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诗，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神话。无论从政治史、军事史的角度，还是从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范畴来看，长征的意义都远远超越了革命本身。长征不只是中国革命传奇的名片，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精神底片；不只是中国从苦难走向富强的文化底色，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本色。长征，不仅让中国人更深刻地认识自己，也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本文从传播史的角度，介绍了世界是如何知道长征的。

毛泽东：

最早定义红军长征意义的人

“长征”一词，自唐宋以来就有文人骚客、史家吟唱使用，但在中国古代诗歌里，长征仅是指长途旅行、长途出征，使长征真正成为“世界语言”，成为一种人文精神的，还是中国共产党，还得益于毛泽东。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长征”的意义作了如下评述：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两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毛泽东的讲话，穿越时空，今日读来依然令人热血沸腾，斗志昂扬。这是对红军长征的经典性概括。

长征即将胜利，毛泽东豁然开朗，诗兴大发。1935年10月间，毛泽东先后写下了《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还有写给彭德怀的《六言诗》。如果加上《十六字令》和同年2月写的《忆秦娥·娄山关》，以及次年2月写的《沁园春·雪》，在长征途中，毛泽东至少写了六首诗词。指挥攻克娄山关的战斗结束后，日夜行军100多华里的毛泽东难得静下心来，沉思默想，挥笔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后来，毛泽东在回忆长征途中写作诗词的感受时，作注曰：“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这才有了《七律·长征》。诗为心声，在甘肃通渭城东一所小学校召开的全军副排长以上的会议上，毛泽东毫不掩饰即将迎来最后胜利的激情，向全体干部朗诵了自己的诗歌，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感染了在场的所有红军将士。从此，长征成为红军的口头禅，成为革命的代名词。

但“长征”作为一个革命的名词，最早并非出自毛泽东笔下。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说：“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这是中国革命文献中第一次把自1934年夏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于10月份开始撤离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的军事大撤退行动定义为“长征”。这份红军的布告署名为“红军总司令朱德”。据说，其起草者是《红星报》主编陆定一。但发布这样的布告，肯定也是经过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袖认可和批准的。

长征，就这样进入了历史。但在这个时候，除中国共产党人外，人们对中国工农红军的了解和想象，依然停留在被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十年新闻封锁的印象上，世界对长征更是一无所知。那么，世界究竟是如何知道长征的呢？

陈云：

最早向世界宣传红军长征的人

1935年6月，时任军委纵队政委的陈云，在中央红军攻占泸定桥后，受命从四川天全县灵关殿离开长征队伍，秘密回到上海。他要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使命—设法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同时努力恢复白区党的工作，使白区工作能与红军的斗争相互配合。8月5日前后，陈云与陈潭秋、杨之华等离开上海。他抵达莫斯科的时间是8月20日，共产国际“七大”刚好也在那一天闭幕。10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听取了陈云作的中央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报告。直到60年后的1996年，陈云所作报告的俄文记录稿才被在俄罗斯国家档案部门找到，文件名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1935年10月15日）史平同志的报告》，史平系陈云的化名。报告中，陈云把长征称作“西征”。这是有关长征的第一份报告。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陈云整理完成了《随军西行见闻录》。文章中，陈云化名“廉臣”，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身份，以第一人称叙述了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行至贵州的传奇经历。1936年1月底2月初，《随军西行见闻录》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在吴玉章、李立三等人编辑、在法国巴黎出版的《全民月刊》上，第一次公开向世界宣传长征。同年7月，《随军西行见闻录》单行本图书（64开本）在莫斯科出版发行。以此为标志，世界上第一部描写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著作问世，陈云也因此成为第一个向世界报道长征的人。

1938年1月，《全民月刊》停刊。中共在巴黎主办的另一份有影响力的海外报纸《救国时报》，将陈云所著《随军西行见闻录》与该报连载的杨定华（即邓发）所著《雪山草地行军记》（1936年12月28日至1937年6月25日）、《从甘肃到山西》（1937年7月5日至1938年1月20日）三篇文章合集为《长征记》出版。这部《长征记》应该是系统、完整地叙述长征历史的第一部单行本图书，两位作者陈云、邓发均是长征的亲历者，其史料性、文献性和真实性无与伦比。不久，《长征记》的俄文版由苏联国家政治读物出版社在莫斯科出版。

薄复礼：

最早口述亲历红军长征的外国人

第一个向英美等西方国家口述自己亲历长征的人，是一个名叫鲁道夫·艾尔弗雷德·博斯哈德·勃沙特的英国籍瑞士传教士，他为自己取的中文名字叫薄复礼。

1934年10月1日，是薄复礼来中国第12年的纪念日。在这天，他和妻子露茜在完成“复活”祈祷活动后回家的路上，被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部队红六军团以“间谍”之名“逮捕”。随后，他跟随萧克、王震等一起行军，前后共计16个月560多天，成就了其一生中最传奇的经历。

