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在华中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和侵华日军及伪军占领区之间，较为普遍地存在着或大或小的边缘区。当时也有人把这些地区称之为“阴阳界”。陈毅曾经指出：“敌后边缘区工作情况，真是古今中外所未有的奇观……是抗战中国的全国性斗争的一个缩影。”

当年，在这些地区，呈现出各种势力并存的局面。敌、伪、顽、匪、帮会会门和新四军都在那里进出，犬牙交错，敌我互相拉锯，斗争十分激烈，而以敌、顽、我三大势力冲撞为主潮，其余力量则穿插依附于其间。边缘区长期处于炮火连天的前线，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轮番交替，而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方式。边缘区工作流动性、变动性很大。几进几出，三番四复，是其常有的状态。边缘区工作又是各种斗争方式的施展舞台，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合法与非法、流血与和平、政治与经济、妥协与革命等各种方法均要采用。而新四军各级敌工部门在开展边缘区工作方面，担负起重要的任务，有时甚至唱起了“主角”。

边缘区分为几种：第一种是新四军占优势的；第二种是敌伪占优势的；第三种是敌、顽、我三种政权并存的；第四种是“三不管”地区。以上诸种形式，在华中地区均先经过逐渐的过渡过程。先是我方人员立足，后以便衣武装、短枪队进入，逐渐改变人心，使新四军力量渐占优势。

首先，介绍地域较大的邵伯湖西边缘区的斗争情况。

1941年8、9月间，中共淮南津浦路东区党委敌工部兼路东联防司令部敌工部长余纪一奉命赶到淮南区党委，区党委副书记兼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政委刘顺元以及李世焱、方毅等领导同志向他交代了任务：将邵伯湖西这一大片地区从边缘区变为抗日根据地。

邵伯湖西地区东起运河，西迄天仪（天长至仪征）公路，南濒长江，北抵高邮湖，和淮南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紧密相连。苏南新四军北渡长江后，陶勇的苏皖支队、叶飞的挺进纵队等部都在这里活动过。后来日伪军又插足这个地区，将其变成了伪化区。虽然国民党顽固派在这个地区明里暗里地进行活动，但敌伪的统治并不牢固，新四军依然在这里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个地区是沟通淮南根据地和苏中、苏南根据地的交通要道，为敌我双方所必争。

余纪一单枪匹马只身进入湖西，联系上了原来当过我湖西办事处主任的李梦甲和曾入过党的知识青年陈仁刚，做通了他们的工作，通过陈仁刚，又将当地实力派、其兄陈仁术争取过来。经过短短一个多月，余纪一争取了14个伪乡长和伪自卫团长，并团结了十几个进步青年，最终摸清了湖西地区的情况。

其时，日军第十二混成旅团部驻守扬州，伪军第二十四师师部驻守天长。日伪军在天长和天仪公路的一些主要据点均驻扎了部队，但其中日军不多，主要以伪军和伪自卫团为主，他们常到湖西地区抢掠。湘西广大群众由于受到敌伪的残酷蹂躏，人心向我。他们向党组织反映说：“我们恨他们，盼望新四军快来打鬼子。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只有糊弄鬼子。”

余纪一返回路东向淮南区党委进行了汇报。根据区党委的指示，结合边缘区内的实际情况，党组织制定了开辟湖西的具体计划，主要是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组织秘密武装，发展地下党组织，先建立两面政权，逐步地为建立抗日根据地创造条件。1942年初，余纪一带着一支精干的便衣武装工作队进入湖西开展工作，并成立了湖西工委和湘西办事处。余纪一担任湖西工委书记，而由工委委员李唯知专门负责敌伪工作。

为了震慑敌人，余纪一亲率武装工作队袭击了位于湖西中心位置的刘家集伪自卫团，活捉了伪自卫团团长和伪警察局局长。其后，武装工作队宣传抗战形势，晓以民族大义，释放了他们，并归还了他们的枪支。被释放后，这些人员也暗中为新四军做了一些工作。比如，那个伪警察局局长返回扬州，经常给新四军送情报，还为我方争取到扬州日军司令部的一个翻译人员。敌人欲出发“扫荡”，那个翻译人员就会及时把相关情报送给我方。有时来不及送，他就派情报员走在前面，提前给抗日军民“打招呼”。

