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有“红军之父”之称。南昌起义军在广东失败后，朱德在粤东饶平县茂芝主持召开会议，作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战略决策，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走出困境；在赣南实行“三整”，将旧式军队改造成新型人民军队，实现从城市到农村、正规战转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在粤北韶关与国民党军范石生部团结合作，为人民军队树立统一战线的成功范例；随后举行湘南起义，并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军奔赴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谱写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光辉篇章。

一、茂芝会议作出“隐蔽北上，

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战略决策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朱德与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一起，为挽救革命，探索正确的革命道路，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

1927年9月19日，南昌起义军南下占领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后，实行第一次分兵：由周恩来、贺龙、叶挺等率领主力二十军和十一军二十四师，进军潮汕；朱德统率九军教导团和第十一军二十五师约2500人驻守三河坝，阻敌抄袭主力后路，以保证主力顺利攻占潮汕。10月3日至6日，朱德指挥部队在三河坝背水与来袭之敌钱大钧部两个多师约2万人激战三天三夜，歼灭敌人1000余人，完成了掩护主力的任务。因战斗中伤亡很大，为了保存实力，朱德等指挥部队约2000人撤出三河坝，拟经饶平县到潮汕与主力军会合[1]。到饶平后，他们才知道起义军主力南下潮汕失败。这时，朱德余部加上从潮汕撤下来的零散部队和人员，共有两千五六百人[2]。当时失败主义的情绪笼罩全军，又因与上级失去联系，故而军心涣散，处境极端险恶。而四周敌人大军压境，共有5个师，约4万人，来势汹汹，企图完全消灭起义军，扑灭革命火种[3]。

就在这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朱德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坚定的革命意志，以非凡的革命胆略和英雄气概，挺身而出，毅然担起把部队带出困境的重任。10月7日，朱德在饶平县茂芝全德学校主持召开干部会议，研究部队今后的行动方向等问题。针对会上有人提出要解散队伍的意见，他态度十分坚决地表示，自己是共产党员，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4]！他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作出了“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5]的战略决策。陈毅当即站出来表示，为了保住南昌起义的火种，为了保住“铁军”的荣誉，愿竭尽全力助朱德一臂之力。

朱德认为，起义军主力虽然失败了，但八一起义这面旗帜绝对不能丢，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现在的情况是，敌军已经聚集在起义军周围，随时都可能向他们扑来，起义军必须尽快离开这里，甩开敌人重兵，摆脱险恶的处境，否则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在当时条件下，能脱离险境和保存力量就是胜利[6]。他决定尽快和上级取得联系，并保存这支部队，“把这支部队从东北方向穿插出去，沿闽粤赣边界隐蔽前进，找个立足点”[7]。

茂芝会议，是一次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也是起义军南下潮汕失利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会后，朱德率部向闽粤赣边界地区转移，同时把一些不能随军行动的负伤人员交给饶平、平和地方党组织分散安置，送给当地党组织一部分枪支[8]，并派人秘密赴香港向中共南方局报告请示。

朱德认真反思南昌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作出摆脱强敌，绕道闽南向湘粤赣边农村找立足点的决定，即“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战略决策。这一决策初步开始了中国革命的中心由城市向农村的转变。

朱德率领起义军在饶平略事整顿后出发，经平和县、永定县（今属龙岩市永定区）、武平县象洞向西北转移。一路急行军，排除沿途反动地方武装的堵截，于10月16日到达闽赣交界的武平县[9]。在朱德的指挥下，经过武平县石径岭战斗，部队疾速进入赣南山区，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追兵。部队从武平县经会昌县筠门岭、寻乌县、安远县、三南（定南、龙南、全南）等县境，向信丰县以西的大庾岭山区挺进。部队在孤立无援和长途跋涉中，困难愈来愈多，处境也愈来愈严峻。严酷的斗争现实，无情地考验着每一个人。那些经不起这种考验的人，有的不辞而别了，有的甚至叛变了。师长、3个团长与师党代表均先后离队而去[10]。部队到达信丰县境时，只剩下七八百人。不少人对革命悲观动摇，离队逃跑，特别是那些原来有实权的带兵的中、高级军官差不多都相继离去，给部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使部队面临着瓦解的危险[11]。

从这以后，朱德和陈毅才真正成了这支部队的领袖，部队也度过最艰难的阶段，走上新的发展道路。1944年，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追忆这一段斗争历史时说：“干革命过去只知道在城市搞起义，这个时候才知道还可以上山打游击，我们原来也不知道上山，开始上山搞了个把月，觉得上山有出路。”[12]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均是以占领城市为目标，不曾有过先夺取农村的先例。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指导，也主张以城市为中心。南昌起义前，在党内占指导思想的，第一，是城市中心论，武装起义就要占领城市；第二，是正规战思想占优势，不是游击战争思想占优势。