薄复礼被释放后，在昆明疗养的日子里，在妻子陪同下，把自己在红军部队的经历讲述给他的朋友利德尔等热心人士，整理出了一部回忆录。1936年8月，薄复礼的回忆录The Restraining Hand（《神灵之手》），交由英国伦敦哈德尔和斯托顿公司，于12月出版，成为西方最早介绍红军长征故事的图书。该书出版后，在英国引起较大反响，很快再版，第二年被译成法文在瑞士Editos Emmaus出版社出版。

书中，薄复礼如实记录了红军的行动，并在《自序》中感谢这段经历。1939年，薄复礼夫妇辗转美国、加拿大、日本，返回中国贵州，回到被红军“逮捕”的地方传教。后来，他十分真诚地对教友说：“别的外国传教士都怕共产党，我就不怕。因为我了解他们，只要共产党是我见到过的红军，就不用害怕。他们是讲友谊的，是信得过的朋友。我之所以要回国，主要是新中国还没有加入联合国，国际教会组织没有把这里作为传教的国家，所以几次通知我回国。这就是我要回国的原因，绝不是害怕共产党才回国的。”萧克和薄复礼也成了朋友，双方不忘长征路上的情谊。1987年，他们重获联系，互相致信问候，写下了红军长征与一个传教士的历史传奇。

范长江：

最早报道红军长征的中国记者

1935年5月，26岁的范长江赶到天津，找到《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表达了自己“要去考察西北，去了解红军”的愿望，胡政之当即答应，支付他每月15元的稿费，请他为《大公报》写稿。

1935年5月中旬，范长江离京南下，于7月14日离开成都，开始了他的“成（都）兰（州）之行”。此行历时10个月、3000公里，是范长江第一次独立新闻采访活动，也是他记者生涯的标志性事件。他先后写下了《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徐海东果为萧克第二乎？》《红军之分裂》《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等一系列报道，使国统区读者了解了红军和长征的情况，引起了强烈反响。

1936年5月，范长江回到天津，被《大公报》聘为正式记者。8月，天津大公报馆将范长江“成兰之行”的通讯作品结集为《中国的西北角》出版，“未及一月，初版数千部已售罄，而续购者仍极踊跃”。《中国的西北角》是范长江的成名作，也是其新闻生涯的早期代表作。史学界有人认为它“第一次真正、公正、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行踪和影响”。

1937年2月，范长江领受前往陕北采访中共红区、揭露西安事变真相的任务。在采访周恩来、林彪、张闻天、博古、张国焘等中共高层领导后，2月9日，范长江与毛泽东彻夜长谈。随后，他听从毛泽东的意见，改变留在延安搜集材料写长篇著作的想法，第二天日夜兼程赶回上海，于2月14日写下《动荡中之西北大局》，揭穿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关于西安事变的谎言。

1937年3月29日，毛泽东看了范长江的文章后，亲笔致信：“长江先生：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寄上谈话一份，祭黄陵文一纸，藉供参考，可能时祈为发布。甚盼时赐教言，匡我不逮。弟，毛泽东。”　　

范长江作为第一位正式以新闻记者身份进入延安的媒体人，以罕见的勇气、胆识和才能，写下了中国新闻的经典作品《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为现代中国写下了活的历史。

埃德加·斯诺：

最早完整叙述红军长征的外国记者

1936年春，埃德加·斯诺得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并与张学良达成秘密停战协议、一致抗日的消息后，认为“蒋介石十年来一直大喊‘赤匪’，接二连三地去消灭共产党，但是共产党依然存在，而且变得越来越强大了，他们到底是神话故事还是什么，西方人，包括中国人都不知道真相。这些年，红军一直在战斗，但没有任何一个外国记者，甚至没有一个外国人进入过红军控制的地区，如果我能去的话，就将获得世界独家新闻。而且这是一个全世界等待了九年的头号新闻”。在宋庆龄帮助下，他获得中共中央的允可，秘密前往陕北采访。

1936年6月3日夜，斯诺带着由刘少奇签署的介绍信、两架照相机、24个胶卷从北平出发了。7月9日，斯诺在安塞白家坪见到了周恩来。9日和10日，周恩来与斯诺进行了两天的谈话，随后为其安排了一个92天的采访行程。13日，斯诺在红军官兵护送下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今志丹县）。15日，毛泽东在自己的窑洞里会见了斯诺。16日、18日、19日、23日，他们就中国抗争的形势和方针、苏维埃政府的对内政策、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长谈。随后，斯诺听从毛泽东的建议，由吴亮平（即吴黎平，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等陪同，前往甘肃、宁夏的红军前线采访。

