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新四军成立之初，周恩来到皖南军部视察时，就明确指示要开展城市秘密工作。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对敌占区开展敌军工作显得尤为必要。1940年5月4日，中共中央指示，在日本侵略军占领地区（如上海、南京等地），应和国民党统治区一样：“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同年9月18日，党中央又发出《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党同志应把开展敌后大城市的工作，视为党的最重要的任务”，“各地党特别是临近敌后大城市的党与军队，应彻底纠正忽视与放弃敌后城市的错误，把这一工作视为自己工作不可分离的严重任务”。

党中央的指示，为新四军开展敌占区工作特别是敌占区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

1941年8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敌伪军伪组织工作的决定》中，要求各地和各部队“应当向敌占之城市及据点，普遍对伪军伪组织建立关系。在建立关系中可利用各色各样的人员，不要受政治条件的限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等二十几个国家对日宣战，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侵华日军一方面抽调大量兵力南下参战，另一方面加强了对占领区的所谓“强化治安”，实行更严厉的统治与镇压、搜刮政策。敌占区人民反日情绪更加高涨，而伪军伪组织人员鉴于日寇在国际上更加孤立、失败命运不可避免，反日倾向便与日俱增。这一新的情况，为我党我军加强敌占区尤其是敌占区大城市的秘密工作，提供了新的契机。

抗战进入1944年以后，新四军开始了局部反攻，日寇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而美军日益向日本本土逼近。在这个时局的大转变关头，中共中央于1944年6月5日发出了《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各区党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而负起准备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的责任来”。必须把争取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广大群众，瓦解与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的工作，提到重要的地位。这种里应外合的思想，是我党从大城市驱逐敌人的根本思想。为实现这个伟大的任务，中央要求在思想教育、组织计划、工作方向、工作方法、干部配备以及经费等方面做好准备，力争在下半年及来年（1945年）上半年取得显著成效。

战斗在南京城内外

此时，南京已成为新四军开展敌占区和交通要道工作的重点目标。新四军军部以及毗邻南京的第二师兼淮南军区、第一师兼苏中地区、第六师和苏皖区党委、第七师兼皖江军区，以及1945年初粟裕率部队南下后建立的苏浙军区等，都派出了得力干部进入南京开展秘密工作。

新四军军部派出的敌工干部徐楚光，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打入汪伪内部，以广交朋友的方式开展情报、策反工作。他结识了曾任汪伪特工总部二厅情报科科长、后来经商的唐公福（天石），并与他结为金兰之交。他俩又通过陈念祖的关系，征得伪苏北清乡公署主任张北生的批准，包揽了苏北“清乡区”（即我根据地）的猪只税务，在扬州设立了“苏北猪只税务总局”，在靠近我根据地的泰州、盐城、东台、如皋等地设立了税务分局，由徐楚光秘密派遣中共党员或我方地下工作关系担任分局负责人。还通过关系打通了驻苏北伪军三个师的师长，要他们派人到税务分局任职，表面上使他们有利可图，实际上是利用他们作为掩护，并排除干扰，确保我方建立的秘密交通线的安全，使我军急需的紧缺物资及来往人员能通行无阻。直到1945年，这项工作才由于伪军人事变动而宣告结束。

在南京历来的水陆运输线上，封建帮会具有很大的潜在能量。徐楚光通过关系争取洪门朱亚雄参加了秘密抗日工作。徐楚光还结识了青帮头子邱某和宗某，建立了关系。1944年春，朱亚雄利用和日本人木村（华中铁道株式会社警务课长）的关系，介绍徐楚光以汪伪军委会情报局上校秘书的身份与木村相识。后经木村同意，由南京洪帮组织一个“华中铁道南京护路总队”，管辖区东至奔牛，西至芜湖，任务是所谓“保护铁路货物运输，维护铁道交通安全”，总队长由朱亚雄担任，徐楚光担任主任秘书兼督察长，所辖各个车站的护路队负责人均由徐楚光和朱亚雄选派可靠人员担任，实权操于徐楚光之手。所有下面呈报来的“情报”均由中共党员张冰（公开名义是护路总队情报组长）负责处理。于是各种情报就源源不断地送到了新四军军部。而送给日方的“情报”常常是明日黄花。

