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张星点9岁参加红军，入伍后随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参加反“六路围攻”，后随部队长征，历任勤务员、宣传员、宣传组长、文艺干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军区文工团研究员、兰州军区文工团音乐教员、创作组长、文化部副师职创作员。随部队长征时，他三过雪山，三过草地，回忆起漫漫长征路上的艰辛历程，他有着说不完的故事。他一生的创作也都离不开自己的成长经历。

坚定不移地跟着红军前行

1933年，9岁的我和十几个同乡一起，从四川巴中参加红军。那时我年龄小，怕母亲不同意，所以离家的时候都没让母亲知道。参加红军后，我被分到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的一个连队当战士。

红四方面军干部和战士打成一片，同志间相处非常融洽，行军、打仗，不管干啥事都是互相帮助，大的帮助小的，身体强的帮助身体弱的，亲如兄弟，真像歌里唱得那样：“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

1935年3月，我所在的部队开始了长征。那时我11岁。部队怕我吃不了苦，所以从过草地开始，先后五次要把我当成“精减对象”。

第一次是毛儿盖过草地，要把我寄养在藏民家里。首长刚一跟我说起，我什么话都讲不出来，也不会讲什么道理，就是个哭，哭得他们没有办法，最后把首长给感动了，就留下来过了第一个草地。

从毛儿盖走了六、七天，走到包座地区。我们军还在那儿打了一仗，消灭了敌人一个师。打完仗之后，没来得及休息，又返回来南下，过第二个草地。这次又要把我寄养在包座的藏民家里。我没有别的办法，就还是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最终又把首长给感动了，留下我跟着部队再次穿过草地。

第三次在甘孜，部队休整了一个时期后，又要过草地，向甘肃进军。我考虑前两次过草地，都允许我留队了，这一次不会再被寄养了，所以出发前一晚，我安安心心地睡了一大觉。可是醒来一看，部队全走光了，一个人都没有。这下我又哭了，可是再怎么哭也没人能听得见。哭了一阵后我擦干眼泪，发现旁边有个小布袋，里面装了一碗多青稞。我想这一定是连首长给我留下来的，为了不让我挨饿，以便活着等到附近的群众来收养。但是我想：绝不能在这儿等着收养，我要当红军，要当一辈子红军！于是，我就拿起小布袋，一路小跑冲进了草地。偌大的草地，根本看不到人影，也辨不清方向，我只能跟着部队走过留下的线索，比如断断续续的脚印、踩乱的杂草、烧水后的灰烬等等，一路向前拼命地追去。就这样，直到第三天，我终于赶上了部队。队伍是赶上了，但却不是我们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所在的右路军，而是左路军红一方面军里的一个连队。我向他们打听第三十军走到哪里了，说我要赶回我的部队。连队里的一个同志（后来我知道他是个指导员）了解情况后对我说：“我们也不知道三十军朝哪里走了。你不要一个人去赶队，草地情况太复杂，你年龄又这么小，一个人赶队是不行的。你就跟我们走，等将来我们找到你的部队，你再回去。”于是，我就跟着红一方面军的这个连队走，一直走到甘肃会宁。会宁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地，这里有许多部队，可还是没有找到我的连队，后来上级把我安排在陕甘宁军事部，给当时的军事部部长萧劲光当勤务员。

在会宁休整了一段时间后，部队奉命东进，向庆阳、曲子这个方向走。临出发的时候，部队又要我留在会宁。这是第四次要把我寄养在老乡家里。我找到萧劲光部长，又一次嚎啕大哭：“草地都过来了，为什么又要把我留在当地？”首长向我解释说：“部队要行动，要急行军，要打仗，怕你掉队我们不放心！”我拉住部长的衣角，含着泪说：“你一定要把我带走，我继续给你当勤务员，帮你打水、扫地、理铺……”我哭着苦苦哀求，“让我跟你走吧，我保证不掉队！只要能跟红军走，再苦不怕。”终于，部长也被我打动了，对我说：“小鬼，不要哭了，我带你走就是了。”部长真是个好人，他不但带上了我，还给我专门调来了一匹老马，让我牵着它，走不动的时候可以骑一骑。要知道，那时候部队的马不多，连许多首长都没马可骑，这虽是匹老马，腿还有点瘸，但首长能给我骑用，已经是莫大的关爱了。

