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3日，是西安事变后的“二·二”事件发生八十周年，也是东北军著名爱国将领王以哲将军殉难八十周年。对为了促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光复中华献出生命的爱国将领，我们应当予以纪念。

王以哲将军殉难后，毛泽东等致电赞誉王将军“不但是国家民族之干城，亦爱国人士之领袖”。1984年，全国政协和王以哲将军故乡(黑龙江宾县人民政府)为王将军建墓立碑、设纪念馆。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为其墓碑题词：爱国将领—王以哲烈士墓。1985年6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复函中央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东北军史组：王以哲生前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王以哲，字鼎芳，1896年11月29日生。青年时代从戎报国，颇得长官赏识，旋即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被张学良举才录用，屡受提拔，31岁时被任命为十九师师长，着中将衔，后又改任第一旅中将旅长。他具有开拓精神，治军有方，既办学生队，又办步兵训练班，还亲自编写“旅训”“旅歌”，印发“士兵问答十二条”，创办《东望》周刊，宣传抗日救亡的爱国思想，设法提高部队官兵素质，他的“学生队”做法深得张学良赞赏，改为东北学生队后，由张学良兼任监督，王以哲兼任教育长。

“九·一八”事变前，王以哲驻防沈阳，获悉日军将发起军事挑衅，8月初，亲自赶到北平，向张学良面陈回师东北，准备奋勇御敌的主张。但是蒋介石下令不予抵抗，9月18日，日军炮轰北大营，王以哲只得怀着满腔愤恨，退出东北。

入关以后，王以哲被张学良任命为军衡处中将处长兼107师师长，积极参加抗击日军进犯、历时两个多月的长城抗战，给日寇以沉重打击，获得国人的赞扬。

张学良受诬陷下野出国前，将十万东北军组成四个军，王以哲任六十七军军长，辖一七师、一九师、一一五师。蒋介石趁张出国之机，极力拉拢东北军各高级将领。蒋在庐山面见王以哲时，许以河南省长之职，暗示王移防西北。王不为所动，坚守华北抗日前线阵地，把蒋赠送的五万元全部充以军用，并与东北军各将领计议，团结一致，不受封许，不离阵地。

1934年初，张学良回国后，王以哲即率六十七军奉命到大别山“剿共”，被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团消灭了一一五师一个团。这使王深深认识到，红军士气高，战斗力强，不容轻视。次年，王以哲部又被调到陕北洛川、肤施（今延安）。在同红军作战时，三战俱败，损失惨重，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被俘。而蒋介石又趁机取消被歼灭的部队番号，削减经费。张学良、王以哲疼中加恨，不得不审时度势，重新考虑问题。

王以哲是一位富于正义感和爱国心的军人，早在1926年，他就对老同学张克侠、张存实的革命活动表示同情，为其赴莫斯科学习提供方便。后又结交了阎宝航、杜重远、高崇民和车向忱等东北进步人士，受他们的革命思想影响颇深，并对他们的革命活动暗中支持。

1935年底，红军将俘虏的王以哲部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送回东北军。王以哲让高向张学良汇报红军联合抗日的主张，并通过高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奉张指示，1936年2月，王以哲首先在洛川与中共代表接触，与中共代表李克农、钱之光达成了六十七军和红军局部合作的口头协议。此后，张学良也先后会见了李克农、钱之光。在王以哲精心安排下，4月9日，张学良将军与周恩来在肤施（今延安）庙儿沟天主教堂会面会谈。王以哲和中共方面的刘鼎亦在座。中共接受了张学良“逼蒋抗日”的建议，张学良又让王以哲为中共提供了一些军械军需物资。从此，王以哲在探索革命的道路上拨云见日，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随后，王以哲在他的六十七军最早设立了与中共直接联系的电台，为张学良与中共的联系提供秘密通道。10月，蒋介石命令王以哲和胡宗南“进剿”红军。王以哲部与红军象征性过了几招，又与彭德怀函电交驰，互通情报，使胡宗南部队在山城堡中了红军埋伏，落败而逃。

1936年春，红军派刘向三为常驻六十七军采购联络员。王以哲的六十七军既保证红军采购人员出入方便，还派人员护送他们到西安采购物资。王以哲的得力副官王政专门负责接待，为保证红军人员安全，特租用了杨虎城部军法处处长张依中在安居巷甲字17号私宅，作为红军的秘密交通站。红军物资的运输，亦由王政和六十七军副官长宋学礼负责办理；或由六十七军军车运送，或租汽车挂六十七军车牌运送，保证红军物资运输畅通无阻。

1936年8月，毛泽东亲笔致函王以哲：“张副司令及我兄联俄联共抗日救亡之主张，并非少数人的主张，实数全国爱国同胞的主张”，“我兄与张副司令实此政策之首先提倡与实行者”。

1936年12月12日爆发的西安事变中，王以哲积极参与并践行了以中共代表团为核心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运筹帷幄的过程。张学良未听周恩来、杨虎城劝阻，送蒋反被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出现的良好局面顿时乱如团麻。少壮派脱离实际，用主战救张情绪蛊惑宣传，迷惑群众喑不能言。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夜以继日地深入各方面各阶层进行宣传，劝说大家团结一致，稳定西北大局，形成合力与南京政府谈判，营救张学良。1937年1月27日，王以哲、何柱国为了说服少壮派，召集东北军团以上军官，在渭南召开军事会议，晓以大义，劝其顾全大局，防止感情压倒理智，自乱阵脚。会议决定张学良不回，决不撤兵，同时急电时任甘肃省主席而又为张学良指定的东北军负责人于学忠回陕商议定夺。1月31日，周恩来、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等举行三方最高会议，权衡各方面因素，决定用政治手段营救张学良，团结一致，争取与南京政府谈判成功，救回张学良，共同抗日。少壮派闻讯，不明真相，胡乱猜疑王以哲、何柱国背叛了东北军官兵意愿。于是密谋除掉王、何，强行救张。

2月2日清晨，由孙铭九的卫队营连长于文俊带一排兵力，趁清晨出操混乱之机，冲入王以哲住宅，枪杀了病卧在床的王以哲将军和保护王将军的副官长宋学礼等人。之后又奔向杨虎城的绥靖公署，欲枪杀躲在该处的何柱国将军，被杨喝令制止。

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严厉斥责了背后指挥滋事的这些不听劝说、不顾大局的激进分子的错误作为，并迅速带领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赶往王将军家中，帮助亲属设置灵堂，慰问吊唁，安排后事。2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人电唁王以哲家属。囚禁于南京的张学良将军闻此噩耗，悲恸之余，致函于学忠道：“真叫弟不知从何说起，泪不知从何处流。”

枪杀王以哲事件以后，东北军内讧骤起。亲王以哲的刘多荃师长怒火中烧，采取报复行动，令部属枪杀了直接凶手于文俊和积极参与者高福源，并到处搜捕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头目。周恩来大义睿智，勇不避嫌，连夜令红军联络处把应、孙、苗三人转移至“三位一体”的红军总部—三原，使报复者失去了目标，内讧逐渐平息。

王以哲将军秉持爱国、正义，在遭受背井离乡之恨后，幸逢共产党，其朴素的爱国主义升华为抗日救国、光复中华的革命英雄主义。王以哲将军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立了大功。■

（责任编辑 王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