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魏晨旭，1917年生于河北赵县。1938年毕业于延安中央党校，历任中宣部宣传科干事，延安平剧院支部宣传委员、教研室研究员，京剧实验工作团一团团长，中央党校文史研究室主任等职。他参与创作并执笔的著名京剧《三打祝家庄》，被毛泽东主席称作是“巩固了平剧革命的道路”的里程碑式作品。

一、少年入党

我是河北省赵县四德村人，1917年7月8日（农历五月二十日）生。从1925年农历二月到1928年底，在本村初级小学上学。因家中不让升学，就继续在本村小学自修，直到1933年。在此期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我非常不满意国民党的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卖国投降政策和反共政策。那时，我从报纸上看到中国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政府主张抗日，就逐步确立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就在这一时期，《大公报》出版了该报记者曹谷冰所著《苏俄视察记》，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比较系统、比较客观地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书，在中国社会，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广泛的重视。我在思想上也受到了很大影响。从我个人来说，由于我对自己的婚姻问题（家庭包办的婚姻）及家庭不让我升学怀有很大不满情绪，于是就下定决心，要脱离家庭，参加革命。

1930年前后，我家乡一带的几个村庄（都属赵县北区，同藁城县接近，藁城党的组织建立较早），都开始建立了党组织。从1931年开始，我村小学教员马焕章（字达甫，现名马达夫）在我村发展党员。在我之前，他已介绍韩金祥（字瑞卿，时任小学校董）和潘书文（全国解放初期已在新疆病故）入党。九一八事变后，马达夫就有意识地引导我看报纸，关心时事，启发我的思想觉悟。经过他的培养，1931年11月份，他提出介绍我入党，让我写入党志愿书。12月份的一天，他通知我：已经批准我入党，时间从12月15日算起，介绍人是他和韩金祥。他还告诉我，因我还未成年（当时我虚岁十六），算共青团员。不久，开了一次党的支部大会，除我和马、韩、潘外，还有上级党的代表参加。会上宣布我和韩、潘都是党员，没有举行什么入党仪式，我也没有候补期。就在那次会上或稍后，就成立了党支部，韩任支书，我任宣传委员，潘任组织委员。

1933年冬，我同本村党员潘银增、魏小丑、魏凤来、韩典子等五人，打算离家到江西中央苏区参加红军。没想到，我们刚一出走，村长就知道了此事，立即告诉了我的家庭。第二天一早，我们刚到高邑车站，就被家中人追了回去。这件事情发生后，我的家庭及村中许多人都知道我们几个人以及马达夫、韩金祥等都是共产党员。家庭限制我的自由，不让我再同马达夫接近。

1935年冬，日寇加紧侵略华北。在民族危机加深的情况下，爆发了“一二·九”运动。抗日文化运动的高潮也随之而来，进步刊物如雨后春笋，一些进步书店也出版了《大众哲学》《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和《青年自学丛书》等许多进步书籍。我当时读过的进步刊物就有《大众生活》《永生》《读书生活》《生活知识》《世界知识》等。

1936年某月，戚伟、郭宝瑞、牟汉卿三人在我们县城开了一家书店叫“文化教育用品社”，主要经售上海等地出版的进步书刊，我常到那里买书，有时也同他们随便谈谈。后来才知道这是县委开的书店，用合法形式掩护县委机关。戚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冀南参加抗战工作，后来牺牲了。抗战爆发后，牟汉卿改名牟英，曾到延安陕北公学和鲁艺学习，后来到山东搞音乐。郭宝瑞到120师战斗剧社工作，后改名郭瑞，曾任中国京剧学院的领导干部。

二、向往“红军大学”

西安事变的爆发，引起了我极大注意。我认为这是关系到中国命运的大事，对于报刊上关于这一问题的消息和文章，我全部认真得看。从进步刊物、宣传品中所流露出来的只言片语中，以及反动报刊在谩骂污蔑形式下所透露出来的零碎情况中，我看出西安事变是和平解决了，国共两党可能合作抗日了。西安事变刚爆发时，苏联《真理报》《消息报》发表社论，攻击西安事变是亲日派在日寇策划下所干的卖国勾当，主张无条件地拥护和释放蒋介石。亲日派何应钦等对那篇社论如获至宝，在西安上空用飞机大量散发。对于那篇社论，我是不同意的。

寒假回家，我每天同本村的潘维周（当时在河北省立赵县中学学习，抗战后曾任鲁中地委组织部长，1941年作战时牺牲）和潘恒兴（当时在赵县县立简易示范学校学习，后改名韩文，曾任宁夏四五厂党委书记）一起学习。他们告诉我，他们在县城入了党，正是由“文化教育用品社”的戚伟、牟汉卿、郭宝瑞吸收入党的。新年前后，“文化教育用品社”被驻军政调处查封了，戚、牟被捕。潘维周等也同组织上失去了联系。潘维周、潘恒兴还保留着一些党内文件，如河北省委的《火线》等，上面有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民主共和国等问题的决议指示，他们都拿给我看了。我们分析当时的形势，认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国共两党要合作抗日了，很快会爆发抗日战争。为了参加抗日战争，应该利用时间学习理论和党的政策。我们听说延安有个“红军大学”，决定趁着当时还未爆发抗战，先到“红军大学”学习一个时期，一旦抗战爆发，再回来参加抗战工作。

