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国内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中共中央于1937年下半年开始，派员以不同形式与福建各游击区党组织取得联络，传达国共合作的新精神，着手将福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三支队，完成了新四军在福建的组建任务。

项英发信催改编

促进闽北国共和谈进程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实行“围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后，南方各省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分散在狭小的游击区坚持游击战争，处境十分艰难。全面抗战爆发后，迅速将这些分散、弱小的游击队整编为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一支合法抗日武装，成为当务之急。

正当国共两党代表进行合作抗日会谈之际，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1日发出了《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确立了南方各游击区作为“保存与扩大革命的支持点”，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战略支点”的长期战略任务。同时，要求南方红军和游击队中较大的部队就近与国民党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合作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

1937年9月，中共中央派博古、叶剑英赴南京，就国共合作遗留问题继续同国民党当局谈判。经过不断磋商斗争，国民党当局同意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10月12日，国民政府中央军委会正式对外宣布了由北伐名将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的任命。中共中央抓住时机，一方面进行新四军军部的筹建工作；另一方面通过八路军南京办事处负责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的联络与新四军组建工作。

在这期间，坚持在粤赣边领导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项英、陈毅，从被围困的山头决然走向谈判桌，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驻军和谈抗日。1937年9月，项英到南昌与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交涉各边区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事宜，得到具体解决。9月20日，项英以中共中央分局书记的名义写信给坚持在浙西南的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刘英，转达《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要求刘英“求得迅速停止游击战，改编杀敌”，希望设法将中央的精神尽快传达到邻近各地部队，并“迅速向江西境内交通适当地点集中”，以便改编。项英随信附上供各地游击队执行的《收编实施办法》，规定“各收编部队在10月15日以前，在指定地点集中听候派员点编”，“其他事项可派代表来赣随时商量之”。

此时，刘英部队活动于浙江衢州一线，已先于此在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的指导下与当地驻军国民党第十集团军进行谈判，所部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刘英收到项英信件后，考虑到与闽浙边息息相关的闽东、闽北游击区尚处于与中共中央失联的状态，便以“可夫”的化名给闽东特委书记叶飞、闽赣省委书记黄道写了急信，随信转去项英的《收编实施办法》。10月，刘英派交通员程朝茂从浙江龙泉越过浦城富岭到达闽东北的建（瓯）松（溪）政（和）地区，以张贴抗日标语、布告的办法与建松政中心县委接上了关系，几经曲折后，程朝茂将刘英的信件送达闽北游击区的黄道手中。

闽北游击区党组织自1935年1月电台丢失，便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曾派广（丰）浦（城）中心县委书记吴华友赴上海、香港等地辗转千里寻找中共中央，均未能接上关系，刘英转来项英信件，终于使闽北与中共中央中断了三年的联系接上了。虽说此时中共闽赣省委已经与国民党江西省地方政府在光泽县大洲村谈判，达成了停战协议，但国民党福建方面的驻军并没有停止军事围攻的迹象，和谈的前景和游击队改编等诸多问题也尚未得到解决。

接到刘英转来的项英信件后，闽赣省委派组织部长曾镜冰和曾昭铭迅速前往南昌寻找项英、陈毅汇报工作，并通过他们要求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出面与国民党福建当局交涉撤军，巩固闽北国共和谈成果。陈毅在南昌月宫饭店接见曾镜冰时，指示说：“部队要大部出动，但要留枪、留人、留干部。”针对国共合作局面形成后，一些党内同志对国民党当局放松戒备的状况，陈毅说，国民党就是利用这些同志的麻痹思想“向他们刷浆糊、上麻药，给他们戴高帽，因此有一部分同志被麻痹，不愿意回山里去，离开自己的老子及自己的武装和基本群众，跑到城里作统一战线工作” ，结果失去警惕性。“如果将来来了一个突然事变，这国共‘合作’就变成了‘活捉’，被人家活捉去。”

在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的交涉和闽北红军游击队自卫反击战的打击下，福建驻军停止了军事进攻。中共闽赣省委根据项英来信的指示精神，全面部署所属的资（溪）光（泽）贵（溪）、邵（武）光（泽）建（阳）、建（瓯）松（溪）政（和）等地党组织，打开国共和谈的局面。1937年11月，闽北各地国共和谈全面铺开，以停止内战为主要标志的国共合作局面在闽北初步形成。这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奠定了基础。

张云逸一进福建

巩固闽西合作抗日局面

福建各块游击区国共合作谈判的焦点问题，都集中在游击队“改编”与“点编”上。“改编”，是番号编入当地国民党地方武装序列，中共党组织拥有对队伍独立领导权；“点编”，则受制于国民党当局，中共党组织对“点编”后的队伍无法实现领导。

