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侵华日寇无视国际公法，灭绝人类理性，制造了南京大屠杀惨案。面对谴责，日本理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行，但数十年来，日本不断歪曲侵略历史，否认战争罪行。南京大屠杀元凶松井石根在东京审判时就曾狡辩说，进攻南京并非事前计划，而是战事发展“迫不得已”的“意外”。尤其是日本方面还用参谋本部下达的所谓“制令线”的命令，来标榜日方高层在进犯南京的问题上是克制的。但大量资料证明，日寇进犯南京以及制造大屠杀是有计划、有预谋的。

一

南京滨江近海，东临淞沪、西接华中、北扼长江、南连浙皖，为水陆要冲，同时还扼津浦、京沪、京芜三条铁路线与长江的交会点，是溯长江西进中国内地的咽喉要地。

对日本而言，侵占南京不仅能切断中国政府的经济命脉，也能产生极大的政治影响。加之长江三角洲地区与日本的九州岛隔海相望，海上交通极其便利，适于兵力和战备物资运输，因而一向被日本视为入侵中国战略计划中所要侵占的“要地”。

日本军部依据对中国多年的情报侦察与战略分析，早就形成了“据江浙可以制天下”的侵华作战思路。预想在未来对中国发动战争时，在淞沪地区进行陆海军协同登陆作战，然后沿长江流域扩展，只要占领南京、武汉等战略要地与中国富庶的长江流域，就可控制全中国。

在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前，日本军方制订的军事战略计划中，就对侵略南京的战略企图和用兵方案做出过具体的规定。

1936年8月，日本参谋本部制定的《一九三

七年度对华作战计划》中，就有了侵占南京的打算：“对华中方面原来计划以第九军（三个师团）占领上海附近……计划调新编第十军（二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从太湖南面前进，两军策应向南京作战，以实现占领和确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而之后也是这么实施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驻上海的日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致电日本海军军令部，“为制中国于死命”，“华中作战应以必要的兵力确保上海和攻占南京”。

淞沪会战爆发后，日寇虽然暂时没有从陆上入侵南京，但8月15日，日本海军航空队就开始对南京进行持续空袭，并宣布“轰击无须直击目标，以使敌人恐怖为着眼点”。这说明，日军空袭并不针对特定军事目标，而是以疯狂的轰炸与野蛮的战争手段使南京军民恐惧，进而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使中国政府屈服为目的。

由此可见，日寇想要侵占南京，是蓄谋已久的。

二

日寇在向华北发动全面进攻的同时，又将战火烧到了长江流域，调集兵力向上海发动进攻。在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下，日寇伤亡惨重，进展缓慢。为打破僵局，日寇组建第十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向中国军队侧背攻击，致使坚守上海近三个月的中国军队被迫撤出上海。日寇虽然侵占了上海，但速战速决的战略意图落空。此时，日方对于下一步的作战行动产生了暂时的分歧。

“扩大派”认为，为进一步实施对中国的武力征服与战争恐怖威慑政策，更快地实现“以战迫和”“以战迫降”，只侵占北平、天津、上海是不行的，“必须攻占中国的首都南京”，才能迫使中国迅速而完全地屈服。

当时，在日本军部，“扩大派”占压倒性优势，几个重要部门的长官如陆军大臣杉山元、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作战部部长下村定等都是战争“扩大派”。

担任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的松井石根，就是强烈要求侵占南京的战争狂人。8月16日，参谋本部给上海派遣军下达的任务是“扫荡上海附近敌军，占领西方要地，保护居住在上海的居留民”。松井石根认为“该任务消极至极”，“令人不胜遗憾”，所以专门去找陆军大臣杉山元，建议“我军应该以迅速进攻南京为目的，向华中派遣必要兵力，必须一举推翻南京政府”。

日本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武藤章也积极主张进犯南京。他本来任职于参谋本部，但看到日军在华北发动的战事“未能实现预期目的，而大失所望”，所以在编组“华中方面军”时，他主动申请调任“华中方面军”。日寇侵占上海后，武藤章即向大本营表示了立即向南京进犯的态度。他认为“攻占了政治中枢南京，大概就能够抓住结束战争的时机”。

而所谓的“不扩大派”，考虑到日本的国力与日本面临的国际形势，担心日本陷入长期战争的困境，所以主张战争的进程和规模要适可而止。比如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多田骏、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等，主张将战争限定在一定范围和规模内。

当然，“扩大派”和“不扩大派”并无本质的不同，他们的最终目标都是灭亡中国，只是在战争时机和进程上有不同的意见。比如“不扩大派”的代表人物石原莞尔也曾明确指出，“如果依靠威吓手段不能防止中国的排日和参战，日本军队就应一举攻陷南京，占领华中以北的重要地点”。