寒假期满后，我们三人利用继续上学的名义离开了家庭，各自到学校中取出了自己的东西。我在保定六中办了休学手续，并把我要到延安的事告诉了刘耀，好让他有个精神准备（我们走后，学校当局很快知道我们是到苏区去了，曾再三严厉盘问刘耀，问我到什么地方去了。刘坚决顶住了，什么也没有说）。这时，潘维周、潘恒兴二人到保定来找我。我们在“直隶书局”又买了一些进步的书籍，我把我所有的进步书刊也都带上了。那时火车站上警察对乘客盘查很严。潘维周有些紧张，把日本山川均著的《社会主义讲话》揣在怀里，怕在箱子里被搜出来。我说，放在箱子里没有关系，只要沉住气就行。他不听，进站时，我在前面，警察检查时，我说：“这一箱都是书。”主动打开给他看，他看也没看，就说：“过去吧。”我进站等了几分钟，他二人还没有进来。我回来一看，原来警察从潘维周怀里搜出了那本书，正在喊其他警察来抓他，那个警察说：“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的另一个名字，这是共产党的书。”我们向他解释，这不是共产党的书，这是公开卖的书，是刚从“直隶书局”买的。不信可以一块到书局去问。警察说：“那你为什么把他夹在怀里？”他说：“揣在怀里，是为了在车上看方便。”这时警察才放了他，我们一起上了车。

当时我们考虑，河南是中央军的势力范围，路过那里可能有一定危险。山西省太原等地的救亡运动有相当发展，华北各地有些青年知识分子正在奔向那里，因此决定经山西到西安，在西安住了四天。当时西安是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势力范围，对救亡团体和爱国青年是爱护的。我们到西安后，就找进步文化团体联系，寻找进入陕甘宁边区的门路。我们找到新文字促进会，谈了我们过去参加新文字运动和救亡运动的情况。姓时的负责人主动建议我们到陕北学习，他可以负责介绍，我们当然同意，于是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让我们到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

三、在红军中工作

我们于1937年3月初到淳化县城中国人民抗日红军总政治部，由地方工作部王国栋同志（后来兰田一带搞地方工作，被反动派杀害）负责接待。王国栋同我们谈过两次话，我们将过去入党、失掉关系等问题和打算到红军大学学习的想法都谈了一下。他和总政商议后，决定让我们先到红军中工作一个时期，然后再送我们到红军大学学习。我们同意了，就随红军十五军团供给部到淳化运给养的一个运输队去工作（军团部当时驻在陇东庆阳县驿马关一带）。

十五军团团长是徐海东，政治委员是程子华，政治部主任是王首道。王首道同志和宣传部长黄震同志同我们谈了话，接着就给我们分配了工作。潘维周到教导营当文化教员，潘恒兴到七十五师师部当文书，我到军团直属队政治处当文化教员。政治处的人员有主任杨光池、总支书宋应、特派员杨延章、俱乐部主任陈贞廉、地方干事吴步标，青年干事的名字忘记了，连我一共七个干部。

我在直属队的主要工作是教干部学新文字，教战士识字和唱救亡歌曲，还有其他宣传工作，如绘制“国难地图”、拟定标语口号等。我自己也参加了党员干部的党课和政策学习。

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基本上已经实现。党中央决定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抗战。7月底8月初，红军从各地向云阳镇（在西安正北百里左右）一带集中改编。十五军团改编为115师的一个旅，8月底，红军改编完毕后，组织上决定送我们三人到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由“红军大学”改名而来）学习，并决定吸收我们重新入党（组织上经过半年对我们的观察了解，相信我们过去入党是真的，工作中表现又比较好，但关于过去入党找不到证明人，故决定让我们重新入党）。我的介绍人是政治处主任杨光池同志和总支书宋应同志。8月下旬，王首道同志在军团政治部批准我们入党后，同我们分头谈了话，然后就送我们到延安学习。

四、从“陕公”到宣传科

我们于1937年9月初到延安，编到“抗大”十五队，成立陕北公学后整个十五队拨给了“陕公”，我们三人都编入第二队。队长王盛荣，是鄂豫皖苏区老干部。本来，我们入党的候补期是三个月。但入“陕公”后，党员很少，组织上就在9月下半月给我们三人转了正，我在二队担任了支部宣传委员，潘维周担任党小组长。当时支书是冼依，组织委员是袁勉之。11月份，上海、太原相继失守，毛主席到“陕公”作了《上海、太原失守后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号召青年知识分子大量到华北敌后开辟工作。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陕公”第一期学员于12月初提前毕业。大部分同学被派到前方去，党员中一部分人被送到中央党校继续培养，我和潘维周、潘恒兴就是这样被送到中央党校学习的。

中央党校原名是“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是直属党中央的学校，校长是罗迈同志，教务主任是王学文。开始时，学员成份相当复杂。12月底，中央任命康生为中央党校校长。组织决定党校学员都要改换姓名。我改名张兆，潘维周改名苏子华，潘恒兴改名韩文。改名时王学文同志同每个学员都谈了话。我们刚入学时编在十五班，后来，十五班同十三班合作，仍叫十三班。同班同学中有秦化龙、姬鹏飞、绕正锡、叶子龙、宋侃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