闽南游击区的国共和谈始于1937年4月，在南方15块游击区中是最早的。但由于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何鸣对国民党当局的两面派缺乏应有的警惕，在与国民党粤军一五七师进行首轮谈判时便轻信了该师“抗日反蒋”的假象，致使独立大队近千名指战员在震惊全国的“漳浦事件”中遭受严重损失。

“漳浦事件”的发生，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张云逸受中共中央重托于1937年10月从香港经厦门到达福州，就“漳浦事件”善后处理问题与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交涉。此时，正值国共两党关于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消息刚传到，在此背景下，陈仪表示同意退枪放人。张云逸此行，除了处理“漳浦事件”善后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与闽北、闽东、闽西三块游击区的党组织取得联系，传达国共和谈中务必坚持“独立自主靠山扎”的方针，以及为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做准备。

为了争取时间，张云逸派遣与他同行的孙克骥到祟安，寻找黄道部队；派吴源生往闽东寻找叶飞部队。由于国民党当局正妄图“点编”闽东游击队，他们害怕张云逸与闽东党组织接触，便以叶飞部队游动不定为借口横加阻止，此行联络未果。事后，闽东特委得悉情况，部署闽东游击队在桃花溪至宁德一线摆开阵势，造成大兵压境之势，抗议当局的卑劣行径。这一举动直接威胁到福建省会福州的安宁，逼使国民党福建当局派省保安处二旅旅长黄苏与闽东特委进行第二轮谈判。

孙克骥受张云逸重托，将指示信埋藏于肥皂内，避过沿途警特的搜查进入闽北游击区，与黄道接上联系，向黄道传达了中共中央“独立自主靠山扎”的方针，要求游击队政治上要保持独立性，不要轻易上国民党的当；军事上部队要靠山驻扎，不可轻易下山，如遇“清剿”，要敢于自卫反击。

张云逸与陈仪交涉后，于11月到龙岩找粤军一五七师师长交涉“漳浦事件”放人退枪事宜。此时，日军进攻福建沿海，在金门沦陷的当天，省政府主席陈仪通过龙岩专署专员张策安转来电令，以漳厦战事紧张为名，调动已改编为“闽西抗日人民义勇军第一支队”的闽西游击武装开赴前线。一五七师师长黄涛亦急电相催，声称派汽车接游击队到漳州。 中共闽粤赣省委识破国民党当局“调虎离山”“借刀杀人”的阴谋，采取服从抗日命令、但不按照当局指定的路线开进的办法对付之，以避免重蹈“漳浦事件”的复辙。黄涛深感闽西游击队难以就范，11月1日又急忙来电阻止游击队出发。随后，国民党当局又以检阅部队、扣发军饷等办法妄图逼使游击队屈服，未能达到目的。随后，又唆使歹徒将龙岩城东建龙桥烧毁，散布谣言说是游击队所为，以图达到“整肃”之目的。

张云逸到达龙岩白沙，带来了中共中央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精神，指示闽西游击队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提高警惕，绝不能受骗于国民党。在张云逸的指导下，闽粤赣省委调整了斗争策略，开展自卫斗争。为了改变被动局面并保持游击队的独立性，游击队主动从龙岩雁石地区后撤30里，靠近老苏区以防不测。张云逸面见专员张策安，要其代维持给养至红军游击队正式改编北上为止，但张策安只应允代发5天军饷，以后不予负责。闽粤赣省委及时提出“紧张自卫工作，严密自卫戒备，静观事态发展，避免坠入奸计”的口号，继续与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迫使对方履行和谈协议，拨发经费，停止军事进攻，保卫了国共合作的成果，稳定了合作局面。

1937年12月，中共闽粤赣省委派温仰春从龙岩白土出发，带着张鼎丞、邓子恢署名的介绍信到达赣南大余县池江办事处，寻找项英、陈毅汇报工作，联系闽西、闽南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事宜。翌年1月到达南昌新四军军部，完成了闽西、闽南两块游击区的新四军组建任务。

顾玉良入闽联络指导

闽北闽东游击队整编

新四军军部成立后，联络与指导南方各地游击队下山整编。1937年11月初，南京“八办”负责人博古、叶剑英派顾玉良到福建联络闽北黄道部队和闽东叶飞部队。顾玉良持新四军军长叶挺公函和新四军军部少校参谋护照，途经九江、南昌，转道横峰，直奔闽北游击区，在祟安长涧源与黄道会面。此时，闽北红军游击队正占据有利地形集结训练，听候整编命令。顾玉良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有关组建新四军的指示精神，与闽赣省委共同商讨扩大部队、通知闽北各地游击队迅速向江西境内集结，以及选取福建崇安长涧源和江西铅山县石塘镇两地为游击队下山集结地点等事宜。

