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对中国革命胜利有重大的贡献。西北的中国共产党人前仆后继推动了西北革命的曲折发展。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先后领导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陕北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后来在刘志丹、谢子长领导下，成立了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达到了完全统一。谢子长同志负伤去世后，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两军在刘志丹统一指挥下，粉碎了第二次反革命“围剿”，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定、安塞、靖边、保安六座县城，把两个苏区联成一片，创造了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北上抗日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甘根据地后，不但解决了由于“陕北肃反”造成的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危机局势，而且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的力量。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国共协议，将陕甘宁地区二十三县划归中国共产党领导，组成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模范区域。中国革命在陕北地区实现复兴并迈向全国性的伟大胜利，为创建新中国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黄土高天举红旗”：

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革命者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陕北革命根据地和陕甘革命根据地。这些根据地不但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也为党中央和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又是中共中央指挥抗日战争和解放西北的战略大本营，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西北共产党人前仆后继在陕甘地区开创了中国革命新天地。“陕甘边﹑陕北两个地区的党组织在三十年代前，先后发动了武装革命、创立根据地的斗争。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双方逐渐互相联系，互相配合互相支援，最后在刘志丹、谢子长同志的领导下，于一九三五年二月成立了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达到了完全统一。谢子长同志负伤去世后，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两军在刘志丹统一指挥下，粉碎了第二次反革命围剿，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定、安塞、靖边、保安六座县城，把两个苏区联成一片，创造了大片革命根据地”[1]。这就是陕甘革命根据地。

陕甘根据地从根本上改变了“北上”红军长期转战的艰难处境。当时在西北实地考察的《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范长江发表于1935年11月9日的通讯报道写道：“此次毛泽东以不及万人之疲惫的徒步之师，截击与追击之者，不下数万人，如跟踪以入陕北，不但毛泽东一路将散亡大半，即刘志丹之老家，亦将大受影响。然而政府军追过环县以北后，此寥若星辰之民众，皆避不见面，使政府军之饮水粮秣，皆无法解决，道路亦无人引导，陷于进退失据的苦境中。彭德怀于洞悉此种情况后，乃集结其饥疲的红军约五千之众，于陕北边境上做猛烈反攻，追击军乃不得不相继退下，未敢再行深入。此种反攻之动作，或为‘老毛不弱’的表示，而其反攻之可能，不能不归功于刘志丹之民众组织基础。”[2]陕甘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处于危难之际“成为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北上抗日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陕北、陕甘边的党、革命武装和人民群众，在刘志丹、谢子长同志的领导下，立下重大的功勋，应当载入光荣的史册”[3]。

“到陕北去”：中国革命

转危为安的关键性战略抉择

1960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他的“老朋友”，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并接受了斯诺的采访。斯诺问毛泽东：“在你一生中，当你观察中国革命的命运时，哪个时期使你感到是最黑暗的时期？”毛泽东回答：“张国焘闹分裂，那是最大的困难。”[4]毛泽东和斯诺会谈的时候正是中国处于“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没有谈当时的困难，而是将目光投向长征，由此可见张国焘试图用枪杆子“审查”中共中央政治路线的举动对毛泽东的刺激之大，影响之深。

中共中央、毛泽东巧妙摆脱张国焘威胁，率领中央红军单独“北上”后确实经历了许多严峻的考验。“北上”只是宏观上确立了前进的战略方向，并未解决当时更为迫切和现实的“落脚点”问题。中共中央迅速离开张国焘控制的势力范围后，虽然迅速脱离了险境，但是也影响了当时坚持“北上”部队的士气。当时担任中央红军所属红三军团政治委员的杨尚昆回忆：自从1935年9月9日，中共中央摆脱张国焘威胁后，“本来，中央不让向下面随便讲张国焘闹分裂的事，但是，许多中下级干部还是知道了，一路上情绪不太好”[5]。还有，由于对西北地区缺乏必要的了解，加之环境恶劣，当时中共中央还曾对发展前景做过最坏的打算。为了预防万一，毛泽东还曾动员参加长征的林伯渠、谢觉哉等几位年纪比较大的老干部想办法离开队伍，保存实力，再谋发展。1936年2月，谢觉哉在延安对西北干部高朗亭回忆过自己当时的亲身经历。在翻越大雪山后，毛泽东曾对谢觉哉说：“看来咱们的部队是要长期无后方地打游击，你们年纪大了，在部队上长期拖下去，会把你们拖死的。到了甘肃以后，你们可以自找掩护关系，到白区去做党的地下工作，请预作考虑。”[6]快到哈达铺前，毛泽东的态度依然很谨慎。林伯渠到延安后也曾对刘景范回忆过当时的情景：“中央红军长征快走到哈达铺时，毛泽东同志把徐老、董老、谢老和我找去，对我们说：‘红军到甘肃以后，你们几位老人是不是化装辗转到南方去，找我们留在苏区的地下党，不然你们会被长途行军拖垮的。’”[7]从董必武和林伯渠的回忆可以看出，毛泽东、中共中央的“北上”战略，现在看来是高瞻远瞩和改变中共命运的正确抉择，但是，当时还处在与张国焘“南下”战略相持阶段的特定历史环境下，尤其是“北上”又不断遇到困难时，摆在中共中央面前的迫切任务是用实践来验证“北上”战略的正确性。

