克海滩上。这时，德军离港口仅10英里。而5月24日中午，希特勒却命令部队停止追击。英法联军抓住意外获得的喘息机会，抢修工事，掩护撤退，并遵照丘吉尔的命令，迅速实施代号为“发动机计划”的大撤退。9天之内，英国动员了包括海轮、驳船、渔船、木船、游艇等在内的850多艘各类型船只，冒着德军的狂轰滥炸，将33万多名英法士兵撤回英国。这就是被称之为“战争史上一大奇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这次大撤退为英、法两国保存了基本的军事力量，为开辟第二战场和大反攻埋下了伏笔，为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可以说，这场大撤退是一场大胜利。

中国的宜昌大撤退比敦刻尔克大撤退更为艰难。央视大型历史人物纪录片《记忆—卢作孚1938》中说：西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是靠一个国家的力量，一个军事机构的指挥来完成的；而中国的宜昌大撤退，是由一个实业家指挥完成的，在中外战争史上，只此一例。

二、临危受命，勇挑重担

卢作孚，重庆市合川人，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跨越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革命救国”三大领域，且在各方面都做出了成绩。

作为一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从一条仅70吨的小货轮起家，“崛起于长江，争雄于列强”，不仅将帝国主义势力驱逐出川江，而且发展成为旧中国最大、最有影响的民营航运企业，卢作孚因此被誉为“中国船王”。他倡导的融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艰苦创业为一体的“民生精神”，被誉为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企业文化建设卓有成效的一个典范”。

作为一名乡村建设理论家和实干家，卢作孚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主持开展了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地区乡村建设运动。这一运动是民国时期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持续时间最长（1927—1949）的一个，成就也特别突出。他以“乡村现代化”为宗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建设方式，在很短时间内，使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发生了较大变化，把北碚这个昔日贫穷落后、偏僻闭塞、盗匪横行的小乡场建设成了一座美丽城市，被教育家陶行知赞誉为“将来如何建设新中国的缩影”。

作为一名坚定的爱国者，卢作孚堪称抗日战争中的杰出功臣。抗战爆发后，他立即号召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率领公司员工将一切工作迅速转移到战争的轨道上来，以满足战时运输的紧迫需要，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

卢作孚本身对做官毫无兴趣，一心扑在发展民族航运和乡村建设的事业上。1926年，时任万县市政督办的四川军阀杨森，极力拉拢卢作孚出任万县市政佐办，每月除500大洋薪酬外，还有一笔可观的舆马费，但卢作孚不为所动。国民政府也曾要他担任交通部次长，卢作孚拒绝了。然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再次要他担任交通部次长，负责战时全国水陆交通运输的艰巨任务时，卢作孚为了国家民族利益，于1938年初勇挑重担。

而发生在1938年10月至11月的40天的宜昌大撤退，正是由他指挥的一场惊心动魄、抢运人员物资撤向大后方的辉煌战斗。

三、拥塞混乱的宜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向我国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并狂妄宣称要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

不久，北京、天津相继陷落。12月，日军攻陷南京，对手无寸铁的南京百姓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1938年10月，武汉失守，长沙、广州也相继被侵占。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并确定四川为战时大后方。于是华北、华东、华中等地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纷纷撤往大后方。当时的中国，交通极为落后：飞机少得可怜；公路运输因汽车少、公路少，运量有限；铁路被日军飞机炸得七零八落，无法正常运行。因此，长江水道便成了抗战期间贯通前后方最重要的“黄金水道”，成为进入四川最适宜的路线。然而，一个严峻的问题是，由于从宜昌到重庆648公里的水道，不仅狭窄弯曲，且滩多浪急、漩涡汹涌、暗礁林立，只有马力大而吨位小的轮船才能继续前行，因此运载人员、物资的轮船从长江中下游航行到宜昌后，稍大一点的轮船都不能直接溯江而上，必须在宜昌换船转运。这样一来，从长江中下游和全国铁路、公路运送来的，要溯长江上游进入大后方的人员、物资，都聚集在了宜昌。

