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战争年代，电台工作被称为“党在白区工作的生命线”。从1929年建立第一部电台开始，一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中国共产党在敌人统治区域内先后建立起上百部电台，构成了严密的无线电通讯网，为保障地下党组织同中央密切联系、有效开展各种对敌斗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特科创台

1928年党的六大召开之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仅靠人力交通来传递文件、通报情况已渐渐难以适应革命工作的需要。这意味着，建立党的无线电通讯系统迫在眉睫。为此，中央派遣毛齐华、陈昌浩等十名干部分两批到苏联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

1928年10月，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指导中央特科成立第四科，即通讯联络科，李强任科长。面对国民党的技术封锁，周恩来指示李强，要克服困难，自行研制电台。早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李强，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扎实的英文功底和科技知识，在中共地下党员、绍敦电机公司经理蔡叔厚的协助下，边学习边研究边实践，1929年10月，终于在英租界大西路福康里9号研制出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收发两用无线电台。周恩来派遣早已打入国民党第六军用电台暗自学习无线电技术的张沈川任报务员，并亲自编制了首个密码本“豪密”。这部秘密电台的建立，在中国共产党电讯史和隐蔽战线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被称为“划时代的通讯革命”。

1929年12月，党中央派李强、黄尚英到香港，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建立地下电台。沪港两地的秘密电台相互传递的首个重要内容，就是邓小平已成功领导百色起义的消息。1930年，在苏联学习无线电技术的同志们陆续回国，中央分别派他们前往武汉的长江局、天津的顺直省委以及毛泽东和朱德所领导的中央苏区、贺龙所领导的湘西苏区、徐向前所领导的鄂豫皖苏区等地建立起电台，开展报务工作。到1931年秋，上海党中央同白区各地组织以及苏区间，基本实现了无线电通信，组织联络的效能大大提高，各种指示和各类情报都能够及时、安全地在各地党组织间传递。

最为著名的“李白台”

在党的秘密通讯史上，最为人们熟悉的当属李白负责的电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党中央派原红军电台台长李白到上海建立秘密电台，借以恢复上海党组织与党中央自1935年就已中断的空中交通联系。“李白台”先后由潘汉年、刘少文、龚饮冰领导，担负八路军上海办事处、中共江苏省委同延安之间的电讯联络任务。抗战初期，电台及时向中共中央反映了侵华日军的兵力和作战动向、国民党军防御情况、上海各界对中共的态度、国际社会对“敌特我”的立场等重要情报。1940年，为增强对于电台的维修能力，党组织在威海卫路338号开设“福声无线电公司”，派无线电专家涂作潮当“老板”，李白为“账房”，李白随涂作潮学习机务技术。经过一段时间学习，李白掌握了制作电台零件和修理电台的技术。龚饮冰还派共产党员、纱厂女工裘慧英与李白组建“家庭”掩护电台。工作中他们紧密配合，生活上相互关心，最终成为革命伴侣。1942年7月，“李白台”被日军侦悉，被捕后的李白遭受敌人的严刑拷打，但始终坚贞不屈，一年后被党组织营救出狱。

1945年底，李白被派回上海，在黄渡路亚细亚里重建电台，先后受中共中央上海局和潘汉年情报系统领导，多次将组织上获得的国民党军事部署、战斗序列、江防计划等战略情报发往延安。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李白台”发报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时间也越来越长。1948年7月，国民党特务在电台所在地的虹口区实行分区停电，侦察我地下电台。12月29日深夜，敌人侦测到这部秘密电台的位置，将正在工作的李白逮捕。在狱中，李白又一次经受住考验，坚不吐实，保护了党组织和重要机密。1949年5月7日，李白在上海解放前夕英勇就义。解放后，以他为原型，拍摄了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

周恩来指挥南方局布台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人周恩来十分重视南方地下党组织的电台建设，在他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南方局从1937年至1947年，在武汉、重庆、桂林、新港、湖南、四川、云南、江西、广东、福建、海南、北平、南京、上海、新疆等地区布建了60部电台，建立起党在国统区、沦陷区和香港的无线电通讯网。

1937年至1939年，周恩来及李克农三次派申光到香港采购无线电器材，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成功购回了大批无线电装备和零部件，组装了数十部电台，重庆自留八部，其余分送延安和各地。重庆的八部电台，除在国民党当局登记备案的三部已公开外，其余五部均为绝密，两部设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三楼，分别负责联络延安和雅安；一部设在红岩俱乐部楼上，作为联络延安的备用台；另两部为流动台，分设在中国工矿银行（总经理为董必武联系的秘密党员鲁自诚、沈安娜的妹夫）办公楼内和重庆市郊黄沙溪中共党员莫止的家中。各部电台配有专门的报务人员。其时，党组织规定，秘密电台人员不准外出，不准私人会客，不准同家人通信，只能和上级领导人单线联系。他们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状态。夏天的重庆炎热高温，好似火炉，电台报务人员只能穿裤衩、背心工作，挥汗如雨，十分艰苦，但他们的工作从未间断。有的同志患疟疾、发高烧，依然坚持收发电报。“皖南事变”前后，形势万分紧张，为应对突发事件，大家都写下遗书，做好了随时被捕牺牲的准备。为防止特务破译我们的密码电报，电台采取真假结合的办法，即以假报（乱写电码）掩护真报，以外围（战报）掩护机密。国民党虽然派了“破译专家”进行破译，但始终未有突破。

