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人民军队从此诞生。在南昌起义前后，中国共产党已经有意识地开展了对敌隐蔽斗争，为保证起义的成功发动和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党领导的第一个情报保卫机构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三天之内，3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整个上海血雨腥风。中共中央已无法在上海立足，被迫迁往武汉。

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的教训中认识到：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党的安全成为最迫切的问题，要保障党组织特别是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必须建立一个情报保卫工作的专业机构，同敌人进行隐蔽斗争，及时了解、掌握敌人的军事、政治情报和警特机关动向，确保党有准备、有计划地应对各种突发事件。

1927年5月初，在周恩来的提议和具体组织下，一个全新的党的部门—特务工作处诞生了。周恩来把列宁创建“契卡”时所规定的“三项任务”和“一条原则”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即打入敌内搜集情报；为地下党筹集经费；制裁叛徒和不准在党内搞互相侦察；赋予特务工作处从事情报、保卫的主要职责；在组织关系上隶属于中央军委，由周恩来直接领导。这是我党在中央层面创建的第一个情报保卫专业机构，是中央特科的前身。

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由顾顺章担任主任，下设四个股，分别是：情报股，负责搜集敌人情报，先后由董醒吾、李强负责；保卫股，负责保卫党中央和苏联顾问团的安全，负责人李剑如；特务股，负责惩办叛徒、奸细，兼理中央交办的其他特殊任务，负责人先后为张浩、李强；匪运股，负责联络帮会组织，收编土匪武装，负责人胡孑。

特务工作处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梅宝玑，是我党建立的第一个上层情报关系。他是武昌起义的元勋，曾任北洋政府国会议员，因为夫人是日本人，他与国内军阀、政客和日本人交往很多，中央指派李强同志联系他，通过他获得了不少有价值的军政情报。

特务工作处的同志依靠工会的配合，做了很多出色的工作，为叶挺的部队搞到几十箱枪支；通过金融投资，为中央赚取了5万多元的活动经费；开辟了一条从汉口到上海的秘密交通线；掌握了英商“祥泰木行”的运输船，后来中央的很多同志就是坐这条船到上海的。

1927年7月，苏联顾问鲍罗廷要回国。根据中央的指示，特务工作处精心挑选了30名保卫干部一路护送他，过河南，走陕西，经蒙古，最后安全到达莫斯科。这期间，特务工作处还动员了不少地方武装，加入到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为南昌起义积蓄了力量。

统一战线发挥关键作用

党中央之所以迁到武汉，主要是因为当时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尚未叛变革命，与我党仍然保持着合作关系，不少共产党员仍在他的政府和军队中担任要职，有的共产党员身份还没有暴露，这就为党的情报保卫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党的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吴德峰，时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兼武汉市公安局局长，掌握着公安局的实权和警察大队等武装力量。吴德峰先后组织了党的“五大”和八七会议等重要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多次抓获了蒋介石派到武汉的密探和破坏分子。他还与陈公博等国民党汪系骨干分子保持着“密切”关系，及时获知了汪精卫的政治动向。

被誉为革命“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当时公开的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秘书长，汪精卫政府的一切重要电文都由他经管。1927年6月，他看到了冯玉祥发给汪精卫的一份电报，通报冯玉祥和蒋介石阴谋反共的情况。他立即向党中央做出了报告。

国民党内一些同情我党的左派人士，也积极向我党通报国民党反共的情况。1927年6月10日，冯玉祥同汪精卫、唐生智、谭延闿等在郑州秘密召开会议，策划反共。会后，与会的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派他的秘书将会议情况告诉了我党。6月19日，冯玉祥与蒋介石又在徐州举行会议，决定共同反共。7月14日，汪精卫在武汉秘密召集会议，担任国民党职务的共产党员全部被排斥在外。深夜12时，国民党左派人士彭泽民将会议情况告诉了吴玉章和林伯渠。7月15日，汪精卫公然宣布同我党决裂，叛变革命，大革命失败。

南昌起义前，特务工作处撤销了，所属大部分成员后来随党中央迁往上海。虽然它仅存在了三个多月，但是它在党的隐蔽斗争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在与汪精卫集团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帮助我党掌握了斗争主动权。

革命元勋在南昌起义中的隐蔽斗争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成立了由周恩来、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五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解除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为挽救中国革命，7月25日，临时中央做出了举行南昌武装起义的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中央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具体筹划和组织起义的工作。