正在“北上”战略遭遇严峻考验之际，陕甘根据地的突然出现彻底扭转了中共中央的艰难处境。毛泽东和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以及全体红军指战员在哈达铺得知陕北有一块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根据地后，欢欣鼓舞溢于言表。这在历史亲历者的回忆中有许多介绍。杨尚昆对毛泽东等发现陕甘根据地的来龙去脉和中共中央改变原有决策有较为详细的回忆：“在哈达铺，我们才知道陕北有刘志丹的部队，有一块根据地。”“知道这些消息后，毛主席非常兴奋，说你总要找一个地方歇脚呀。他召开了一个小会，决定向陕北红军所在的那个地方走，就是向延安西北方的保安那里走。过了几天，部队进到通渭县的榜罗镇，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改变俄界会议关于在接近苏联的地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8]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得知陕甘根据地后，在处理张国焘“南下”问题上也渐趋主动和公开。杨尚昆回忆：“在哈达铺，毛主席还召开了全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把陕北有红军以及支队新的进军方向告诉了大家。部队经过长途征战，的确非常疲劳啊！何况，长征中相当一段时期在藏民区行进，那里人口稀少，又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扩军、筹粮都很困难，大家都希望早点找到一个人口较多的地区创造根据地。听说陕北有红军的消息后，大家都非常振奋。在这次会上，毛主席还把张国焘同中央闹分裂的事给大家讲清楚了。”[9]聂荣臻回忆：“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同志召集第一、三军团和中革军委纵队的团以上干部，在哈达铺一座关帝庙里开会。他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他说，我们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张国焘说我们是机会主义，究竟哪个是机会主义？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10]时任中央红军陕甘支队第一纵队第四大队政治委员的杨成武回忆：在哈达铺召开的团级以上干部会上，“毛主席在形势分析中还谈到四方面军和张国焘。”“毛主席说：张国焘看不起我们。他对抗中央，还倒打一耙，反骂我们是机会主义。我们要北上，他要南下；我们要抗日，他要躲开矛盾，究竟哪个是退却，哪个是机会主义？我们不怕骂，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11]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抵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后，中国革命实现了转危为安的关键性转折。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对中共中央长征抵达陕甘根据地的意义进行了高度肯定：“有人说（例如张国焘）：中央红军失败了。这话对不对呢？不对。因为这不是事实。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部。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说：‘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我们说，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存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来说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占领我军原有阵地的方面）来说是胜利了，在另一个方面（实现“围剿”计划的方面）来说是失败了。这样说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完成了长征。”[12]正因为有陕甘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既成功应对了张国焘闹分裂造成的内部挑战，也打破了国民党围追堵截，成功将革命大本营奠基西北的战略转移。

“我们的一切工作在这里先行试验”：

陕北成为中国革命的战略枢纽

中共中央抵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后，陕甘地区的革命有了新的大发展。一方面，中共中央迅速制止了当时的“陕北肃反”，使陕甘革命根据地转危为安，另一方面中央红军和当时的西北红军在毛泽东等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扩大了西北革命的影响。随后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陕北地区成为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模范试验区。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抵达陕甘革命根据地之际，正是陕甘革命根据地处于严峻危机的时刻。“一九三五年秋，在陕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被贯彻到政治、军事、组织各方面工作中去，使执行正确路线的、创造了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刘志丹等遭到排斥。接着在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中，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干部又被逮捕，从而造成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同年十月中共中央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纠正了这个‘左’倾错误，将刘志丹等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因而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险局面。”[13]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这一历史功绩被陕甘人民深切缅怀和传唱歌颂：“满天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天。”

中共中央抵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后，迅速投入到反“围剿”战斗之中。中共中央抵达甘泉县下寺湾后，对当时的陕甘革命形势进行了分析，并迅速决策采取应对措施。中共中央分为两路，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中央红军南下陕北富县与红十五军团会合，领导了直罗镇战役，斩获颇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围剿”。直罗镇战役后，毛泽东对这场战役的意义进行了高度评价：“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14]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陕北逐渐成为中国革命的战略中枢。中共中央抵达陕北后，中国革命的重心从南方转移到陕北。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陕北地区逐渐引起全国和世界的瞩目：独树一帜，创建了民主施政的典范陕甘宁边区；推动大生产运动，实现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兴旺局面；领导延安整风运动，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了新的高度。1945年4月21日，中共七大前夕，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的报告，在总结中共革命历史经验的时候指出：“历史的教训就是要我们谦虚谨慎。过去有的同志很急躁，希望革命明天就胜利。但是可惜没有胜利，一拖拖了十年。有了三十万党员，几十万军队，头大了，急躁起来了，结果只剩了一个陕北。有人说，陕北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七大在陕北开会，这是陕北人的光荣。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实验区，我们的一切工作在这里先行试验，在这里开七大，在这里解决历史问题。”[15]中国共产党人从“黄土高天举红旗”，点燃陕甘革命星星之火，到中共中央长征抵达陕北，实现“革命中枢奠陕北”，推动西北革命成燎原之势，使陕北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铭记革命历史，中国革命的西北角永远值得关注！

注释：

[1][3]中共中央（1983）28号文件附件《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1983年6月20日）。

[2]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72页。

[4]《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页。

[5][8][9]《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页，第152页，第152—153页。

[6]高朗亭：《记忆犹新的谢觉哉同志炉边谈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2页。

[7]刘景范：《回忆林伯渠同志在陕甘宁边区》，载《光明日报》1981年6月26日。

[10]《聂荣臻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290页。

[11]《杨成武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275页。

[12][1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页，第150页。

[1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0—1001页。

[15]《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页。■

（责任编辑 刘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