宜昌地处长江三峡中的西陵峡峡口，有“长江的咽喉，入川的门户”之称，自古以来都是战略要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离武汉直线距离仅300公里的宜昌更成了向大后方撤离的关键之地。

卢作孚于1938年10月23日来到宜昌时，此地正处于严重拥塞、混乱之中。从上海、南京、南通、苏州、无锡、常州、武汉等地匆忙撤出来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的人员、物资都拥塞在这里，宜昌沿长江两岸堆满了待运的机器设备，由于撤退仓促，不少机器设备来不及捆扎装箱，都敞露散乱堆在地上；而从全国各地逃难来到宜昌的难民，已达3万人之多，其中有不少科学家、艺术家、教师、工程师、医生、企业家及公务员等，一时间，宜昌成了荟萃全国知识界精英的“人力库”；从各地逃难来的1000多名难童也滞留宜昌。当时的宜昌，只是个城区仅2平方公里的小城，一下涌来这么多人，所有的房屋都挤满了人，不少人只能露宿街头。

卢作孚看到了这里拥塞混乱的场面，写道：

遍街皆是人员，遍地皆是器材，人心非常恐慌。因为争着抢运的关系，情形尤其紊乱。我恰飞到宜昌，看着各轮船公司从大门起，直到每一个办公室止，都塞满了交涉的人们。所有各公司办理运输的职员，都用全力办理交涉，没有时间去办运输了。管理运输的机关，责骂轮船公司，争运器材的人员，复相互责骂。[1]

由于人多、物多而船少，那些需要运送人员、物资的单位负责人都心急如焚，把轮船公司挤得水泄不通 ，到处说情、托人、交涉，乱成一片。由于大家都在争先恐后要船，致使轮船公司不得不把更多精力用在应付交涉上，大大影响了运输进度。

四、大智大勇，力挽狂澜

面对宜昌异常拥塞混乱的局面，卢作孚深感形势严峻、责任重大。正如卢作孚自己所说：

大半年间，以扬子江中下游及海运轮船的全力，将所有一切人员和器材，集中到了宜昌。扬子江上游运输能力究嫌太小，汉口陷落后，还有三万以上待运的人员、九万吨以上待运的器材，在宜昌拥塞着。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2]

然而，两大难以解决的问题又摆在卢作孚面前：一是轮船奇缺。此时能够穿行三峡的，只有民生公司的22艘轮船及其他中国公司的两艘轮船，还有几艘外国轮船。仅靠这些轮船，将众多人员、物资运抵重庆，起码需要1年时间。二是当时距长江上游每年的枯水期只有40天。枯水期一到，水位急剧下降，运载大型机器设备的轮船根本无法开航。

为解决难民住宿问题，卢作孚下令将正停靠在码头的民生公司“民族”轮、“民和”轮迅速改为水上旅馆，免费让难民入住。

卢作孚亲赴各轮船公司和码头视察，并登上轮船，了解各轮船的性能、运载量及运行状况，还同轮船公司的技术人员深入讨论。通过紧急调研、反复推演，终于拟出了一整套在40天内将滞留在宜昌的全部人员、物资抢运出去的办法。卢作孚连夜召开各轮船公司负责人、各轮船船长、各码头技术人员紧急会议，制定出按期将全部人员、物资撤出宜昌的详细计划和具体措施。

10月24日，卢作孚召集各待运人员、物资单位负责人开会，向大家宣告了三条规定，即：从现在起，由他本人亲自掌控运输计划的实施，所有公司、轮船、码头只听其一人的指令和调遣。各单位人员、物资的运转顺序一旦排定，必须坚决执行，决不允许提前加塞，否则将挪后装运。任何单位的人员、物资安排到哪个轮船运送、何时登船装卸，都要听从指挥，严格执行，决不准自行其是。

