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景骧，字腾高，江西石城客家人。1935年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土木工程系，曾参加浙赣铁路的改造工程；抗战期间，冒着日寇空袭的危险组织运输，保障了线路畅通；1939年入滇，任职于滇越铁路昆明总站，奉命拆除滇越线以阻止日寇进攻；1942年调滇缅公路工程处，参加怒江悬索桥—惠通桥的建造。本文由黄景骧之子尹立群摘自他生前留下的回忆录。

一

1939年春，战局愈趋紧张。上头已有准备撤退的计划。后来又指示迁往昆明修滇缅铁路。这时株洲形势已很紧张，我的工作更加繁忙。最后得到的指示是，要在撤退前把辖内铁路及一切设施拆除，运不走的物件，就地埋藏或销毁，并指定五队最后撤离去昆明，兵分两路，一路由贵州入滇，另一路由广西经越南至昆明。我们是走广西这条路的队伍。要我们拆除铁路、破坏桥梁是精神上的最大打击，心理上实难承受。自己辛辛苦苦修筑起来的铁路，要由自己来埋葬它，令人痛心疾首。因此，我们特别恨日本鬼子，更加深了同仇敌忾的意识。

也有人趁火打劫。一夜之间，各处电话被盗窃一空。堆栈里待运物资，也时有被盗。库存的名贵红松枕木是沪杭甬路拆运来的，是进口货，就有人偷盗。还有一批价值昂贵的紫铜板，也有人打主意。铁路上被盗最多的就是煤。火车上的煤，煤场里的煤，总有人偷，防不胜防。

第五工程队终于解散了。工程队的器材也封箱交总段统一处理。我是最后离开株洲的。总站留下一专列，归我们使用。1939年初夏，我离开了株洲。当时，我心潮起伏，感慨万千。我们几年中辛勤创下的业绩，毁于一旦，国家的损失太大了。这时，不禁想到同时兴建的浙赣铁路钱塘江大桥，不也作了撤退性的炸毁吗？钱塘江大桥工程，系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主建的。沉箱结构，在中国是首创。工程艰巨，技术复杂，施工困难。由茅老所著《钱塘江桥工程纪要》一书，可以看到。他当时奉命驻守桥边，在最后一时刻下令炸桥时的心情是黯然神伤，我是能体会得到的。前几年，有电视片描述，茅老炸桥时，他只炸了桥墩，精心设计如何布置炸药包，而不破坏沉箱结构。这样安排，既可阻止日寇无法短期修复通车，又考虑到他日自行修复时的便利，真是考虑周到。说来也巧，我也碰到类似事件。1940年滇缅铁路当局，派朱国洗（原浙赣铁路第二桥工队队长）和我去滇越铁路，任务是为了阻止日寇从越南入侵，组织力量把滇越铁路的铁软设施及桥梁构件拆卸运回昆明，用以修建滇缅铁路。滇越铁路碧色寨车站附近有一“人”字型铁桥，桥架在两绝壁间的深涧谷上，桥两端是隧道。法国工程师巧妙地设计，利用涧狭谷深的地形，把桥柱分别斜支在两端绝壁上，避免了在深谷中树立桥墩柱的困难。拆桥时，我力主保留桥墩不炸掉，这对以后修复有利。我的建议，得到领导层的准许。

我们乘坐的专列，开往衡阳，转往桂林。在桂林人留下来，等待时间更长。后来我们离开桂林，前往柳州，随后到镇南关（今称友谊关），出关就是越南了。出了镇南关，就是越南的凉山。过了凉山，就是河内。我们在河内停了些时日。

滇越铁路，由法国人修造和管理。河口至昆明，沿途大站有马街、腊哈地、白寨、呈贡等站。沿途走走停停，1939年秋末冬初，我们终于到达春城昆明。我们来昆明的任务，就是修筑滇缅铁路。此时，上海、广州相继沦陷。出口交通运输只有越南和缅甸两处。出入越南，全靠滇越铁路。出入缅甸，全靠滇缅铁路。所以修建滇缅铁路，对抗战非常重要。可惜事与愿违，随着日寇入侵越南和缅甸，这两处的出路，都给堵死了，逼得国家赶快修筑云南各地飞机场。我到云南后，先后在滇缅铁路、川滇铁路、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工作过一个时期，最后又去修机场。