朱德从斗争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正确的方向，“我军应当到农村去，不应当去打大城市”[13]。他认为，上山打游击，发动群众起义，创造革命根据地，这样才有出路。“上山有出路”是朱德对中国革命道路的一个可贵的探索，显示出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雄才大略与勇于探索的勇气。

朱德在部队面临绝境的关键时刻，毅然地担当起把部队带出困境的重任，并成功地指挥部队摆脱困境，为中国共产党缔造人民军队保留了十分珍贵的革命火种。

二、“赣南三整”

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

朱德、陈毅领导起义军在千里转战途中，进行了安远县天心圩整顿、大庾县（今大余县）大庾整编和崇义县上堡整训。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建军史上有名的“赣南三整”。朱德在三整中把思想教育、组织整顿和军事训练三者紧密地结合起来，为中共整党整军创造了最早的经验。

一是天心圩整顿。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必须要有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并要解决军事战略转变问题。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其基础是旧军队，党对军队的领导非常薄弱，军队的成分非常复杂，军阀主义习气相当严重。怎样改造这支部队呢？朱德从整顿思想入手。1927年10月下旬，部队到达安远县天心圩时，针对部队官兵思想混乱，一些人对革命悲观动摇，离队逃跑的情况，朱德进行第一次整顿，即坚定革命信念的思想教育。朱德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需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分析革命形势，指出革命是有前途、有出路的，只有这样，才能坚定大家的革命意志。”[14]他给部队讲形势，谈前途，增强部队继续革命的信心。

朱德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全体军人大会。会上，他明确表态说：“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接着，朱德以远见卓识，鲜明地回答当时大家心坎里郁结着的问题。他拿俄国革命胜利所走的曲折道路作比喻：1905年的俄国革命失败了，留下来的就是十月革命的骨干。我们这一次就等于俄国的1905年，只要留得一点人，在将来的革命中间就要起很大的作用。他认为过去攻打大城市那个搞法不行，现在要另想办法来搞[15]。他还卓有预见地指出：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一定要爆发。军阀不争地盘是不可能的，要争地盘就要打仗。他们一打，我们就可以发展了[16]。

朱德精辟地阐明当时的革命形势和任务，向大家指出“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以鼓舞情绪和坚定信心”[17]。陈毅对朱德这次讲话作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朱德讲话“是讲了两条政治纲领，我们对部队进行宣传教育，就是依据这个纲领作些发挥工作”[18]。陈毅所说的两条政治纲领，就是坚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革命必须自愿。

陈毅也诚挚地开导大家：中国革命是要成功的。我们大家要经得起失败局面的考验，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19]。陈毅后来回忆：“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光明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20]当时如果没有朱德的领导，这支部队肯定会垮光。也许个别人会上井冈山，但部队是很难保持的[21]。这次整顿，使面临瓦解的队伍，又重新振作起来，质量也明显提高了，许多人心中又燃起了希望之火。尽管有一些不坚定的人离队了，但留下来的都是革命的精华，他们愿意跟随朱德革命到底。20多年后，这800人的队伍里面出现了大批将帅。

二是大庾整编。1927年10月底，起义军从信丰来到了赣粤边境的大庾地区。正如朱德所预料，国民党新军阀各派之间矛盾重重，这时候，继宁汉战争之后，又爆发了粤系、桂系、湘系军阀的混战。他们忙于互相争夺，不得不暂时放松了对起义军的追击。朱德、陈毅便利用这个间隙，在对部队进行思想整顿的基础上，决定从组织上对部队进行一次整顿和整编。他们撤销了徒有其名的军、师建制的空架子，将部队整编为一个纵队，下设7个步兵连和一个迫击炮连、一个重机关枪连。为了缩小目标，便于隐蔽，部队采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朱德（化名王楷）任纵队司令，陈毅任纵队指导员（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经整编，部队面貌焕然一新，虽然大家衣服褴褛，面黄肌瘦，但人人精神抖擞，斗志弥坚。

针对部队党员人数少，基层没有党的组织，党的工作不能深入到基层和士兵中去的状况，朱德提出“首先，整顿党、团组织，成立党支部”[22]。他们重新登记党团员，调整党团组织，成立党支部，把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以加强党的基层工作，还选派了一些优秀党员去基层担任指导员，并“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尽量吸收新党员。旧的军事指挥制度取消，代之以直接指挥的制度”[23]。这样，党对军队的直接指挥的制度就初步建立起来了。后来朱德说：那时候我们还不懂得应当把支部建在连上，但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这是对于这支部队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措施。大庾整编是建设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开始。朱德这次组织整顿，为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枪杆子听党指挥这一建军原则作出了贡献。