最后一次是在教导师。1937年4月，组织把我调到教导师，给教导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袁国平当勤务员。1937年9月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派了一个考察团到教导师来考察，临走前向师里提出，希望能让他们带走一个年龄最小的红军战士。可能是觉得我年龄虽小但意志坚定，不会出什么问题，师里决定让我去。我思来想去，越想越不对劲，这一次我没有哭，也没有吭声，因为已经想好了“对策”。考察团走的那一天，我提前起床，早早就溜到庆阳城外（师部当时驻在庆阳城），一直躲到中午，心想考察团也该走远了，才又回到师部。师长一见我就问：“上午哪儿去了？”我理直气壮地回答：“躲起来了！我不想当白军，我要当红军！”

红军歌曲鼓舞了我一路

1935年3月，我们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之后往西走到懋功，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两军会师后又分成两路北上。这时候我跟着队伍三过雪山，三过草地。爬雪山、过草地是红军最艰苦的时候，吃的苦、受的罪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但是我们都满怀胜利的信念，根本没把这些个苦呀、累呀、危险呀放在心上。

前面讲到我第三次过草地，拿着部队留给我的那一小袋青稞，一个人赶队。刚开始并不害怕，一心一意就想着要找到部队。可走了两天两夜，青稞吃完了，肚子饿着没精神，走路的速度越来越慢。心里也越来越怕，怕再也赶不上队伍。茫茫草地，我一个人孤孤单单，为了克服内心的恐惧，就大声唱歌给自己鼓劲，“红色战士志气高，立场坚定不动摇……”，这个歌唱完了，接着唱《红军三大任务歌》：“红军三大任务，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势力，实行土地革命。要建立起工农政权，坚决斗争，革命到底！坚决斗争，革命到底！”（采访时，老人边讲边唱，唱到最后，或许是回想起当年独自在草地追赶部队时的执着与艰辛，老人已泣不成声。笔者注）就这样唱着、走着，自己鼓励自己，不要动摇，才最终坚持了下来。

跟着部队过雪山，夹金山我过了一次，党岭山过了两次。党岭山比夹金山要高，夹金山是四千多米，党岭山五千多米（党岭山位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主峰海拨5400多米，积雪终年不化，气候变化无常）。记得翻越夹金山时感觉还比较正常，可第一次翻党岭山时，走了没多久，就感觉浑身发软走不动，慢慢掉了队。连队就让文书陪我在后面赶队。眼看着部队在前面走得快看不见了，文书很是着急，就要背我上山。我不肯，他就拉着我的手硬要背。就在这时，一阵风雪把我们两个都刮倒了，抓着的手也分开了，风雪迷得眼睛无法睁开。我闭着眼睛，听见文书在前面喊了我两声，我就朝着喊声传来的地方走。紧接着又是一阵大风，卷着我滚落到一个雪坑里，我当时就昏了过去，醒来发现身上压着厚厚的雪，我奋力爬出雪坑，四处找文书，喊了几声却没人答应。我又向前走了几步，发现前面有一个很深的悬崖，我想是不是狂风把文书刮到悬崖下面去了，就朝悬崖下面拼命喊，可怎么喊也没人答应。（老人又一次哽咽着说不出话来。笔者注）后来，我只能一个人上山，上到山顶再往山下走。下到半山时天黑了，那有一片原始森林，我就在一棵大松树下面，划开周围的积雪树叶，身上裹了一个被单子，过了一夜。

睡着后，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赶上部队了。连长、指导员非常热情地招呼我吃饭，端了一碗青稞煮的野菜，可是怎么吃，我都吃不饱。正吃的时候，连长问我文书怎么还没来，我没办法回答，就流着眼泪哭起来了，就这样一直把自己哭醒。

第二天天一亮我就继续追赶队伍，走了好几天，路上也经过了曲曲折折的好多事。有一天，我饿着肚子经过一条河，发现路边有两堆干马粪，干马粪中间还有好多没有被消化的青稞大豆，我就把那些青稞大豆都捡起来洗洗吃掉了。

我继续在河滩里面走，开始一直没有人烟，走着走着看见前面有一个水磨房。水磨房外面有一排经亭，就是藏民放转经筒的那种经亭，旁边坐着一位藏族老大娘。我一阵欣喜，就想赶快到水磨房那边去，过水渠走一个由两根木棍搭的桥，结果一不小心掉到了水渠里。老大娘听见落水声，赶忙跑过来，解下腰带递给我，把我拽上了岸。我浑身湿透，全身发抖。大娘看着我，很同情又很惊奇的样子，她说了几句话，我一句也没听懂。她就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烧饼给我吃，一面指着前面，一面还说着我听不懂的话。我估计她是在给我指路，谢过老大娘，继续往前走，走到傍晚，终于赶上了部队。