二

我们到昆明后，租了昆明西门内金鸡巷一家民房住下。随即上级派我在滇缅铁路昆明总站工作。这时期昆明常有警报，我们在西郊区车家壁租了一间民房，每有警报时，我们就住在那里。车家壁是滇缅铁路工务段驻地，我们来往很方便。

滇缅铁路虽然铺开摊子，但铁路器材缺乏，进展很慢。这时日寇已入侵越南。当局决定拆掉滇越铁路以阻敌寇入侵，又可将铁路器材移用于滇缅铁路，一举两得。上面同意派我随朱国洗工程师同去。

1940年5月，我到川滇铁路拆轨工程处报到，由朱国洗和翁筱舫领导，我担任分队长，与其他分队轮流作业。从中越边境河口站开始拆轨。拆下器材，随拆随装车，即运回昆明。那时法国人已撤走，只有越南人还留在铁路上。

滇越铁路是法国所建。当时的中国政府只让他们沿山修路，不得占用民田。故路线崎岖曲折，攀山越岭，坡陡弯急。弯道多，隧道也多，常常是一个山洞接一个山洞。两洞之间，深谷悬崖，架桥工程，甚是艰巨。因为山路，交通运输极其困难。桥梁工程，都采用轻便型钢、螺栓结合。构件预制好了，用畜力或人力运往工地组装。山区匪盗出没，为了防止破坏，枕木、电杆都是钢材制作的。坡度很陡，拆轨时，列车一定要制动好，否则一旦列车启动，冲力不够，车掣不灵，很容易往下滑坡，极易发生事故。

滇越铁路沿线治安不好，我们乘坐往昆明的列车，就有匪徒向车上开枪。拆轨过程中，沿线小商贩害怕铁路拆掉后，他们的货物运不出去，就雇人肩挑徒步，争先恐后往车站奔，以求能装上车。这时，匪徒纷纷出动，先把人杀死，再抢货物。我们曾问警察，为何见死不救，他们耸耸肩膀，说了声河水不犯井水。

滇越铁路时有敌机来袭。一天上午，警报响了。我和总队的文书，姓蔡，上海人，他妻儿随在身边。我们四人，一道走出车站围墙外边。出站后，有一山坎，路狭窄，我们分道而行，他们走坎上，我一人走坎下。一架侦察机在上空投下一枚小炸弹。我急忙挤入坎下越南人挖的防空洞内。炸弹在山坎上炸开了，他们父子受伤，而他的夫人则因流血过多，总队来不及派车送后方医院抢救就咽了气。我侥幸走在坎下，得免于难。

离碧色寨芷村站不远处，有两个隧道，两洞口外均系县崖，中隔一深谷，谷深而狭，上面架的铁桥，呈“人”字形，桥柱就斜向支撑在峭壁上的桥墩基础上。上面指示，能拆就拆，不能拆就炸毁。我觉得应该保存墩基。因为日后如要修复，就太难了。炸毁墩基，岩石必被破坏，岩石破坏了就不能在这儿再建基墩了。而这里的地形．别无改线余地，故我据理力争，这两侧基墩，得以保存下来，为今日修复滇越铁路创造了条件。对此，我心欣慰，觉得尽了自己一份心。

三

1940年冬，拆轨任务完成后，我回到昆明。这时，滇缅铁路工程仍无大进展，而在滇越铁路，又无别事可做。次年春，朱国洗出任滇缅公路保山桥工处处长，主管澜沧江和怒江两桥工程。此时，他来约我同去要我主管怒江惠通桥新桥工程。经滇缅铁路老上司同意，我决定随去。

惠通桥是一座横跨怒江的悬索桥，听说是一名外国女工程师设计的。桥长百余公尺，在两岸设置钢框架，用若干钢丝绳捆成粗缆绳，架在钢架上，左右各一捆。岸上埋设锚锭坑，每捆缆绳上的钢绳，都分别固定在锚锭装置上。缆绳上悬挂多根垂直钢杆，吊住纵向钢梁。钢梁上安设多根横梁，上铺厚木板。悬索桥结构关键在锚锭装置，它要承受极大的拉应力，必须绝对稳固。钢绳用法兰螺丝调整其张度。怒江水深流急，架桥飞渡是好办法。该桥使用多年，早已不能胜任繁忙的交通任务。滇缅公路局决定在老桥上游另建新桥。