南方局还派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在桂林建立华南中心台，负责指导联络广东、湖南、江西、海南、香港等地的党组织。在香港，不仅廖承志领导的八路军办事处内建有电台，而且在潘汉年领导的华南情报局也设有专门的情报台，负责人是情报战线上著名的张唯一。为加强对西南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周恩来应其请求，派人到四川雅安、阆中和云南昆明建台，这些电台在争取刘文辉、潘文华、龙云、卢汉等人起义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平津建台

抗战初期，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姚依林指派清华大学学生、党员王光杰（王光美四哥），在天津英租界伊甸园内建立秘密电台，负责平津地下党与延安党中央和太原北方局的通讯联络。1939年9月电台撤销后，晋察冀社会部先后派董雄飞、李才、王文等在北平建台。王文在平西妙峰山涧沟村和德胜门内大街石桥胡同建立起两部电台，向根据地传送北平情报组织所获得的日伪情报。1941年6月，重庆南方局派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傅大庆到北平建台。“傅台”始终与苏联共产国际保持着联系。1944年7月，该台被日军破坏，傅大庆被捕牺牲。

解放战争时期，为及时指导平津地下党工作、传递上级指示和获取的情报，配合华北解放，晋察冀城工部、社会部和中央情报部在北平、天津建立了多部电台。1946年夏，晋察冀城工部部长刘仁派李雪到北平建台。李雪在地下党协助下开办了西单“龙云”电料行和“九九”照相馆作为掩护，以积零为整、改装收音机、收买关系等办法组建了四部电台，隐蔽在四位可靠的同志和群众家中，后来一部转到天津。电台成立后，国民党的情报源源不断地发往根据地，敌军的行动一次次被我军打乱、击败。敌人气急败坏，千方百计地寻找破坏党的电台。刘仁曾指示：“国民党有十辆载有仪器的吉普车在北平城内流动侦察，你们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电台保护好。”为此，李雪一面让电台轮换作业，一面经常变换电台的波长、呼号、密码和地址，让敌人无规律可循。同时在电台内部建立严格的纪律：不允许参加群众活动，不与外界发生联系，不看进步书刊，电台相互之间不发生横向关系，电报收发和译电严格分开，停止一切组织生活。为掩人耳目，他经常戴着墨镜、骑着摩托车“兜风逛街”，在国民党军警眼中俨然一个富家阔少。

1946年10月，晋察冀社会部派王文回到北平建立新的电台。王文由苏省吾开办的“影悟无线电商行”掩护，由北平情报组织负责人甘陵领导，为我军取得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和平津战役的胜利及时传递出重要情报。李雪和王文的电台都坚持到了1949年北平解放。

西安情报处妙用敌台

王超北领导的西安情报处，是中央情报部直属情报机关，始建于1939年，定名于1945年，在掌握国民党特务活动、保卫延安党中央以及配合我军解放西安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十年间，西情处共建立起八部电台，其中七部依托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机关里，与敌台混在一起，向中央发出电报1400余份，为中央和西北我军制定对敌斗争方针、部署战役行动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情报。

1940年底，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伍云甫指示王超北，为防止国民党胡宗南部的突然袭击，保持西安同延安的通讯联络，尽快建立电台。1941年初，王超北在杨虎城将军公馆“止园”后院建立了第一部电台，中情部派杨家德任报务员。1943年因环境恶化，电台中断联络。同年底，王超北通过发展陕西省保安司令部无线电队报务员雷光斗，变敌人的电台为我使用。雷调任咸阳专署无线电队队长后，王超北指示他继续利用所属电台与延安通报。1947年，他又让胡家兆利用晋陕豫盐务总局的电台向延安发报。不久，胡家兆和上级枚永和被捕牺牲。西安解放前，王超北还使用过西安防空司令部和陕西省电政管理局的电台与延安联通。王超北大胆使用敌台、巧妙掩护我台，成为党的隐蔽斗争的一大创造。

为保卫党的密码而英勇献身的夫妻

在党的隐蔽战线和秘密通讯史上，有一对夫妻为保护党的密码，连同自己的孩子一起英勇牺牲，他们就是钟琪、董健民夫妇。

董健民，是著名翻译家董秋斯（《战争与和平》的翻译者）的侄女，1940年到延安，先后入陕北公学和中央社会部情报保卫干部训练班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情报部机关做电台工作。1942年，她与自己的同学、同事钟琪结婚。由于他们勤奋好学，很快被党组织委以负责重庆秘密电台联络的重任。1947年初，中央为进一步掌握东北战局，派他们到大连秘密电台工作。夫妻俩携带电台密码，带着两岁的孩子，从延安出发奔向山东，华东局社会部派交通接应他们到烟台，乘商船渡海去大连。当商船驶入渤海海域时，突然遭遇国民党军舰的堵截和炮击。在敌人逼停商船、准备上船捕人的危急时刻，他们下决心宁可牺牲生命也不能让密码落入敌手，毫不犹豫地把密码紧贴在胸前，把被弹片击中的孩子搂在怀中，一家三口紧紧抱在一起跳进大海，壮烈牺牲。后来，华东局社会部向中情部报告了钟、董殉难的消息，当时正值胡宗南大军进犯延安，形势十分严峻，但中情部坚持举行了追悼会，追念为保卫党的密码而光荣献身的两位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