湖西工委在斗争中采取了“挤、拉、打”三种手段。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在湖西地区暗中设立了情报站，派出特务伪装成封建迷信色彩极浓的“菩提善道”道长，每个月从扬州到湖西活动一次，搞所谓“传道”活动，愚弄农民群众，并借机获得情报。余纪一带武装工作队突然袭击抓住了他。经审问，原来此人是敌伪和国民党的“双料”特务，还是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经武装工作队严肃教育，他签字画押，表示撤销“菩提善道”，并不再到湖西活动。新四军释放了他，从而将国民党顽固派的势力“挤”出该地区。

湖西工委对一切愿意抗日的地方实力派，诸如伪乡保长、国民党湖西地下办事处主任糜光国等，采取“拉”的方针，只要他们愿意与我党、我军一起抗日，则一律不予以打击，而是尽力团结、争取，使他们在不同层次上参与抗日工作。

但对日军及亲日的顽固分子，湖西工委则采取了坚决打击的方针。为此，武装工作队曾进入大仪镇日军据点，准备活捉几个日军士兵，以震慑其嚣张气焰，未果。后来，他们在日军据点附近活捉了两个日本士兵，将其送到二师师部。经过对敌伪的几次打击，新四军声威大振，武装工作队后来发展到七八十人，改为湖西办事处警卫连。

湖西地区封建帮会盛行，青帮势力很大。湖西工委为了适应特殊环境的斗争需要，经淮南津浦路东区党委批准，成立“洪门”组织以对付“青帮”。抗战初期，余纪一在上海发展抗日武装时曾参加过“洪门”的活动，深知“洪门”的“帮规”。恰好湖西区有个姓王的“洪门”老头子，经过争取，此人靠近了我方。于是，借助这些便利条件，湖西工委搞起了“洪门”这个从表面上看属于封建帮会的特殊组织。“洪门”的“帮规”规定，凡成立一个山头，必须有“山、堂、水、香”的“海底”。余纪一将“山、堂、水、香”另分别取名为“长白山主”等职位，公开吸收了当地的几个头面人物。最终，先后共吸收了近千人参加“洪门”。通过这种名义上的帮会活动，湖西工委以这种特殊方式对反动势力开展敌军工作，广泛联络了各界人士，争取了不少伪乡长、伪保长，甚至将触角伸进了敌伪军的据点，以致在杨家庙、刘家集、古井寺、菱塘桥等据点密布的集镇都有了众多“洪门”的拜把兄弟。这种特殊的斗争方式，有效打击了敌伪的社会基础，大大发展了抗日力量。

湖西工委还在扬州城内的二圩、施家桥等地建立了地下党组织和秘密联络站，打通了与苏中、苏南之间的秘密交通线，并派人打入南京的汪伪粮食局，借以获取了不少敌伪情报。

经过一年多艰苦不懈的工作，淮南区党委和新四军第二师师部于1943年6月批准成立了甘泉支队，并将湖西工委和水南工委合并组成甘泉县委，成立了甘泉县政府。经过这一系列工作，湖西这个敌我力量拉锯的边缘地带，终于变成了稳固的抗日根据地。在这个过程中，敌工部门包括武装工作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另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与浙东抗日根据地仅一水之隔的上海近郊浦东地区的斗争形势。

上海东南部的南汇、奉贤、川沙等地，被习惯性地称为浦东或浦东半岛。这里东濒大海，南临杭州湾，与浙东游击纵队控制的“三北”地区隔钱塘江相望，是浙东新四军通往上海及位于苏北的新四军军部的一个通道。上海沦陷后，敌伪对这个地区严密控制，据点林立。国民党在该地区的基础也比较强，政客、流氓、土匪、封建把头等势力十分雄厚，“忠义救国军”曾活跃在这个地区，加之散兵游勇也为数不少，构成了“敌、伪、顽、我”四种力量斗争的奇特情景。