由于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和战斗力完全超出日本方面的预料，使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破产。因此以参谋次长多田骏为代表的“不扩大派”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对立即在华东地区扩大战争持犹豫态度，主张暂时不扩大战事，将战事限制在上海一带，并在苏州、嘉兴一线划了一条所谓的“制令线”，要求日军将进犯行动限制在此线以东地域。

11月7日，日参谋本部下达“临命第六百号”指示，规定“华中方面军的作战区域大体是苏州、嘉兴一线以东地区”。

按照参谋本部的命令，11月14日，松井石根以华中方面军的名义向正在西进的部队发出关于作战地域的命令，“上海派遣军的部队前进占领至福山镇、常熟、苏州一线为止，另以两个师团在昆山、太仓地区集结”，“第十军前进占领至平望镇、嘉兴、海盐一线为止”。

三

但在战争狂热分子的推动下，这条所谓的“制令线”形同虚设，很快被日军突破。

中国军队从淞沪会战战场撤下后，大多集结在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整补。日军高层认为，只有乘胜追击，趁中国军队尚未休整好之前就将其“全歼”，才能使中国彻底丧失最后的精锐武装，从而屈服投降。

所以，尽管11月14日松井石根下达了关于作战地域划定的命令，但第二天，他还是专门向从东京来的参谋本部谋略课课长影佐祯昭与陆军省军务局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说明上海派遣军“今后的方针及攻打南京的必要性”。

11月15日，日参谋本部作战课对战场形势进行了判断，认为没有必要改变“制令线”。但也担心不废除“制令线”可能会贻误战机，所以决定派作战课课长河边虎四郎去上海了解情况，以便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作战方针。

就在河边虎四郎前往上海时，前线的日寇已急不可耐了。11月15日，第十军司令官柳川平助连夜主持召开幕僚会议，决定“以军的主力独自果断地向南京追击”。因为第十军不像上海派遣军那样伤亡惨重，自杭州湾登陆以来，各部队进展颇为顺利，损失极小。进犯最为凶猛的第六师团也不过战死500多人。第十军盼乘胜追击，侵占南京，建立更大的“功业”。

17日，第十军制定了《从嘉兴向南京追击的作战指导要领》；18日8时，向所属各师团下达了“不失时机一举向南京追击敌人”的命令。19日，第十军向在南京的参谋本部发电报告“以全力向南京追击”的部署，以既成事实向日当局施压。具体部署是：

1.集团本日正午许占领嘉兴，大概傍晚“扫荡”完了；2.集团19日晨命令以全力向南京追击，国崎部队经湖州、广德向芜湖追击，切断敌之退路；第18师团经湖州、广德、溧水向南京追击，第114师团经湖州、长兴、溧阳向南京追击。第6师团先向湖州推进。

面对第十军突破“制令线”的实际情况，河边虎四郎并没有予以谴责，而是向参谋本部报告说，“中央现在不要立即采取措施予以新的命令或指示”，建议“中央最好承认方面军的意图，暂观形势的发展”，也就是对前线日寇的行为予以放任和默许。

这种放任也进一步助长了松井石根的野心。11月22日，松井石根以“华中方面军”的名义，正式向东京参谋本部呈报《关于华中方面军今后作战的意见》，指出“为了加速解决事变，要趁现在敌之颓势攻克南京”。

这份作战意见非常具体，从军事、政治等方面讲述了侵占南京的重要意义：

南京政府因在湖东会战中大败，现已做出迁都之举，仅留统帅机关于南京。其第一线部队之战斗力已显著丧失。如今，敌之抵抗在各阵地皆极为微弱。很难确认敌是否有确保南京之意图。在此之际，留部队于苏州、嘉兴一线，不仅已丧失战机，而且致使敌方恢复元气，战斗力得以重新整备。据此，要彻底挫其战斗意志，恐怕甚为困难。因此，由于事变之解决时间益发延长，故于国内之国民难以谅解我军之作战意图，从而有害于国论之统一。因此，可利用目前之形势，攻克南京。

还特别强调：“第十军当以破敌之锐气继续猛进。另，上海派遣军因连续作战而疲劳稍甚，但若给予十天之休整，战斗力即可恢复，军队之整顿亦能完毕。故判断向南京之追击完全可能。”松井石根向参谋本部保证，“估计两个月以内，可达目的”。