护路总队的总队部还掌握了由木村的警务课发给的若干张免贴照片的通行证。这就大大方便了新四军的敌工人员在京沪、京芜铁路及水上运输线的往来。

1944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下达后，华中局情报部代部长刘长胜听取了徐楚光的汇报，对徐楚光和朱亚雄准备利用“南京铁道护路总队”这一合法组织秘密组建地下军的计划表示赞同，但后来由于日本宪兵队出面干预，“护路总队”于1945年夏被迫解散。

第六师和苏皖区党委先后派人进入南京开展敌伪军工作。苏皖区党委书记吴仲超于1943年派李铁飞（原新四军敌工部干事、三团敌工股长）进入南京准备建立情报据点。1944年秋又派李铁飞到南京秘密组建地下军。李铁飞打入汪伪财税部卫士大队，发展了徐雨人、王嘉谟、李雄勃、厉恩虞等作为地下工作关系（后经苏皖区党委批准，上述四人先后入党）。

汪伪财政部卫士大队是周佛海的“看家部队”，负责周佛海公馆的警卫工作和南京、上海、宁波、芜湖等地伪中央储备银行的警卫工作，并担负伪钞押运任务。人数虽只有七八百人，但驻守大城市，武器装备精良。大队长杨叔丹是周佛海的妻弟。李铁飞积极活动，以卫士大队为基础组建地下军。

李铁飞还争取了伪陆军部派到卫士大队担任校首席教官的李雄勃、伪警卫三师特务连连长杨友渔、伪将校训练团学兵队队长等人，打算作为组建地下军的骨干力量。

经过吴仲超和苏浙区党委城工部部长周林等人的批准，他们还在南京秘密成立了“各界抗敌内援会”，作为党的外围组织，开展策反活动，以便里应外合，配合新四军解放南京。

日寇投降后，由于形势变化，中央原定的发动南京、上海等大城市武装起义迎接新四军的计划停止执行。原拟在南京成立地下军的各种关系，有的北撤到根据地，有的仍在南京长期潜伏，直至1949年南京解放。

第二师和淮南军区对南京的工作亦十分重视。城工部部长张登（沙文汉）常对南京地下党负责人刘峰、朱启銮分析情况与部署工作，还先后派人到南京开展情报、策反活动。

日伪为了保住南京和长江交通线，在江北沿岸及江浦到六合一带敌占区不断增兵设防，严加控制。盘踞在敌占区里的日伪军还经常向四周侵扰掳掠，对淮南抗日根据地的边缘构成很大威胁。为此，新四军第二师兼淮南军区决定加强长江北岸的工作。淮南区党委于1943年秋批准成立了“浦六（江浦、六合）工作委员会”，选调淮南军区政治部联络部副部长陈雨田出任浦六工委书记。陈雨田以二师和淮南军区联络部的名义出现，插入敌占区搞抗日统一战线，争取中上层爱国人士参加秘密抗日工作。尔后动员他们利用“名医”等公开身份，以给敌伪看病为名搜集情报；利用帮会师徒关系动员伪方人员为新四军做事；利用江轮票务工作负责人身份掩护新四军长江南北的秘密交通。工委还成立了一支二三十人的精干武工队，出没于敌占区和边缘区，镇压绝少数死心塌地为日寇卖命的汉奸特务，以显示我党我军对伪方人员的不同政策。经争取，沿江一带大部分敌伪政权先后成为“两面”的政权，许多伪组织人员帮助我方搜集情报、征收公粮，掩护我方人员，使边缘区不断向敌伪占领区推进。到1944年5月，武工队发展到一百余人。

第二师首长为了解决师部兵工厂紧缺的钢材、焦炭等原材料，命令浦六工委到南京筹集。浦六工委根据敌占区“关系”送来的可靠情报，组织武工队在长江支流大河口一带拦击运输船只。一次，武工队机智勇敢地拦截到一艘运输船，上面所装载的钢管、焦炭、炸药等大量物资，搬运了一天一夜才运完。从此武工队声威大振，尔后还推进到南京城郊开展活动。消息秘密流传，人心更加向往新四军。

