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先生留在陕西的主要史迹，除了青年求学时即荣获的“西北奇才”的高誉、创办若干学校和斗口农场之外，便是“反段倒陈”，亦即护法运动中，以靖国军总司令的身份，号令三军，与西安解围之后，以国民军联驻陕总司令的名义，“主持”陕政，及稍后陕西省政府成立之后，挂名省政府主席数年。而其靖国之役间最高或曰唯一的职务，亦似只有靖国军总司令而已，迄今所见有关文献和著作，从未发现其还曾担任过其他相当职务或者还有其他相当头衔的说法，种种有关的人物辞典、职官年表和年谱性质的生平记述，似乎也只到此为止。可是最近井勿幕先生侄孙井晓天教授所著《乱世云烟——井勿幕井岳秀昆仲史实钩沉》即将由中国文史出版社付梓之际，受托为其写序期间，看到书稿所辑若干稀见文献，却蓦然惊觉，情况原来并非如此简单。根据如下：

其一，1918年11月23日《军政府公报》，以《命令》修字第廿五号公布，此前两日亦即勿幕先生兴平遇害当日，广州军政府曾特任右任先生为陕西督军，张钫将军为会办陕西军务。

其二，1918年12月28日《军政府公报》，以《公电》修字第卅五号公布，1918年12月23日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复右任先生漾电，题目是《政务会议复于督军右任已咨交陆军部为井总指挥勿幕从优议恤电》，抬头即为“三原于督军”。

其三，1919年1月14日《军政府公报》，以《公电》修字第卅六号公布，1918年12月23日广州军政府政为优恤井勿幕先生复于右任、李根源二先生漾电，题目是《军政府复于督军右任已咨交陆军部为井总指挥勿幕遇害情由已咨交陆军部从优议恤电》，抬头即为“陕西于督军、韶州李督办鉴”。

其四，1919年1月14日《军政府公报》，以《公电》修字第卅六号公布，1918年11月22日右任先生报告井勿幕先生遇害消息的快邮代电，题目即是《于督军右任报告井总指挥勿幕为敌诱害之快邮代电》。

其五，1919年印行《参议院公报》第二期临时会第四号公布，1918年12月19日广州参议院议长林森复右任先生皓电，赞许其11月29日致广州参众两院、军政府各总裁等艳电吁请“于湘鄂方面，万勿误信和议，轻与罢战”之议，“尤征卓识”，抬头即是“陕西于督军”。

其六，1919年印行《参议院公报》第二期临时会第四号公布，1918年12月12日鄂粤湘边防督办李根源致广州参众两院、军政府等请从优议恤井勿幕先生以彰义烈文电，开首即称“顷接三原于督军右任快邮代电”。

其七，1919年1月18日《军政府公报》，以《公电》修字第卅七号公布，1918年12月18日在穗陕籍国会议员杨铭源为井勿幕先生在停战令下后被害，请电北庭严重交涉致广州军政府巧电，开首即称“顷接三原于督军急电称”。

其八，1919年1月14日《军政府公报》，以《公电》修字第卅六号公布，某月日广州军政府为议恤井勿幕先生与陆军部咨文（第一八0号），开首即是“案据李含芳转准陕西于督军快邮代电”。

其九，1919年5月18日《军政府公报》，以《公电》修字第七十三号公布，1919年4月26日陆军部长莫荣新处理“井案”方案，中有“拟请特从优例照陆军战时恤赏简章第二十二条，在被害地方建祠崇祀，以表殊庸而垂不朽。先由于督军就近筹设报部备案”等语。

其十，1919年5月18日《军政府公报》，以《公电》修字第七十三号公布，1919年5月10日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议决照准莫荣新方案致唐绍仪、熊克武、右任先生等电，抬头既称“陕西三原于督军”，文中亦有“特电奉闻，即希于督军查照筹办”等语。

十一，1919年6月18日《军政府公报》，以《命令》修字第八十二号公布，1919年6月12日广州军政府为准在被害地方为勿幕先生和耿直、张义安、董振五诸将军建祠崇祀给右任先生、张钫将军的命令，开首即称“据陕西督军于右任、会办陕西军务张钫电悉”。

可见，当时于右任先生除仍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确还有过“陕西督军”这个职衔。这些史料，都是此书作者从有关文献中，辛苦辑录而来的。虽然多年以来，斯事寂然，似鲜为人知，甚至不为人知，但在当时那个年代，则应该不是什么秘密。不过让人感到费解的是，如此确凿的史实，何以长期无人提及，甚至连民国时期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编著的《西北革命史征稿》，和解放后陕西省政协编写（征询茹欲立、邓宝珊、孙蔚如、党晴梵等耆宿意见后，由茹签名发表）的《陕西靖国军的始末》也都默不着一字？思之再三，窃意似出如下理由：

一是广州军政府特任于右任先生为陕西督军的命令，决定于1918年11月16日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发布南北停战令之后，应有临机因应并出先手以造成事实，预为日后和谈争取主动的意思，本身就是权宜之计。随着和谈的破产，特别是护法运动的变质和失败，时过境迁，此事即如昙花一现，不再有人提起。

二是广州军政府特任于右任先生为陕西督军之前，已于同年3月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其与北庭分庭抗礼故意叫板的意图，自不待言。而回想是年胡景翼被陈树藩羁省之后，靖国军颇感困顿，盖以勿幕先生暗地巧妙运作，“九月，叶相石率滇军由甘入陕，先至凤翔；王安澜则由鄂西北尽拔安康、南郑各地；吕超则出川北而向陕南，旌旗云合，羽檄交驰，靖国军声势复盛”（李贻燕《中国同盟会陕西支部长井勿幕先生事略》）。西路各县除鄠县、兴平外，已悉归靖国军所有，而井勿幕先生又乘间离省来到三原，出任其总指挥，“形势一片大好”而“西北不足平也”，其中也不免会有褒奖鼓励的意思。但这显然是在对局势的乐观估计上，形势一旦逆转，任命也就如同一张废纸，不再有人提起。

三是大概是清楚地知道这任命乃从权之策，也许是感觉井勿幕先生逝后形势已不容乐观，于右任先生内心对此并不怎么看重，对外也从不见其以此自称。如其1919年3月5日致外交团书，落款即署的“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其1919年4月17日与张钫将军致唐绍仪、李述膺电报，仍有“我总司令素具热心，关怀大局”之语（姜玉笙《问政集》第一卷《护法诤言》）。而事实上，井勿幕先生死后，“于右任如失左右手，陕西事遂大坏”（章炳麟《井勿幕墓志铭》），刚经振作的靖国军“诸军失其联系，成顿蹙之势。叶相石以孤军走耀县，其余援军有观望者，有方略者”（李贻燕《中国同盟会陕西支部长井勿幕先生事略》），中、西路战事迭告失利，至1919年四五月见划界结束，其所统辖之地区，仅有三原、泾阳、高陵、富平、白水、蒲城、澄城、同官等八县的全部或一部，充其量只是一个困处一隅的“割据政权”而已，远不足以号令全陕。

四是广州军政府任命都军，既非出于“正统”，也没有掌握陕西全省之政柄，不仅不会取得北洋政府的认可，也不会为外界和广大民众所接受，护法运动式微并失败之后，虽然南北转而成为各派军阀纷争，名义上仍在北洋政府治下，“南与南不合，北与北不合，南北复又不合”，全国名义上却仍是在北洋统治之下，这个职衔自然也不会，或曰很难保留下来，久而久之，遂不再有人闻问，湮没史辙矣。■

（责任编辑 刘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