三是上堡整训。11月上旬，起义军经过三个月的转战，到了湘粤赣三省交界处崇义县的上堡、文英、古亭地区，才算站住脚跟。大革命时期，这里农民运动高涨，群众基础好，又是个山高林密的山区乡，便于部队隐蔽活动。朱德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对部队进行军事整训，主要是整顿纪律和实施军事训练。

首先，整顿纪律，规定募款和缴获要全部归公。部队在向西转移的路上，曾发生破坏群众纪律，甚至敲诈勒索、抢劫财物的事件，很多同志对此现象十分气愤和不满。但是由于原建制多已失去组织领导作用，有的军官甚至怕坏分子从背后打黑枪，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敢过问，以致这些违犯政策、纪律的行为，未能及时制止和处理。当部队进入信丰城的时候，破坏纪律的行为就更严重地暴露出来了。极少数坏家伙的恶劣行径，简直和军阀队伍一样，影响极坏[24]。朱德与陈毅严惩了带头哄抢当铺的抢劫主犯。陈毅向大家讲述了这支共产党领导的铁军铁团的革命宗旨和光荣传统，要大家自觉执行政策、遵守纪律、一心为公。他特别强调要以朱德为榜样，指出：朱德目光远大，意志坚定，许多师、团领导干部离开了，唯独他不走，他看到这支队伍一定会发展，革命一定会成功。大家要跟朱军长革命到胜利！官兵们自发地高呼口号，表示愿意跟朱德军长干革命。朱德一方面感谢大家的支持，另一方面指出革命纪律铁面无私。他告诫大家：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没有纪律是不能生存的。明确规定了募款和缴获的物资必须全部归公，部队设立了没收委员会，专管没收和处理缴获财物。

其次是进行军事训练。朱德、陈毅对部队，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天天上。讲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改变只有正规战的旧观念，实行向游击战转变。不尽快实现这个军事战略的转变，就难以生存和发展。朱德亲自给部队讲课，为了适应客观要求，当时已经提出“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问题”[25]。为适应打游击战的新战术，由朱德口述编写了新的训练教材，规定在战斗队形上把旧式疏开队形改为梯次配备的疏开队形，把旧式的一字散兵线改为“人”字队形，既有利于对敌交叉射击，消灭死角，又减少自己队伍在接敌运动中受到的杀伤，还规定了一些具体的游击战的战斗动作和战术要求。

在给部队上军事训练课的同时，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帮助农民生产劳动，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部队很快适应了军事战略的转变，改变了过去的一些旧制度、旧观念。朱德后来回忆说：“我们由福建退至江西，开始被迫上山，被迫进行游击战争。这有一个好处，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方向—游击战争的方向，不是采取过去占大城市的办法，而是实事求是，与群众结合，发动群众起义，创造革命根据地。战术也变了，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游’。方向正确，革命力量就能存在，而且还能得到发展。”[26]

经过上堡整训，“部队走向统一团结了，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27]。不仅提高了军事技术，而且还从那时起实现了战略转变，即由攻占大城市的武装暴动，转入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由正规战逐步转向游击战。

起义军经过“赣南三整”，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稳定了军心，提高了士气，实现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重大战略转变，为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三、团结合作，为人民军队

树立统一战线的成功范例

朱德既有坚定的革命信念，还很注重政治斗争艺术。“赣南三整”后，起义军虽然初步稳定了，但是，时近隆冬，物资极度缺乏，部队需要弹药、粮草的补充和较平静的环境来整训。为此，他们决定与驻防在粤北、湘南一带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交朋友”，以图再举。

南昌起义前，驻在湘南的范石生第十六军与中共保持着统一战线关系，该军内仍然有共产党的组织，范石生也有同南昌起义军联合一起进入广东之意[28]。范石生与朱德在云南讲武堂是同学，曾一起秘密参加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是过从甚密的结拜兄弟。范石生与粤系、桂系军阀均有矛盾，与蒋介石矛盾更是尖锐，需要找盟友扩充自己的实力。

朱德认为利用各方军阀混战无暇顾及的有利条件，与范石生建立统一战线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有利于隐蔽目标，积蓄力量，待机发展。朱德向全体党员讲明了同范石生合作的目的和意义后，大家统一了认识，同意在原建制不变、保证组织上独立、政治上自主、军事上自由的前提下同范石生合作。于是写了一封信给范石生，希望开展合作。果然，范石生主动派韦伯萃（共产党员）来联系，希望合作。