皖南事变后，南京外围我方活动地带被敌伪军不断“蚕食”。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刘少奇指示说：“南京外围的旗帜不倒，就是胜利。”第六师在南京外围坚持斗争，并努力开辟南京郊县、宁沪铁路沿线城市和据点的敌军工作，建立秘密交通点，始终保持了苏南和苏北、淮北的交通联系。后来形势开始逐步好转，1942年8月，由第六师第十六旅旅长钟国楚兼任南京外围的江宁县县长（后由王一凡接任），陆纲任县委书记，林德润任敌工部长。县城有三个连兵力的武装力量，各区都有二三十人的区大队，如秦淮区区大队有四五十人。民兵普遍组织了“递步哨”，各区还成立了敌工站、联络点。就这样，在靠近日汪大本营的情况下，新四军十六旅政委江渭清右手腕负伤后，在龙都养伤个把星期，安然无恙。

1944年，江宁县武工队在一次伏击中抓获伪军一个营长，晓以大义，放他回去。后来此人与我敌工部门建立了秘密联系，率两个连反正，参加了十六旅。苏南报社一度在龙都东阳圩收电报、搞印刷，虽然离敌人据点只有十几里，仍坚持出报。十六旅军工厂也在江宁县办了手榴弹制造厂，离敌人湖镇据点也只有十几里。敌人做梦也不会想到，新四军的兵工厂、报社竟办到了自己的鼻子底下。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徐州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蔡文治不得不承认：南京外围都是新四军，“其他凡日军驻地，都是被中共游击队包围”。

战斗在上海市内外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又是水陆交通中心。日寇于1937年11月侵占上海后，又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侵占了美英法等国在上海的“租界”，使上海完全成了敌占区。

然而，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早已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在上海沦陷后也一直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斗争。新四军成立后，迅速向上海外围推进，在上海周边地区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仅有一江之隔的苏中是新四军第一师的活动地区，浙东游击纵队在南边与上海隔杭州湾相望，而西边又是第六师的苏南抗日根据地。这一战略态势使这个远东第一大城市成了敌我双方互相角逐的一个重要战场。

刘晓奉党中央之命，于1937年11月秘密潜入上海，主持江苏省委的工作。1938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江苏省委应派一些得力干部到新四军战斗的地方去，并从上海各系统动员学生、工人、积极分子、革命分子、党员到那里去工作。”后来，东南局又指示上海地下党“做好对新四军的宣传工作，尽可能输送干部力量到新四军去，经济上能给予帮助，并掩护新四军后勤部门同志在上海采购，帮助新四军发展壮大”。

1939年9月，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潘汉年秘密到达上海。10月，潘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主持第一线情报工作。以他为首的情报机构在上海开始了卓有成效的情报、策反等活动。以后，新四军军部及各师派出的敌军工作干部担负着各部队赋予的任务，先后进入上海开展秘密工作。为了统一配合和洽办有关事宜，皖南事变后在苏北盐城所成立的新四军新军部，于1941年3月决定，成立“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从此，在日伪统治严密、特务宪警多如牛毛的敌占城市上海，有了新四军秘密的办事机构。

由于上海的工商业特别发达，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人才济济，又是通向海外的一个“窗口”，因而在上海的工作领域较之其他敌占城市有了很大的拓展。新四军在上海的秘密工作，除了搜集情报、开展策反等方面的内容外，在组织领导上亦是党委、首长亲自抓，各部门互相配合，敌工部门更是大显身手，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其中包括：

1.广泛宣传新四军的抗日业绩。日伪当局为了缩小新四军的影响，采取了严密的新闻封锁。国民党反动派在一手制造皖南事变后，诬蔑新四军，千方百计进行反宣传。因此，新四军更有必要借助上海这个“窗口”，向国内外广泛宣传新四军的斗争业绩。如第一师曾几次将反“扫荡”、反“清乡”的报道通过办事处转交苏联塔斯社上海分社，转往苏联发表，从而使新四军影响不断扩大，声名远播海外。

2.从上海吸收大批人员到新四军工作。仅军部驻上海办事处在两年内负责秘密输送到苏北的就有1700多人，其中大多数是工人、学生、职员，也有少数知名的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界的专家教授，还有一些是军工生产和印钞、印报的技术工人与无线电技术人员。据不完全统计，从上海通过地下交通线秘密到新四军军部和各部队的总人数约有两万人左右。