顾玉良完成了对闽北红军游击队整编的指导工作后，转道福州继续联络闽东叶飞部队。此时，闽东的国共和谈经过两轮斗争，在游击队的“改编”和“点编”这一原则性问题上仍相持不下。顾玉良到达福州后，向陈仪陈言，说明全国国共合作局面已经形成，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已成国共两党的共识，闽东的国共和谈已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在他的努力下，国民党福建当局同意闽东特委与国民党当地政府直接进行谈判。11月下旬，顾玉良到达闽东游击队驻地，恢复了闽东特委与中共中央的联系。顾玉良向闽东特委传达了中共中央的“独立自主靠山扎”的指示，还传达了中共中央组建新四军的决定，要求闽东特委尽快实现国共和谈，集结武装，完成新四军组建任务。

顾玉良在闽东逗留期间，直接参与了闽东第三轮国共和谈，为提出的谈判条件作了指导。由于在一些问题上，当地驻军提出需请示省里，于是闽东国共谈判升级，在闽东特委代表与国民党省政府主席陈仪之间直接进行。12月下旬，范式人代表特委到达福州与国民党福建当局达成最后协议。12月31日，在《福建民报》上全文登载了《中国共产党闽东特别委员会国共合作共赴国难宣言》，标志着福建境内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局面的初步形成。

12月中旬，接新四军军部电令，顾玉良偕同叶飞、沈冠国转道福州，于1938年1月上旬到达闽北，约请黄道一起前往南昌市三眼井新四军军部，商议组建新四军第三支队问题。遵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和长江局会议精神，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按江北、江南划分，分别集结。江南集结地为皖南歙县岩寺镇。闽西、闽南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三、四团；闽北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五团；闽东游击队改编为第三支队六团。受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东南分局委托，温仰春、黄道、叶飞回各自游击区集中部队，实行整编。

张云逸二进福建

整编部队筹建新四军留守机构

张云逸从闽西返回香港后，奉中共中央之命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根据军部的指示， 1938年2月张云逸再度进入福建，一是参加闽北、闽东游击队整编工作；二是前往福州同国民党福建当局商议筹建新四军福州办事处及各地留守机构；三是继续落实“漳浦事件”中人、枪归还问题。

2月9日，张云逸从南昌到达闽北游击队整编集结地—江西省铅山县石塘镇，传达了新四军军长叶挺的命令，要求闽北红军游击队于2月25日整编完毕，开赴皖南前线。在石塘，张云逸和黄道一起筹建了三支队五团的领导班子，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部署了五团北上后闽北的工作。

张云逸及随行人员到福州后，于2月24日上午偕闽东特委宣传部长王助会见福州新闻记者并发表谈话，正式对外宣布闽北、闽东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五团、六团，开赴江南抗日前线。随后与国民党福建当局谈判成立新四军福州办事处，并确定王助任办事处主任。张云逸电召范式人至福州，协助王助在安民巷筹建福州办事处，确定了办事处的任务，对外是新四军的办事机构；对内则是在东南分局领导下，沟通福建党组织，上下联系。同时，新四军第二支队龙岩留守处设于龙岩白土镇；第三支队六团宁德留守处设于宁德城关碧山“林家宗祠”；第三支队崇安留守处设在长涧源，并在闽赣边界设立了3处留守机构：设于崇安坑口乡村头村的第三支队五团崇安留守处；设于江西铅山县石塘镇的第三支队五团石塘通讯处；设于铅山河口镇的第三支队五团河口留守处。

在福州逗留期间，张云逸得悉闽中游击队被编入国民党八十师特务大队，接受了当局的要求调防到泉州，脱离了老地区，已受制于八十师，感到问题严重。他曾通知闽中工委派人面谈，并指示闽中游击队应尽快寻机脱离险境，还关照王助、范式人，要密切注视事态发展，尽快与新四军军部取得联系，争取改编为新四军北上。由于“漳浦事件”放人退枪工作急需处理，张云逸来不及与闽中工委领导人谋面，便于2月27日赶往漳州。到漳州后，张云逸向驻闽粤军一五七师师部再次交涉，促使对方归还了被缴的300余支枪械。由卢胜领导的从“漳浦事件”中突围重建的闽南“红三团”和“漳浦事件”被释放的指战员，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一营，随新四军二支队整编北上。

闽东游击队于1月24日从宁德石堂分批开往屏南棠口整编。新四军组织部部长李子芳宣布闽东红军游击队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由叶飞任团长，阮英平任副团长。六团下辖三个营，一营营长陈挺，二营营长沈冠国，三营营长黄培松。2月14日，第二支队六团1300名指战员从屏南棠口出发，踏上了奔赴江南抗日的征途。同日下午，张云逸一行到达古田县，六团已整编完毕，从屏南出发北上。他十分担心六团北上的安全，次日嘱孙克骥随六团北上线路追赶部队，在浙江境内递交了信件，传达了张云逸的指示，沿途要警惕暗算，如遇突发事件务必冷静处理，进行必要的自卫反击。在他的关照下，六团于3月安全抵达安徽岩寺军部。