1927年11月21日，朱德亲赴湖南汝城同范石生代表第四十七师师长曾曰唯谈判，明确提出三个条件：“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党什么时候调我们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他给我们的物资补充，完全由我们自己支配；我们的内部组织和训练工作等，完全照我们的决定办，他不得进行干涉。”[29]双方在汝城达成以下合作协议：（一）同意朱德提出的部队编制、组织不变，要走随时可走的原则；（二）起义军改称第第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团的番号，朱德（化名王楷）任四十七师副师长一四○团团长（不久，范又委任朱为第十六军总参议）；（三）按一个团的编制，先发一个月薪饷，并立即发放弹药和被服[30]。

12月上旬，国民党护党运动失败，第十六军移防回驻广东韶关，一四○团随军南下。12月10日，朱德率部队到达仁化时，和中共北江特委取得联系，被任命为北江特委委员[31]。朱德还接到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要求率部南下支援广州起义。

部队抵达粤北韶关，听闻广州起义已经失败。朱德把广州起义撤退到当地的起义军200余人编入部队，到韶关附近的曲江县犁铺头（今属韶关市浈江区）进行休整[32]。

朱德采取与范石生合作这一大胆策略，不仅将起义军隐蔽在敌人腹地，待机行动，而且还赢得了时间，又得到了一个休整的机会。在犁铺头，朱德率部队开展了新的军事教育，掀起了练兵高潮。他除了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官兵头脑外，还担任教员，亲自讲解《步兵操典》和《阵中勤务》两部教材，教育官兵掌握新的军事思想和军事战略战术。在此期间，他还总结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提出了后来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的雏形，如“强敌进攻莫硬打”“抓敌弱点我猛攻”“孤敌疲敌我围歼”“常遣精兵骚扰敌”等作战原则。晚上，朱德组织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到农村中去，发动群众打土豪。从这时起，开始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部队不再打硬仗，而是开始打游击，打一仗就退几十里，有比较好的机会就休息几天[33]。犁铺头整训，朱德对部队进行新的技术和战术教育，使部队增强了体质，提高了战斗力，为在湘南重振旗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朱德按照广东省委支援北江农民暴动的指示，率部积极开展农村群众工作，发展农民自卫军，镇压土豪劣绅，推动了当地革命活动的开展。12月下旬，朱德两次派部队配合曲江县西水农民发动武装暴动。其中，12月28日，清水塘农民自卫军遭遇当地地主和民团的疯狂反扑，朱德即派一个加强营前往支援，起义军会同农军里外夹击，消灭了这股土匪。

1928年1月上旬，国民党当局发觉朱德部队隐蔽在范石生部队里，立即下令范石生解除其武装，并逮捕朱德。范石生不忘旧谊，秘密通知朱德率部离开。朱德即以“野外演习”为名，率部撤出犁铺头北上，准备折向东江地区。朱德认为这次同范石生合作对我军有两大好处：“第一，可以暂时隐蔽目标，求得休整的机会，待机行动。第二，可以得到物资补充。合作时，他给我们发了两个月的军饷，补充了被服弹药等。我们临走时，他又给了我们几万元现洋作为路费。”[34]萧克上将对朱德与范石生合作做出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我军历史上一个成功的统一战线的范例”[35]。

根据北江特委的指示，朱德原准备率部去海陆丰，到仁化后发现国民党方鼎英暂编第十三军正开往南雄，如果继续前进，有被方鼎英部消灭的危险。朱德当机立断，折回北进。1928年1月至2月，在朱德、陈毅的领导下，湘南五县即宜章县、郴县（今属郴州市）、资兴县（今资兴市）、永兴县、耒阳县（今耒阳市）举行了年关暴动。为了保存工农革命军，避免在敌众我寡的条件下与敌人决战，1928年4月下旬，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与湘南起义军1万余人开赴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这两支部队的会合，就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成为红军中的骨干和核心，从而进一步发展了井冈山的斗争，奠定了中国红军和中国武装革命的基础”[36]。从此，“‘朱毛’红军，名扬天下”[37]。

注释：

[1][5][30][31][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90页，第91页，第96—97页，第97页，第98页。

[2][3][6][9][11][12][15][18][19][24]粟裕：《激流归大海—回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载《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日。

[4]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109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2页。

[8][10]八一南昌纪念馆：《南昌起义》，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07页，第133页。

[13][16][17][22][25][26][27][28][29][34]《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5页，第394页，第394页，第394页，第394页，第125页，第395页，第395页，第395页，第396页。

[14]《朱德同解放军政治学院负责同志谈话纪要》，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20]陈毅：《关于八一南昌起义》，载《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

[21]陈毅：《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558—559页。

[23][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5页。

[32]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广东党史大事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

[35]萧克：《烈火见真金—读朱德同志〈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载《人民日报》1982年8月2日。

[36]《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7页。

[37]胡锦涛：《在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6年12月2日。■

（责任编辑 陈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