3.采购新四军急需的紧缺物资。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加之根据地大都处于穷乡僻壤，各种军队急需的钢材、炸药、医药用品、电讯器材、印刷和印钞设备、纸张、教学用具等等十分紧缺，而从上海搞到这些物资就成了当务之急。新四军办事处成立后，专门开设了几家贸易商行，负责采购和运输工作。1942年7月，军部特派冯铭铨到上海任办事处副主任，专职管理物资采购和运输事务。冯铭铨利用社会关系开设了“海昌商行”，以经营土产为掩护。后因冯铭铨等同志被捕，商行被迫关闭。但其他渠道的采购运输工作仍照常进行。甚至大件的军工器材和设备，如造迫击炮用的无缝钢管、各种车床、五金器材，以及敌人严加控制的收发报机、电话线、无线电器材等等，都源源不断地从上海运往新四军各部队和各抗日根据地。

4.为了运输物资，新四军与上海地下党密切配合，先后开辟了许多秘密交通线。无论是陆路的火车、汽车，水路（包括长江、内河及海上）的轮船、木船，从新四军军部和各师、各根据地到上海的地下交通线几乎密如蛛网，畅通无阻，很少遭到破坏。军部驻上海办事处运用各种社会关系，打通了海关及车站、码头敌伪军设立的重重关卡。还在不少口岸、码头设立了各种名目的“运输公司”“报关行”之类的商行，请当地敌伪头目“搭干股”、任董事长，以做生意为掩护，从事秘密运输工作，使大量物资能顺利运出，再通过边缘区的敌工站等转往各部队。

在上海收集到的敌伪情报，除通过无线电台及时报告华中局和军部外，还有不少是由政治交通员专程报送的。潘汉年对秘密交通线的建设非常重视，亲自筹划。他派何荦先后开辟了六条从上海到淮南华中局和军部的秘密交通线，不仅迅速，而且安全。如日伪要对苏北地区进行大“扫荡”的情报，就是通过交通员送到军部的。又如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央来电指示不在上海进行武装起义。华中局代书记兼新四军代政委饶漱石当面向何荦传达了中央指示，令何不得做文字记录，必须逐字逐句牢记在脑子里，星夜出发去上海向刘长胜传达。何荦只用一天一夜时间，通过秘密交通线从淮南军部迅速赶到上海找到了刘长胜。

由于上海的情况特殊，新四军各方面人员包括高级领导干部难免进进出出，如谭启龙从军部出发去浙江区党委和浙东游击纵队担负领导工作，就是秘密通过上海中转的。苏皖区党委书记邓仲铭到苏北向华中局和军部汇报请示工作，也曾由上海中转。一师政委刘炎、苏中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军部军法处长汤光恢等一些领导干部，曾先后秘密到上海治病，都住了一段时间，安然无恙。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江苏省委和上海地下党各系统骨干200余人，包括刘晓、潘汉年、刘长胜、王尧山、沙文汉（张登）、刘宁一、张承宗、梅益、李琦涛、吴学谦等，于1942年8月开始分批撤到华中局和军部所在的淮南根据地。上海距淮南路途较远，沿途日伪军哨卡林立，封锁甚严。军部驻上海办事处的三四十名秘密交通员和沿途敌工站全力以赴。新四军还派出武装便衣人员沿途掩护，使这次前后持续四个月的千里大撤退做到了万无一失，全部人员都安全到达淮南根据地。他们之中不少人被分配到新四军工作，1943年3月，以从上海撤出的江苏省委成员为主，组成了华中局城市工作部，对外称新四军政治部调查研究室，主要任务是负责领导上海、南京等敌占大城市的地下工作。这说明，敌占区工作在组织领导上由华中局和新四军统管，部队和地方不分家，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1944年6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下达后，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立即着手部署组建上海地下军，以便时机成熟时里应外合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从年底开始，华中局和军部陆续选派一批能文能武、熟悉城市情况、以武装斗争为主的干部，秘密进入上海开展地下军的组建工作。

产业工人在上海占有一定比重，是党的重要依靠力量。地下党从工人中选择了一批政治素质好的骨干，送到新四军根据地和活动于上海周边地区的淞沪支队进行军事训练。已组成的地下军千方百计地从日伪军手中夺取武器弹药。6月间，他们袭击了近郊梅陇火车站；7月间，袭击了龙华机场的日军粮库；8月，他们在同新纱厂从伪警手中缴获了一挺机枪、七支步枪，又在日商武田药厂夺得四箱燃烧弹。经过一段时间，沪东、沪西、南市、吴淞、浦东等地区，秘密地建立起一支几百人的工人地下军。