南昌起义前后，隐蔽在国民党内、尚未暴露身份的叶剑英、朱德、张云逸等中共革命的元勋，都为党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情报，做了重要的掩护工作。

1927年7月上旬，经党中央批准，时任国民党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他根据党的指示，密切关注汪精卫、张发奎等人的动向。7月28日，汪精卫召集孙科、张发奎、朱培德等国民党将领到庐山开会。会议决定：严令贺龙、叶挺限期率部队撤回九江，第二方面军全面实行“清共”，通缉在该部从事政治工作的恽代英、廖乾五、高语罕等共产党员。叶剑英得知情况后，立即派人下山将情况通报给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五，廖又及时转告恽代英和高语罕。他们迅速离开九江，赶赴南昌向中共前委通报了情况。南昌起义发动后，叶剑英向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建议：如果尾追贺、叶，徒耗兵力，不如打起“援师讨逆”的旗号，直趋广州。这一建议得到了张发奎的同意，从而使起义军减少了被大军追击的压力，得以迅速打开南下广东的通道。

朱德是在德国留学期间经周恩来介绍入党的。1926年他回国后，党中央派他到南昌，利用与滇军旧部的关系，做驻守在那里的国民党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等滇军将领的工作。1927年初，朱德被朱培德任命为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并帮助朱培德筹建军官教育团。同年6月，朱培德将朱德礼送出境。南昌起义前夕，根据党的指示，朱德于7月21日秘密潜回南昌，参与了整个起义的安排，并指挥军官教育团做好起义准备。期间，朱德利用滇军内的关系，摸清了南昌市内外敌人兵力部署的具体情况，绘制了包括敌碉堡、火力点在内的南昌市区地图，提交给了中央前委。7月31日下午，他按照前委的部署，邀请多名敌军团长吃饭、打牌，8月1日凌晨起义枪声打响后，朱德将他们全部抓起来，保证了起义的顺利进行。

张云逸，1955年被授予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南昌起义前，他担任国民党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参谋长，按照党的指示，他没有暴露身份参加南昌起义，但是，他在起义前做了两件极为重要的工作：一件是成功说服张发奎让秘密共产党员卢德铭担任了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团长，卢部成为后来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主力部队；另一件是他掩护了该师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逃脱了国民党的扣押，使得该师两个多团的部队顺利参加了南昌起义。

成立政治保卫处和公安局

南昌起义前，中央前敌委员会成立了政治保卫处，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前委委员李立三兼任处长，负责开展铲除内奸和叛徒、保卫中央前委和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安全的工作。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成功。为争取和团结国民党左派力量，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革命精神的面目，中央前委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宋庆龄、邓演达、周恩来、贺龙等25人为委员。革命委员会集党、政、军权于一体，下设秘书厅、参谋团、党务委员会、农工委员会、宣传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和政治保卫处。政治保卫处处长仍由李立三担任，谭天度任秘书，李鸣珂任警卫营营长，主要成员还有陈赓、卢冬生、李国珍、魏良生等人。同时成立南昌市公安局，彭干臣任局长，兼任南昌卫戍司令。彭干臣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位公安局局长。

政治保卫处成立后，李立三率陈赓等人在南昌市区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并且接管了江西省银行。南昌市公安局对原公安局的警察和消防队进行了整编，有秩序地开展维护社会治安的工作。

8月3日，按照中央在起义前的决定，中央前委开始率起义军撤离南昌，取道临川、宜黄、广昌，南下广东，以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占领出海口，取得国际援助。8月5日，彭干臣在撤离南昌前，专门安排他的副官长唐天际留下来搜集敌人情况，配合部队转移。他还交给唐天际一个任务—设法与袁州的毛泽东及其带领来参加起义的一千多人取得联系。但是，没等唐天际完成任务，敌军就攻占了南昌，唐天际在群众掩护下脱离了险境。

起义军南下途中，李立三率政治保卫处同沿途地方党组织及时取得联系，了解、掌握敌情，在广昌、瑞金、会昌、汀州、大埔、汕头等地，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和反动官吏。由李鸣珂率领的警卫营则始终担负着保卫机关和首长安全的任务，他布置的李觉鸣、江海龙、李文贵等同志一刻不离周恩来，使抱病指挥部队的周恩来最终得以平安撤到香港。

南昌起义在历史上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时期，成为人民解放军的起点。同时，南昌起义前后，我党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隐蔽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干部，为中央特科的成立和党的隐蔽战线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责任编辑 陈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