在前线日寇迅速向前推进的形势的鼓舞下，日本最高当局也随之振奋与狂热起来，下定了侵占南京的决心。

11月24日，天皇裕仁主持大本营第一次会议，讨论对华战争的军事战略，确定“华中方面军正利用在上海周围的胜利成果，不失时机地果敢进行追击……方面军应以其航空部队与海军航空兵协同，轰炸南京及其他要地，并不断表现出进击的气势，以资削弱敌人的战斗意志。统帅部也在考虑根据今后情况，整顿好该方面军新的准备态势，使其攻击南京或其他地区”。

会后，日参谋本部发出“大陆指第五号”指示：“废除以‘临命第六百号’指示的华中方面军作战区域。”这就意味着，日寇将全力向南京进犯，那条所谓的“制令线”被彻底废除了。

28日，参谋本部向华中方面军下达了“向南京追击”的电令。松井石根得到此电令后十分振奋，在日记中写道：“次长来电报传达了参谋本部关于进攻南京的决定。我欣喜地感到，这些天我那些竭力鼓动的意见终于奏效了。”

12月1日，日军大本营正式下达“大陆命第八号命令”，指示“华中方面军应与海军协同，进攻敌国首都南京”。2日，进攻南京的正式书面命令经加盖日本国玺，成为天皇敕令，由多田骏亲自携带，乘专机前往上海进行传达训示。

至此，日寇在侵华道路上又跨出了一步。这一道道罪恶的命令，把战火引向了中国的政治中心南京，距离上海三百公里外的南京军民即将陷入一场血与火的灾难之中。

四

11月24日，日本华中方面军在得到废除“制令线”的指示后，立即制定了《华中方面军第二期作战计划大纲》，明确了华中方面军与日本海军协同进攻南京的作战方针、兵力部署、作战地域等问题。除第一○一师团留守上海外，其余全部兵力都投入到侵占南京的作战中。日军采取中间突破，左、右迂回包抄的战术，正面主攻部队负责将中国军队击破，左、右翼则呈钳形攻势，将南京守军后撤的道路堵绝，以求彻底消灭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

至12月初，日寇渐次进犯到南京附近的句容、淳化、秣陵关、牛首山等外围阵地。8日晚，日寇打破外围阵地后向复廓阵地进犯，中国守军与敌激烈血战。12月13日，日寇侵占南京城，南京沦陷。

日寇侵入南京后，对放下武器的士兵和无辜百姓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野蛮屠杀，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惨案。

据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记载，在日寇侵入南京的第二天，他与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参赞福田笃泰交涉，福田告诉他：“日本军人为这个城市设想了一个悲惨的命运。”这个悲惨的命运便是惨绝人寰的屠城。

日寇在南京的行为并不是偶然的，早在侵入南京之前，日方就计划“对都市或村庄居民实行屠杀以为报复”。第六师团进攻昆山的时候，就接到第十军司令部下达的命令，“不管女人还是孩子，只要是中国人就统统杀掉，房屋全部烧毁”。在向南京进犯的途中，日寇更是烧杀淫掠，无所不为。

当时担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朝香宫鸠彦，“于（12月）11日上午10时对前线阵地进行了视察”，在听取攻城部队的汇报后，不日即签署了一道“机密，阅后销毁”的密令：“杀掉全部俘虏。”此后他又陆续发布一系列屠杀的命令。

12月15日，松井石根通过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冢田攻下达指令：“两军在各自警备区内，应扫荡败残兵。”18日，他又命令：“混杂的军人都应予以‘纪律肃正’。”所谓的“纪律肃正”，就是屠杀。日军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也在日记中记述说：“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决定采取全部彻底消灭的方针。”第六师团长谷寿夫在侵占南京后，公然对部下宣布“解除军纪3天”。

由于日军上层决定采取消灭俘虏的政策，所以下面的部队纷纷下令，不留俘虏。

12月14日凌晨，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三十旅团下达命令：“各部队至师团有指示前，不得接受俘虏。”

第十三师团第一○三旅团旅团长山田旃二在日记中写道：“接到参谋长关于‘杀掉俘虏’的命令，将1.4万俘虏全部杀了。”第一一四师团第六十六联队第一大队的“战斗详报”中记载：“午后3时，从联队长处接到命令：甲，根据旅团部命令，俘虏全部杀掉。”据第十六师团第三十三联队第二大队的池端正巳回忆，就众多俘虏如何处置的问题“去请示作为上司的师团，师团命令说‘处置掉’”。

曾任关东军参谋的田中隆吉，在战后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如此大量的屠杀，如果不是在军队统一指挥下采取集体行动的话，那是绝对不可能办到的，而且这种集体行动只有遵照上司的命令才能进行”。

历史做出最有力的证明，日寇进犯南京并制造南京大屠杀不是偶然的或被迫的行为，而是有计划、有预谋的。■

（责任编辑 王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