伪军、伪警是上海策反工作的重点。地下军很快团结争取了二三百名伪警，并掌握了一些部门。尤其是，戈登路警察局的枪械修理所里存放的近二千支枪支，亦为地下军所掌握。

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命令粟裕率苏浙军区主力向上海推进，浙东游击纵队向上海南郊逼近。为了加强对活动于上海边缘区淞沪游击支队的领导，华中局和军部特派陈伟达任淞沪地委书记兼淞沪支队政委，并命令该支队所属三千人直接配合地下军起义。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新四军军部一声令下，逼近上海的新四军和市区内的地下军里应外合，敌占区上海就将成为人民的天下。

1945年8月11日，华中局和军部从无线电广播中获悉，日寇无条件投降。遂于8月12日宣布，任命刘长胜为上海市长，张执一为副市长。饶漱石指示刘长胜、张执一、张承宗等领导干部立即赶赴上海领导地下军起义，里应外合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8月16日，华中局电报中央，决定发动上海工人市民实行武装起义，建立各阶级民主联合的上海市政府。8月20日，中央复电批准了华中局的这一报告。

正当上海地下军所筹划的武装起义箭在弦上之际，中共中央于8月21日夜12点，紧急电示华中局：“关于上海起义问题我们过细考虑结果，认为目前起义对我们和人民是不利的。”这是党中央鉴于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做出的正确决策。令行禁止。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立即派人赶赴上海传达中央的指示，上海武装起义遂紧急停止。

这次武装起义虽未举行，但它是一次全面而实际的工作检验，证明了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和上海地下党对敌占城市上海的工作成果显著。

战斗在徐州、蚌埠地区

徐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地带，津浦、陇海两大铁路在此交会，是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为兵家所必争。日军在徐州一直驻有重兵，以确保其华中和华北的战略联系。

新四军遵照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徐州失守后对华中工作的指示》精神，大力加强了徐州市内的秘密工作和徐州周围地区的武装斗争。淮北区党委和新四军第四师、苏北区党委和新四军第三师均秘密派人进入徐州，开展情报、策反等工作。有的打入伪军伪组织长期埋伏。例如，中共邳睢铜地委就派王剑一打入徐州伪军长期隐蔽，广交朋友，一度任职到伪淮海省保安司令部纠察大队副大队长。

1944年6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下达后，淮北区党委决定成立徐州工委和蚌埠工委，对外公开名称是新四军徐州办事处和新四军蚌埠办事处。徐州工委由毛更（后赵卓如）任书记，归区党委城工部和四师的敌工部领导。淮北区党委还决定各地委及各部队在徐州的工作关系，都集中到徐州工委。徐州工委下辖一个武工队，有七八十人和枪；辖三个基层组织：城区区委，主要搞情报策反等工作；郊区区委，主要搞边缘地带隐蔽工作；城市中心支部，负责以工人为主的群众运动。

徐州工委机关驻于紧靠徐州的根据地内，对徐州城内的领导、联系，派入同志的进出，情报的传递等，全部靠秘密交通。涌现出了女交通员侯五嫂（袁洁如）和男交通员朱柏平、张孝群、权惠民等勇敢机智、善于与敌伪军警宪特进行斗争的地下交通员。

敌伪军在徐州重点设防，控制很严；加上当时的徐州城区空隙很小，街巷也少，工厂更少，在这样的敌占区开展隐蔽斗争，困难是很大的。针对这一特点，徐州工委在铁路交会中心的两侧沿线和城郊结合地带建立起隐蔽区。它是城市工作的跳板和后退的依托，是对敌伪斗争的工作站，又是抗日根据地的转运站、交通站。侦察到的情报，购买到的武器弹药、军工器材、电讯和医疗用品等，都经过隐蔽区中转，做到了进退自如，万无一失。

情报工作是徐州工委的主要任务之一。敌工干部石西岩利用社会关系，打入伪淮泗绥靖军总司令部驻徐州办事处任中校主任。另外，钱树岩打入伪徐州绥靖公署当司书，马恺鹏打入伪军某团当政训主任，李云在伪军第二师师部当上了谍报队副队长，等等。他们通过徐州工委送给四师不少有价值的情报。