2月9日，受新四军军长叶挺委托，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和调任中共东南分局任宣传部长兼新四军南昌办事处主任的黄道，代表军部在石塘镇一所学校里召集五团团级以上干部举行就职典礼，正式宣布新四军军部的命令：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饶守坤为团长，曾昭铭为副团长，参谋长杨元三，政治处主任刘文学。下辖三个营和一个机炮连，一营营长严昌荣，副营长桂蓬洲；二营营长陈仁洪，副营长马长炎；三营营长周汝春，副营长阙中一。全团兵力“开动时有1200人”，后续整编北上的闽东北游击队兵力有160人。

谭震林从南昌新四军军部接受关防命令回到闽西。2月17日，中共闽粤赣省委在龙岩白土镇红场举行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张鼎丞受军部委托宣告新四军第二支队正式成立。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谭震林，参谋长罗忠毅，政治部主任王集成；邓子恢调新四军军部任政治部副主任。支队部直辖特务连、通讯连和侦察连。第二支队下辖两个团：第三团由闽西游击队在白沙点编的部队和（长）汀瑞（金）游击队编成。团长黄火星，副团长邱金声，参谋长熊梦辉，政治处主任钟国楚。下设三个营，一营营长邱金辉，教导员王荣春；二营营长杨洪才，教导员钟德胜；三营营长郑贵卿，教导员何志远。第四团由闽西游击队金丰集中的部队和闽南“红三团”编成，团长卢胜，副团长叶道志，参谋长王胜，政治处主任廖海涛。下设三个营，一营营长池义彪，教导员廖成美；二营营长陈麟振，教导员黄庆义；三营到皖南后由浙西南游击队编成。白土整编时，二支队约有2000多人（不含浙南部队）。3月1日，白土红场鞭炮齐鸣，鼓乐喧天。新四军二支队整装出发，闽西人民群众欢送子弟兵奔赴江南抗日前线。

红军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奔赴江南抗日前线后，国民党福建当局认为“调虎离山”阴谋已达到，制造了一系列反共事件。

在闽西，国民党军政当局千方百计裁撤新四军二支队龙岩留守处，排挤取缔留驻当地的新四军二支队四团六连。3月间，为顾全抗日大局，以利团结抗日，根据新四军军部的指示，把留守处改为“新四军二支队后方家属通讯处”。4月中旬，第二支队四团六连奉军部命令撤离龙岩开往皖南，编入新四军军部特务营。

在闽中，3月上旬，国民党福建党政军主要头目，共同秘密策划，对已编入八十师特务大队的闽中游击队实行武装缴械。3月10日，刘突军向八十师二三九旅旅部请假，途经莆田赴福州。八十师师长钱东亮认为动手时机已到，密令驻莆田的部队将刘突军和随行人员从莆田车站骗至八十师驻莆田营部，将刘突军和随行的高万里等4人秘密杀害。次日晨，八十师二三九旅四七九团荷枪实弹包围了泉州承天寺特务大队驻地，污蔑“刘突军违反军令，携款潜逃”，强行收缴了特务大队的全部武器。4月，将缴械扣押的160名战士转押至福州，制造了震惊八闽的“泉州事件”。

在闽东，国民党宁德县党部和福建省保安处，共同策划了取缔宁德留守处的阴谋。3月16日清晨，省保安第二旅派出50多名武装，突袭宁德留守处，拘捕哨兵，用机枪向留守处门内扫射。排长和一名战士当场牺牲，2名战士受伤，郭文焕等40余名工作人员和战士被捕，并被押解福州，“宁德事件”发生。   

为了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制止反共事件的升级，各地党组织通过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和东南分局向国民党当局展开斗争和多方交涉，营救事件中被扣押的人员。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获知“泉州事件”和“宁德事件”情况后，致电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要求军部出面交涉，将两个事件中被押人员释放，编入新四军北上抗日。王助、范式人先后与驻闽绥靖公署参谋长赵南、一○○军军长陈琪和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交涉有关事宜。闽粤赣边省委接到报告后，立即电告中共中央，请求批准将闽中游击队编入新四军。在新四军军部的直接干预下，国民党福建省当局释放了“泉州事件”和“宁德事件”中被扣人员，发还了被缴枪械。4月下旬，被扣人员加上福州参军青年共220多人，由福州洪山桥整编北上，编入新四军军部特务营二连。■

（责任编辑 刘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