9月22日，斯诺回到保安。10月份，毛泽东接连十几个晚上，向斯诺讲述了自己的生平和长征经过。斯诺回忆，自己伏在那张铺着红毡的桌子上奋笔疾书，烛光映红了窑洞的墙壁。毛泽东幽默地笑着追忆往事，气氛十分随和。

10月12日，斯诺离开保安，于月底返回北平，投入到紧张的写作中，同时通过讲演、聚会、放映电影等形式，及时传递从陕北红区带回的消息。斯诺的新闻报道像一枚炸弹在中国大地上炸响，毛泽东和红军一下子成了中国和世界关注的焦点。在斯诺发表的诸多文章中，以在美国ASIA（《亚细亚》）杂志发表的《毛泽东自传》和《长征》最为著名。

《亚细亚》是从1937年的7月至10月，分四期发表斯诺笔录的The Autobiography of Mao Tse-tung（《毛泽东自传》）。接着，在10月和11月，分两期连载了斯诺撰写的Long March（《长征》）。这两篇作品均由上海复旦大学《文摘》杂志社组织翻译、编辑、出版。12月，《文摘》杂志因淞沪抗战爆发改名为《文摘战时旬刊》，迁至武汉编辑出版。

就像1937年11月1日出版发行《毛泽东自传》单行本图书一样，《二万五千里长征》单行本图书在1938年1月1日也被列入文摘小丛书，由黎明书局出版，成为第一部在中国境内公开以“长征”作为书名的图书，也是最早地完整叙述长征全过程的作品。

此前，英国伦敦左派读书俱乐部维克多·戈伦茨公司在1937年10月出版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1938年2月，其中译本《西行漫记》在胡愈之组织下以“复社”的名义在上海翻译出版。而早在1937年3月，在斯诺夫妇支持下，王福时、李放等爱国青年用不到10天的时间，就已经把斯诺撰写的报道翻译并编辑成书，假借上海丁丑编译社以《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为名，在北平秘密出版，成为斯诺陕北红区报道最早的中文译本。但那时斯诺还未完成《毛泽东自传》和《长征》的写作。后来，王福时陪同斯诺夫人海伦访问延安时，当场将此书面呈毛泽东。

伴着二战的硝烟，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被翻译成俄、德、法、意、西、葡、日、荷、蒙古等多种文字。而今，80多年过去了，《西行漫记》依然是了解现代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必读书。

《红军长征记》：

最早红军长征将士集体口述史

1936年8月5日，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出一封信：“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来稿请于九月五日前寄到总政治部。备有薄酬，聊志谢意。”

同时，毛泽东还向各部队发出电报：“现有极好机会，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必须出版关于长征记载。为此，特发起编制一部集体作品。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九月五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红军将士积极响应，纷纷撰写长征回忆录。中央领导、军委领导同志带头写作。做政治工作的陆定一、肖华、王首道等身体力行。在保安红军大学第一科学习的36名学员都是红军的高级干部，如张爱萍、彭雪枫、刘亚楼、杨成武、谭政、耿飚、周士第、陈士榘、童小鹏等，不少人也纷纷响应号召。

为出版《长征记》，红军总政治部成立了编辑委员会，主要成员有丁玲、徐特立、成仿吾和徐梦秋，整体工作则由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负责，并由其负责最后统稿。经过近三个月的努力，到1936年10月底，红军总政治部征集到两百多篇文章，约50多万字。毫无疑问，这些文字在长征回忆文本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二万五千里》编辑完成后，并没有付印出版，编辑委员会抄存了极其少量的内部誊清稿。目前考证存世的仅有两部。一部留存于延安总政治部宣传部，一部则在1937年上半年经由地下交通交给在上海负责恢复白区工作的冯雪峰。

《二万五千里》为什么没有及时印刷出版呢？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标志，中共和红军在陕北苏区的危机得到了化解，中共中央在政治上、军事上打开了新局面。这时候，红军开始东征，丁玲等也赶往前线，《二万五千里》的编辑工作也因此暂停。从1936年8月发出征文启事，《二万五千里》在延安的出版工作经过6年的等待，迟至1942年11月才正式排版印刷，最终确定书名为《红军长征记》，分上下两册，选定文章100篇，32开，412页，作为“党内参考资料”铅印成书内部发行。

这场征文活动，可谓是中共党内和军内第一次大规模的集体文化创作活动。但遗憾的是，中共中央和军委重要的领导同志，均没有撰写文章。由于工作繁忙和时局变化，毛泽东为《长征记》撰写“总述”的愿望也未能实现。

1954年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编辑出版的内部读物《党史资料》，选载重印了《红军长征记》的大部分内容，受到热烈欢迎。第二年5月，人民出版社将此书改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公开出版，再次对全书内容进行了增删和修订。从此，红军长征的故事和精神走进了千家万户。　　

世界，就是这样知道长征的。■

（作者单位：解放军出版社军事编辑室）

（责任编辑 王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