徐州工委还大力加强了对伪军的策反工作。经过较长时间的工作，于1944年10月发展伪淮海省宣传处长兼军政干部学院少将教育长高汉（原名丁正）及伪中央电讯社徐州分社记者秦汉城，作为淮北区党委城工部和四师敌工部的地下工作关系。1945年7月，淮北区党委书记兼新四军四师政委邓子恢、四师副师长韦国清等领导人，在师部亲自接见了从徐州秘密前来的高汉，听取了汇报，对争取徐州伪军的工作作了指示。

高汉返回徐州后，通过他组织的“爱国抗战小组”及其妻子周立（伪淮海省政府秘书）、伪淮海省政府日语翻译祖国华、伪淮海省警务处视察冯子良等人，搞到了一份驻徐州日军第六十五师团司令部使用的五万分之一《中支那地图》40多幅，每幅有四开报纸大小，拼在一起，整个华中地区的情况就历历在目；还搞到了一本密电码。通过徐州工委的女地下交通员左奇送到了四师领导机关。

徐州工委通过早年打入伪军、后来当上了伪淮海省保安司令部纠察大队副大队长的王剑一，成功地策反了大队长白耀祖。王与白研究了新四军一旦攻打徐州时里应外合的方案。徐州工委书记赵卓如指示他们，从各方面做好接应新四军的准备。

徐州工委在争取伪军的工作中，既做上层工作，又做下层工作。在争取伪军上层方面，争取了伪徐州绥靖公署少将参谋长刘伯阳、伪军中将师长乜庭宾、少将师长张奇，使其在与新四军作战中持消极态度，并为日寇投降后策动其起义打下了基础。

在争取伪军下层方面，使驻徐州附近三堡的伪军基本上为新四军所掌握；驻津浦、陇海铁路沿线和海郑（海州至郑州）公路两侧的伪军中，也有了我方的不少关系。

徐州南面的重要城市蚌埠，作为伪安徽省政府所在地，是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日伪皆在此驻有重兵。为了加强蚌埠的地下工作，1944年10月，淮北区党委决定成立蚌埠工委，对外称新四军淮河办事处，属区党委城工部领导。城工部长王子光和副部长吴宪，分别兼任新四军第四师敌工部的正、副部长。蚌埠工委的主要任务是：一、负责以蚌埠为中心、津浦路南段和淮河沿岸的敌占区工作，组织群众，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二、重点争取大股（团以上）伪军，对敌占各城市广泛进行派遣工作，分化瓦解敌伪军；三、掌握敌伪动态，搜集和传递情报，准备接收敌占城市的各种情况和资料。

蚌埠工委书记由徐崇富（徐宗田）兼任，下设组织科、敌工科、情报科、秘书科、武工队、警卫排、招待所等。

蚌埠工委为了瓦解敌伪军，广泛调查各种社会关系。凡我方人员在敌伪军内有亲朋好友关系的，都加以利用。先后派出多名人员进入伪军内部。如当时驻蚌埠的伪军吴化文部的一个军，伪军郝鹏举部驻徐州南靠近蚌埠的部队，以及驻怀远的伪军梅玉和部，临淮关的伪警察所等，都派人秘密打入。就连蚌埠工委副书记张漫萍的妻子，因其父亲是郝鹏举部的一个团级伪军官，也将她派到伪军内部从事秘密工作。1945年5月间，派进蚌埠的敌工干部阚文亮（后改名李振友），组织了一个地下党支部，专做伪军士兵和铁路工人的工作。

蚌埠是个中等城市，地方不大，回旋余地也较小。在敌占区工作，所面对的是敌人的军、警、宪、特的监视、跟踪、追捕，随时都有被捕、牺牲的危险。蚌埠工委敌工科副科长张叔友，十分英勇，多次出入敌军内部。但有一天，他进入蚌埠后，在火车站不幸被敌人发觉，壮烈牺牲。敌工干部崔国杰被派到灵璧做他舅舅（伪军大队长）的工作，也被敌人杀害。

烈士的鲜血染红了胜利的旗帜。搏斗于新四军地下战线的革命志士们，在敌占区尤其是在城市工作中，甘冒极大的风险，抛头颅、洒热血，所取得的上述工作成果，时刻在提示着我们：胜利来之不易！■

（责任编辑 刘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