为了打击敌伪、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对于上海近郊的这块地区，新四军当然在所必争。早在1938年，江苏省委已在这里建立了浦东工作委员会，开展起地下斗争，其中就包括情报、策反等工作。1942年秋，浙东区党委书记谭启龙派出朱亚民率12人的精干便衣小分队插入浦东，与浦东工委书记姜杰会合，武装斗争与秘密工作相结合，很快打开了浦东的抗日局面。

1942年11月22日晚，根据中共地下党提供的准确情报，朱亚民派出7个便衣队员处决了南汇县大团镇伪商会会长韩鸿生，接着又处决了十几个“铁杆汉奸”。新四军小分队的抗日行动使群众拍手称快。伪军伪组织人员慑于新四军的声威，纷纷向我方“暗送秋波”，表示愿为抗日事业出力。党组织还在伪军伪警和伪乡保长中发展了不少地下工作关系。1943年2月10日晚上，借助伪警内线的配合，小分队击毙了三名日军，击毙和俘虏了十几名伪警察。3月29日，小分队又袭击了奉贤县钱家桥镇上的一个日军小队，毙伤其五人，缴获九六式轻机枪一挺，并毙伤伪军十几人，缴获长短枪十二支。在斗争中，小分队发展到三十余人。1944年9月，浙东区党委决定将浦东工委改为淞沪地委，小分队升格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淞沪支队，下辖三个主力中队、三个地方中队和一些执行临时任务的短枪队。抗日力量逐渐强大，从而能在上海近郊更广泛地开展抗日斗争，使市区的敌伪军受到更大的震慑。

新四军之所以能在上海近郊的边缘地区站稳脚跟，并从小到大，不断取得胜利，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坚决执行了对伪军分化瓦解的政策。对“铁杆汉奸”必坚决打击，但对于并不死心塌地依附日寇的伪军，则采取既斗争又争取、打拉结合的政策。驻新场的伪军刘铁城部有个特务长叫沈墨余，新四军通过关系暗中争取了他。他曾送出伪军口令，使我军在夜间偷袭成功，并缴获了一个中队的大部装备。沈墨余后来参加了新四军，还当上了基层干部。南汇县六灶镇伪军头目吴桂泉是本地人，日寇对他不信任，并将他的队伍调离当地，这使他很不满意。队伍虽已调离，但他在当地仍有很大的势力。经过对他开展细致的思想工作，新四军和他达成了口头协议。新四军派人到他的地盘征收抗战经费，他不干涉；作为相应条件，也不损害他的利益。从而，该地区便成为新四军活跃地之一。南汇县黄家路伪皇协保卫团头目江锦松及其儿子常在镇上欺压百姓，我方警告了他。他慑于新四军的声威，主动上门要求见新四军淞沪支队负责人，并送来两门迫击炮和一些步枪。

实践证明，对伪军只要政策和策略得当，在边缘区的斗争中就可能争取其为我所用。

对于浦东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部队，在他们搞摩擦时，淞沪支队坚决进行自卫还击，如“忠义救国军”行动总队的王伯祥中队杀害我联络人员顾家福等同志，还不断向新四军挑衅，淞沪支队遂将其消灭。但对那些愿意抗日的国民党官兵，则努力团结他们共同抗日。奉贤县齐贤镇的阮德尊，原是该县国民党地下县长的秘书，但他愿意为我方代征抗日爱国捐。他向新四军送出情报，我便衣队在他家设下埋伏，一举歼灭日军六名。

地方的士绅、富户，大多有爱国思想，不甘当亡国奴，新四军就与他们结成统战关系。奉贤县泰日桥士绅吴仙鹤较富裕，为保身家性命便组织起一支队伍，而伪军第十三师则给了他一个番号。经过我方教育争取，他将这支队伍交给了新四军。反“清乡”时，我方投资让他在周浦镇上开米行，并同意他出任伪区长。他利用职务之便，时常给新四军传递情报，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对帮会人物，淞沪支队同样也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使其为抗日做一些有益的事业。

淞沪支队从一支开始时只有十二人的便衣武工队，后来发展到具有相当实力、拥有上千名战士的抗日部队，生动地说明：新四军各单位派往边缘区开展抗日斗争的各式各样的武装工作队，在将敌占区、伪化区变成边缘区，又将边缘区逐步变成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发挥出重要的作用，斗争成效显著。■

（责任编辑 刘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