桥工处设在保山城内。惠通桥离保山100余公里。原有桥工队负责维修老桥，队长许寿崧，浙大毕业。1941年12月，我到了惠通桥工地。我未另设办事机构，就住在桥工队，一切庶务，均委托桥工队办理，这样可专心管理施工。

桥工队设在怒江东岸半山腰中，靠近公路，以利行动。附近无村镇，要到十几公里外买东西。天气炎热，房子是用芦席做隔墙、白铁皮做屋顶的临时性简陋工棚。

新桥离桥工队好几公里，走到江边，要下坡百余公尺。施工时，东西两岸交通，是用竹筏过渡，先在两岸挂起一道钢丝绳，把竹筏的牵引绳，用扣环扣在钢绳上，来往两岸。因江水湍急，并有漩涡，有一次过渡，乘人过多，几倾覆。我手握钢绳，不敢松手，而缆绳随风上下，有时两臂悬空，如受酷刑，非常难受。幸离岸不远，能泅水者，先跳水上岸，以减轻荷载。我不会泅水，蒙一监工员，将我护定，叫我不要怕，如落水，他可一手托我，一手划上岸。幸好安全无事。

怒江江窄水深，水流湍急。工人用啤酒瓶装炸药，沉入江底，引爆炸鱼。深水中的鱼，鳞细肉嫩。怒江两岸，尽是高山叠嶂，藤葛悬崖，时有猴群呼啸其间，树上蜥蜴很多，地处荒山野林，人烟稀少，生活其间，如隔世外。

新桥工程由桥工处发包。桥址选定之后，将两岸锚锭装置的基槽挖开。我看到岩层是水成岩，并向江心倾斜。岩层石质并不坚固，用铁镐都能刨动。我于是建议暂停施工，要做地质钻探，希望能把槽基建在更深的坚硬岩石之上。如石层向江心倾斜，应考虑把槽底挖成向山岸倾斜的斜面，以增加向江心倾斜滑动的阻力。我的建议，未得到朱的认同。他推说战局紧张，工程急如星火，还想按原设计施工。这时，我私下打算不干了，拟伺机请假回昆明。想不到局势急转直下，这时（1942年5月间）有消息说日寇即将由缅甸方向进攻云南。有一天，王节尧局长乘小汽车到桥工队来找我，不巧我不在队里而是到江边工地去了。他找我不到，留下一信，乘车向西驰往密支那去了。我得信，大吃一惊。他这一去，定会遇险。我用紧急电话，沿途各站寻找他，企图阻止他不要西进，但无结果。信上说，他去密支那布置任务，此来本想邀我同往，现在未遇见，只好先去。他要我速去保山，与后勤部门联系，责成我协助他们安全通过惠通桥，然后要我去密支那找他。我知道形势紧急，他的任务不但无法进行，且非常危险。但保山之行，我没有推托。不想这一行，碰到一场大空袭，差点自己丧了命。而且匆匆只身离开桥工队，这一去未能再回住所。

四

事情是这样的。我火速赶回保山，找到接头人，我对他们说明情况，要他们用尽办法打十万火急长途，通知王即刻回头，还要他们紧急疏散，回昆明去，否则来不及了。我的工作岗位在惠通桥，必须冒险回去，不能迟延。次日晨，我仍乘桥工队汽车回桥工队。那时期，保山很繁荣，南门外十里长街，挤满了汽车，都是来往于昆明、畹町之间的。司机要在那里吃早点。我一看天气晴朗，预感到今天可能会有空袭。我推开驾驶室门留心观察，觉得空气有些震颤，我心知有异，睁开眼睛，竖起耳朵观听。果然，隐隐约约，听到西南远处，似有微弱声音，越听越觉得嗡嗡有声。不久就看到小小黑影出现。我心知不妙，叫司机快驶，离开这热闹地方，越远越好。随后，就能清楚地看到机影了。我立即叫司机停车，对司机说，飞机来了，你把车锁上，我们分两边跑上山去，在一起不好，等到飞机走后再回来。说完，我向西奔跑，因为长街两侧，都是店铺，无路走出去。我走进一家茶馆，大喊飞机来了，快跑！我闯进店家后院菜园，茶客们还没有理会怎么一回事，只见我慌慌张张地跑。这时，我也不知哪里来的劲头，竟能跳越六七尺高的土围墙。不幸跌在墙外，腿受了伤，也顾不得许多，仍向山坡而逃。跑到一道沟边时，有一株树，树旁有一挖土坑。这时，机群已临上空，我只好伏在坑里。敌机在南门外扔下好多炸弹。离我藏身那个土坑约200公尺处，扔了一个炸弹，炸开一个大坑。炸弹爆炸，震耳欲聋，满身尘土，幸好我在坑内，躲掉了弹片杀伤之灾，安全无恙。