“红小鬼”成长为

军区文化部创作员

我非常喜欢红军歌曲，也会唱很多。刚到部队的时候，因为年龄小，也没有安排我具体的工作，我每天就是在连队和同志们一块儿出操、唱歌、劳动，一天到晚生活紧张而愉快。红军生活不光是战斗化的，而且也是音乐化的。红军的各项任务和生活几乎都可以用红军歌曲唱出来，比如《出操歌》《跑步歌》《爱护武器歌》《步哨守则歌》《射击军纪歌》等等。红军歌曲非常有意义，我听到的第一首红军歌曲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就好比是红军的一部宪法，一切行为都要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规范，谁也不能违反，违反了是要挨处分的。这首歌对我影响很深，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清清楚楚。

1937年教导师调到前方去时，我原想能够一块儿跟着上战场拿起枪打鬼子，当一名真正的战士。但是师长袁国平说：“你这么小一个娃娃，不要到前方去了，就留在后方。”我就留在了教导师驻庆阳办事处，之后又调到三八五旅宣传队。从此我就开始做文艺战线的工作了。

小时候我家里穷没有读过书，9岁就出来参加革命。调到宣传队搞文艺工作后，我知道不学文化就工作不好，所以下定决心，逼着自己学习，每天请人教我5个生字。这样学了三、四年时间，我就能看书看报，并可以记日记了，高兴的时候还会在日记里写上一段诗。

后来又自学音乐简谱。简谱识谱没人教我，只能自学，硬是学会了。学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从来没听过的一首歌，你把谱子拿来我一看就能唱下来。而且我还能用简谱记曲子，到农村去听到有好听的民歌，我就让他们唱，我用简谱记下来。

再后来，我又学拉琴，也是自己摸索，学会了拉京胡、二胡，特别是板胡。我的板胡拉得可是有名了，是全团的头把胡，陇东的行家们给了我一个称号叫“红色琴师”。那时候宣传队经常唱秦腔，像马健翎写的新戏《血泪仇》《穷人恨》，眉户剧《十二把镰刀》《两亲家打架》《大家喜欢》等等。秦腔离不开板胡，那会儿全团只有我一个板胡，所以演出离不开我，没有我拉板胡好多戏就演不成呢。

再到后来，开始搞创作。我刚到宣传队那几年，就只是跳舞、唱歌、演戏，而且我演的都是女角，男扮女装。1938年以前，宣传队没有女演员，后来从新训班调来一个女同志，叫黄蒲贤。我和黄蒲贤经常演姐妹俩，她扮演姐姐，我扮演妹妹。有一次我们到老乡家里去搞宣传活动，演一些小节目，演完要走的时候，房东老大娘单单不让我和黄蒲贤走，说你们两个小姑娘留下来吃顿饭再走吧，我们婉言谢绝后在回去的路上，黄蒲贤说：“你看老乡都把你当成姑娘了，你要真是个姑娘多好！”我当时想，要真是小姑娘我可就当不了红军啦！

就这样一直演到18岁，我变声了，高音上不去，低音唱不出，粗声粗气的，再也唱不成女角，于是转到乐队学拉琴，从拉琴又逐渐转到创作上来。1941年，我创作了第一首歌曲，叫《春燕归》，是康志强写的词，我谱的曲；1943年，我连词带曲写了第二首歌，叫《学文化》，获得了宣传科给我的嘉奖；后来为了配合部队团结教育，我写了《团结歌》；为了配合部队学习爆破，我写了《学爆破》；受到战斗胜利的激励，写了《沈家岭战斗》，这首歌是梁继承词，我谱的曲。我创作的歌曲、音乐有100多首，还创作过歌剧、话剧等。我参加过罗局镇战斗，之后写过一个歌剧剧本，就叫《罗局镇战斗》；1945年，为了庆祝抗战胜利，我写了小型歌剧《新小放牛》，曲子是利用旧《小放牛》的曲调，词是我新写的；还创作有话剧《参军》，等等。这些作品演出后，评价都很好。

补记：张星点因病于2018年2月9日在兰州逝世，享年94岁。■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68024部队档案馆）

（责任编辑 樊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