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刘伯承元帅曾在1971年给当时的军政大学捐赠过近两千册私人藏书，而这件事尘封多年，鲜为人知。若不是作者整理其父亲遗物发现了一份手写的报告，得知父亲是当年参与接收书籍事宜的人员之一，并在此事发生九年后向组织撰写了一份事情经过的报告，那么这件对于我军军事教育史很有意义的事情，怕是要永远埋藏在岁月的尘埃中了。

几年前，我在整理父亲王三欣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份手写于1980年2月3日的报告，标题为“军委刘伯承副主席将部分图书资料送给军政大学的有关情况”。仔细阅读后，我发现了一段尘封往事。

那是1971年1月8日的上午，原军政大学训练部接到军委办公厅第二秘书处处长乔力的一个电话通知，是刘伯承副主席的指示：

有些书我的眼睛已看不到了，希望送给有关部门，属于教材资料性的，有些要留下（百科全书、中国历史）。俄文书籍给军事科学院，包括军事的、工具书、马列的。其余的均交给军政大学，由军大处理。有些目录，但比较乱。教材数量不小，7箱，一两千册。

随即，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剑飞指示：最好由军政大学派一位负责同志去接收这些书籍。

1971年1月11日上午9点20分，原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李锡文、教务部部长王三欣、图书馆副主任邹经、资料员徐企明，以及军事科学院外军部部长刘坚等同志，来到刘副主席家中。刘副主席夫人汪荣华在座，军委办公厅第二秘书处乔力处长和秘书一人也在座。

父亲在报告中记录了刘副主席的讲话大意：

各位同志来这里，我很感激、感谢！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领导下，我这个残废军人不能做什么事情了，一举一动都要人照顾，生活上需要别人帮助。我双目失明以后，也不能看书，只能每天听听广播，我成了一个“三脱离”的人。到北京来，开始还能看到，后来慢慢看不到了，开刀也没有开好，现在全看不到了。我这些书，开始还看一些，以后看不到了。总参送来的材料很多，到处摆的都是，拉来拉去，有的被别人拿走了一些。去年战备，给秘书处招来了麻烦，我想需要找一个处理办法。我想这些材料有没有用处呢？有些材料还可能有些参考价值，如世界大战史、斯大林百科全书、四库备要、廿五史等，可送给有关部门，送给能够利用这些材料的机关。有些书，如马恩列斯的一些书，我还留一点，因为在学习毛主席有关指示时，还要参考着读一些。把书送给军大，可不要妨碍大家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这些书内容很复杂，有参考价值的就留着，没有参考价值的就自己处理掉，烧掉。大部分书是北京各机关的，一部分是南京带来的。有外文书四十四本，原来大部分借军科的，现在是物归原主，交还军科。有一本军队的山地战，是否有用？这是我为别人着想的一点点意思，能用的用，不能用的就销毁。再说一下，不要妨碍学习毛主席著作。如果妨碍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就不好了。我是“三脱离”的人，简直没有发言权。当战略组组长时，我也只能给总长提一点意见，说一点经验。我最怕你们拿去了，影响你们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所以，我找你们来交代一下。

刘副主席讲话以后，原军政大学的人就开始接收文件，外文书籍资料由军科院外军部接收。原军大接收的文件共7箱，其中第21号箱为应交总参情报部的绝密材料，拉回来不久就交回了总参情报部。对其余6箱资料，回来后进行了详细清点、登记，共计2004份。原军政大学将清单复写了3份，一份送给刘副主席，一份送给军委办公厅第二秘书处，一份留存在原军政大学。

阅读了这份手写报告的内容后，我意识到刘帅赠书是我军军事教育史上的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而我父亲所写的这份“有关情况”应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资料。因为从这份资料中，至少可以读出以下几点信息：

1.当时刘帅身体状况不好，已经双目失明，生活不能自理，只能听听广播，无法看书了。

2.刘帅赋闲在家多年，自诩是个“残废军人”“‘三脱离’的人”“简直没有发言权”，甚至“给秘书处招来了麻烦”，有一种英雄迟暮的感觉，让人感到他的内心很无奈。

3.刘帅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已经没有康复可能，虽然舍不得送出自己热爱的书籍资料，但又想为书籍资料找个好去处，这可能也是提前“交代后事”的意思。

4.刘帅把大部分书籍都赠给了原军政大学，因为军政大学的前身是南京军事学院和北京高等军事学院，两所院校都是刘帅亲手创立或策划成立的，说明他对两校怀有深厚的感情，期望书籍资料能在军政大学发挥更大作用。

5.刘帅再三叮嘱，不要因为他的赠书行为而“妨碍学习毛主席著作”，所以他一定要“找你们来交代一下”，使人感觉到在他的内心里，有着深深的顾虑和难言之隐。

刘帅赠书发生在1971年1月11日，那时原军政大学成立才一年多，我父亲作为军政大学教务部部长亲历了此事。但是让我感到奇怪的是，父亲撰写这份“有关情况”不是在1971年1月，而是在1980年2月3日，距离赠书日期晚了9年多。我翻捡了父亲的所有遗物，有关刘帅赠书事宜只有这份1980年写的资料，并没有1971年接受赠书时写的资料。况且1976年拨乱反正后，原军政大学已经在1978年2月更名为军事学院，父亲那时已经不在教务部门工作，而是担任了战略教研室主任，从事军事教学工作。也就是说，这份历史资料是父亲时隔9年多之后追忆、追述的，并且还注明“抄一份送院长”（当时院长是萧克），说明这是一份公务资料，应该是父亲根据上级领导的要求追述的。那么，是谁要求父亲追忆、追述此事的呢？刘帅一生历经磨难，一件不大的赠书事件，与任何大人物都没有交集，也不会涉及任何人的名誉或利益，为什么在9年之后又被翻腾出来了呢？这里面有什么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我曾经把父亲留下的全部文字都逐一看过，一点也没有发现其他关于这个历史事件的缘由，这让我感到非常困惑。而且，当年军政大学参加受书的4个人中，有两位已经作古，一位早已离开军大，另一位图书馆资料员只参加了1971年时的受书，但不了解1980年时的情况。所以，我的这个困惑很可能是今世无解了。

说起来，父亲与刘帅是非常有缘的，对刘帅的感情极其深厚。1939年夏，不到15岁的父亲参加了八路军，成为师长刘伯承的部下；1951年秋，父亲从抗美援朝战场被急调回国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基本系学习，在院长刘伯承的教育培养下一步步成长；1959年春，父亲被抽调参加《一二九师战史》编写工作，系统、详尽地回顾了刘帅所部的传奇历史；1971年初，父亲亲历了刘帅赠书过程，亲眼目睹了老元帅心系我军教育、心向强军强国的义举；1980年夏，父亲受命主持编审《刘伯承军事文选》，更加深刻地感悟了刘帅确实是当之无愧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他的军事指挥艺术和作战谋略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986年秋，刘伯承元帅不幸逝世，父亲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吊唁，回家后面容哀伤，久久沉默无语……

我想，在父亲的心里，近五十年的追随，近五十年的教诲，几多风雨、几多曲折，令他难忘刘帅为革命事业殚精竭力的付出，也被刘帅精诚敬业和高风亮节的优秀品质所深深感染，故而在时隔多年后，他一定要原原本本把赠书的事情记录下来。■

（作者单位：原解放军309医院）

（责任编辑 樊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