我的经验，知道敌机还要来，便走出土坑，继续往山上奔去。当天，敌机炸弹对准南门外大街扔下。飞机轰鸣、炸弹爆炸之声，如雷轰顶。火光冲天，硝烟满目，人群呼叫哭喊之声，不绝于耳，真是惊心动魄。我上山不久，敌侦察机果然飞临，在上空盘旋，用机枪扫射一番，然后飞走了。此时，天已下午四点。司机平安回来，但汽车水箱被机枪射坏漏水，当天不能再走，要把水箱修好。这时看到早上买早点那儿，石牌坊炸倒了，附近死伤多人。汽车及油桶被炸起火，又烧死烧伤好多人。死伤狼藉，惨不忍睹。还有城内和北门外停车场，也死伤多人，总共死伤几百人。这时天黑了，要回城内工程处住宿。这次空袭，是我碰到的最惨的一次。

次日，人皆东撤，我独西行。公职在身，身不由己也。汽车驶至东岸山顶时，看到桥已炸掉，炮声隆隆，人群纷纷逃窜。我们回不了队里，想把汽车开回保山，又没有汽油。只得跟着人群往回跑。后来问明了桥工队当时的情况。大家并不知道要炸桥。头一天，滇缅公路线区司令和朱处长，同乘小车过桥去，说到西岸视察。半夜里，司令溜回东岸，就下令炸桥，把朱扔在了西岸工务总段。天亮时，日寇骑兵就窜到江边，大队日寇兵随之而至。见桥已炸，就架起迫击炮，向东岸猛轰。东岸沿公路停有汽车几百辆，被炸得一塌糊涂。此时，车上的人都已逃走。

朱处长被抛在西岸，化装成工人，雇人带路，循怒江上游某处铁索桥，从那儿渡江，逃回滇缅公路局。

至于我呢，想尽办法到达了澜沧江桥工队，弄到汽油和食物，这里离昆明100多公里，滇缅公路局疏散在此。日寇没能渡过怒江，昆明也就暂时安定下来了。我回到车家壁家中。

这一场事变，叙述到此，可说是完毕了。但我还要补叙一下我的弟弟黄景升的事。1942年春，黄景升在远征军200师任副团长，要进军缅甸。那时，我正在惠通桥。在保山，我们兄弟见了面，也见到戴安澜将军和郑洞国团长，他们要我协助远征军安全渡过怒江桥，我当然答允。我们彻底检查了桥的情况，商妥了安全渡江的措施：一、军车不能超载，限额五吨；二、每次只过一车，一车过完后，再过一车；三、人马皆徒步过桥；四、以最慢速度行驶，不要在桥上停留。双方协作，完成安全过桥任务。可惜我和弟弟，一别竟成永诀。他为国捐躯，功昭青史。黄景升在缅甸同古战役主动请缨阻击日军大部队，掩护国军主力撤退，不幸阵亡，牺牲得很壮烈。

这次只身回到昆明，随身衣物、书籍、仪器、数年积蓄，丢得精光，我再次破了产。当时物价飞涨，所得工资难以维持家庭生活；另一方面，再无铁路、公路可修，政府正在计划修飞机场，从空运取得作战物资及对外联络，并给了我停薪留职的待遇。

1943年春，我在昆明筹设贡华营造厂，那是后话。■

（责任编辑 陈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