卢作孚表示，只要大家服从命令听指挥，他保证在40天内将拥塞在宜昌的人员、物资全部撤出。全场一片欢腾，人心终于稳定了下来，混乱和恐慌的局面得到改善。

由于担任运输主力的是民生公司的22艘轮船，所以卢作孚让民生公司制定了《非常时期客运救济办法》，共有21条规定，包括：要求旅客们应按到达宜昌的时间先后，依次购票上船；取消卧铺，一律实行坐票，过去睡1人的卧铺位，现在坐5人；对于难童和公教人员，给予提前抢运并免费或半费优待；货物运输费用也大幅下降，等等。

卢作孚制定的这个办法，遵循以“报效国家为重”的原则。他说：

中国轮船为了报效国家，兵工器材每吨只收运费三十元到三十七元，其他公物只收四十余元，民间器材只收六十余元到八十余元。而外国轮船只装商品，每吨运费却收三百元到四百元，即此比较，可知中国公司尤其是民生公司牺牲之多，报效国家之大了。[3]

在卢作孚的好友、教育家黄炎培的日记里，记载有这样一件事：

1942年4月8日，在民生公司的股东大会上，卢作孚讲到抗战5年来，公司因几十只轮船被击沉击伤，员工伤亡近200人，运费收入又大幅下降，致使公司严重亏损。当讲到“公司员工宁受薄薪、轻生命，为国家服务”时，卢作孚既感动，又觉得对不住公司员工，对不住公司股东，竟嚎啕大哭起来，股东们都十分感动。在场的公司董事黄炎培当即挥毫：“公司亏本，对不起股东，为抗战而亏本，公司对得起国家，即是股东对得起国家。……没有国家，哪有公司，中华复兴的一日，即我公司复兴的一天，全体员工、全体股东定要把国家复兴起来，同时把公司复兴起来。[4]

五、三段航行，制胜法宝

在40天内，将人员、物资全部运出宜昌，卢作孚的“制胜法宝”是在这次抢运中运用了“三段航行法”。

长江上游每年从12月初至第二年的2月末，就进入了枯水期。枯水期间，长江上游水位大大降低，以致平时还能开航的稍大点的轮船在此时无法开行。不少轮船公司只好停航歇业。而对轮船公司来说，停航就意味着轮船闲置、员工失业、经营亏损；对市场来说，就意味着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为此，卢作孚与民生公司技术人员反复研究，实地考察，创造出长江上游枯水期间保证不停航的“三段航行法”。

“三段航行法”就是将长江上游宜昌至重庆的航线分为3段，每段根据不同的水位、流速、地形调配适于该段航行的轮船行驰，实行分段运输，分段转运；在实在无法船运的地段，就由陆路转运至下一段航线上。这种航行法虽然麻烦，运输成本高，但却保证了枯水期长江上游不停航，是中国航运史上的一大创造。

此时，卢作孚把“三段航行法”用在了宜昌大撤退中。他把宜昌到重庆的航线分为三段：宜昌至三斗坪为第一段，三斗坪至万县为第二段，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除重要军用物资和不易装卸的大型机器设备可直接运送重庆外，其他所有物资都按“三段航行法”处理。这样一来，航程一下子缩短了一半或一大半，大大加快了船只周转。

特别是第一段宜昌至三斗坪，航程最短，还不到100华里，货船可以朝发夕至，如果有些船在中途码头存货，甚至可以做到早发而夕归。而且这一段，载货量大的大船都可以进出。由于卢作孚把加快船只运转周期和加大运力的优势都集中在第一段，使宜昌的清空速度大大加快。

5年后，即1943年10月，卢作孚在《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一文中也提到他在宜昌大撤退运用“三段航行法”之事：

因为扬子江上游滩险太多，只能白昼航行，于是尽量利用夜晚装卸；因为宜昌重庆间上水至少需要四日，下水至少需要两日，于是尽量缩短航程，最不容易装卸的，才运到重庆。其次缩短一半运到万县，再其次缩短一半运到奉节、巫山，甚至于巴东。一部分力量较大的轮船，除本身装运外，还得拖带一只驳船。尽量利用所有的力量和所有的时间，没有停顿一个日子，或枉费一个钟点。

由于缩短了航程，加快了运输周期，抢运效率大大提高。每天清晨，都会有五六艘装满人员、物资的轮船驰离宜昌；每天下午又有同等数量的空船开回宜昌。这对安定人心、稳定秩序起了重大作用。

为了抢时间多装快跑，卢作孚要求各码头轮船、驳船的装卸人员紧密配合，不浪费分秒。由于三峡航道不能夜航，因此他要求晚上没有空袭时，抓紧装卸。卢作孚曾回忆道：

当着轮船刚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靠近驳船。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的装货了。两岸照耀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耀着装货的灯光，彻底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歌唱，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呼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5]

此外，卢作孚还紧急征调了850余只民间木船参加抢运。木船短小，机动灵活，不受河道宽窄和水深的限制。虽运量有限，但其数量大，近千只木船参与抢运，大大加快了撤离进程和速度。

经过40个日日夜夜的苦战，宜昌的拥塞和混乱消失了。“四十天内，人员早已运完，器材运出三分之二。原来南北两岸各码头遍地堆满器材，两个月后，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两岸萧条，仅有若干零碎废铁抛在地面了”。卢作孚圆满完成了大抢运的任务。

1940年6月宜昌失守后，在接近日军阵地的三斗坪一带，还有部分兵工器材堆在那里，一些公司惧怕日军，不敢前往装运。卢作孚亲自率领民生公司的船队前往装运。每天傍晚开到，连夜装船，第二天一早开航。就这样，又抢运了近2.5万吨兵工器材。

六、意义非凡，彪炳史册

敦刻尔克大撤退，使30多万英法联军安全撤往英国，从而保存了军事实力。如果没有这几十万军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很可能大大推迟，世界历史也可能改写。

而由卢作孚指挥的宜昌大撤退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也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在宜昌大撤退中的3万多难民，包括不少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教师、医生、公务员等，还有1000多名难童，他们安全撤离到大后方，成为大后方各条战线的有生力量和后备人才，为抗战胜利和大后方建设输送了人才。

其次，大量军用物资和战略器材及工业设备安全撤离到大后方，为中国保存了工业基础，为战时支持抗战和大后方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央视特别节目《记忆—卢作孚1938》中曾有一段话：

1938年的秋天，当一个国家民族工业的生死存亡全掌握在一个船运公司企业家手里时，这段故事的传奇色彩就更显浓厚。这个企业家叫卢作孚。他率领民生公司完成了著名的宜昌大撤退。在日军的炮火下，他把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企业经三峡航道抢运到四川大后方。这些企业构成了抗战时期的中国工业命脉，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然而，民生公司在整个抗战期间也付出了沉重代价：116名员工英勇牺牲，76名员工伤残，16艘轮船被炸沉炸毁。1943年，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应邀到民生公司讲演，他第一句话就说：“今天到民生公司来讲演很是光荣啊！因为很多人称赞民生公司是救国公司。”

镌刻在“宜昌大撤退纪念园”主体雕塑上的铭文写道：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宜昌大撤退与法国敦刻尔克大撤退齐名，气壮山河、彪炳史册。宜昌大撤退体现了中国人民在民族危亡之际，万众一心，勇于牺牲和包容团结之精神，谱写了民族统一战线新篇章，奠定了抗战胜利基础，勋业照人，万古流芳。

20世纪50年代，卢作孚被毛泽东赞誉为发展中国民族工业不能忘记的四位实业界人士之一（其他3位是张之洞、范旭东、张謇）。而卢作孚在抗战中的功绩也会永载史册。

注释：

[1][2][3][5]凌耀伦等编《卢作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57页，557页，557页，558页。

[4]张守广：《卢作孚年谱长编》（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27—928页。■

（责任编辑 王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