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抗战不仅意味着国家时局的整体变革，也预示着个人命运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面临覆巢之危的历史变局之下，个人的选择是自怨自叹还是落地生根？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许多知识分子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选择在边陲小镇上以学术为业，以对知识和科学的信仰来保家卫国。中国李庄，不但为中国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学术精英们提供了一片没有战火硝烟、能够安定从事教学和科研的自由天地，更为日后新中国的奋进发展保存了学术命脉。中国的学术精神在这个西南边陲的小镇上得以绵延发展、不断前行。

对于学者来说，要在和平年代抛开世俗纷扰、专注地徜徉于学术天地，不是件容易的事，倘若想在战火的硝烟里保有这样一片安静的天地则更是一种奢侈。因为这片“安静的天地”不仅意味着没有来自敌机的炮弹袭击，没有猝不及防的跑躲空袭，没有顷刻间的房屋烧毁和生离死别，还意味着有随手可得的学术资料，有充足的纸墨笔砚，有良好的学术团队；更重要的是，还要以坚忍的意志为行使职业使命作保障。所以，“安静的学术天地”并非只是形容外在客观环境的普通言词，而是绵延在历代学者学术生活中的心理期待和行为追求，它需要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持久的精神传承性。

李庄，这个曾经在中国地图上渺无踪影的千年古镇，在抗战期间为那些南渡西迁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师生们提供了一处较为清净的教学科研场所。李庄小镇以其共赴国难、义薄云天的气魄保存了中国抗战时期的学术命脉，发展了多个学科的学术理论，延续了学术界艰苦卓绝的学术精神。中国李庄和避居那里的学者们的故事共同构成了抗战时期学术救国的重要内容。

寻找一片安静的学术天地

四川宜宾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城”，而位于宜宾市区东郊下游不到20公里的李庄小镇则被称作为“万里长江第一镇”。在抗战历史上，这座建制于梁武帝时期的西南小镇不仅打响了四川红色革命的“第一枪”，也在特殊时期为保存中国的学术命脉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战火纷飞的20世纪40年代里，李庄是一个因没有被载入地图而仍许江上渔歌、仍有寥寥炊烟、仍可远离战火的地方。当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同济大学师生四处寻觅安身之地时，李庄人民发去了“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十六字电文。这十六字电文不仅造福了同济大学，也让同样苦于找不到落脚之地的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等科研院所有了一处安全的避难之所。因此，从1940年起，一大批享誉中外的学者和高校师生陆续迁往李庄，共同在此度过了长达六年的乡野岁月。

据考，原本只有3000余人的李庄小镇在抗战时期延揽了外省人士1.2万余人。李庄人民把殿堂、庙宇、宫观、会馆、祠堂和自家小院腾出来给这些来自千里之外的师生们作为教学、科研和生活之地。同济大学搬进了李庄镇上的禹王宫、祖师殿、南华宫和东岳庙，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搬进了张家祠堂，中国地理研究所大地测量组驻进了王家院子，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搬到了胡家大院，中国营造学社搬进了月亮田。傅斯年、陶孟和、李济、李方桂、梁思成、董作宾、梁思永、林徽因、童第周、吴定良、凌纯声、夏鼐、吴金鼎等一批蜚声中外的学者常常匆匆行走在千年古巷的石板路上或是泥泞的田坎路上。乡亲们非常爱戴这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下江人”（来自长江下游的人），常常把自家的瓜果蔬菜分给教授们。梁思成和梁思永两兄弟家便时常能够吃到乡亲们送的新鲜瓜果蔬菜，逢年过节时还能收到乡亲送的猪肉。镇上的富裕人家也会轮流为穷学生们“打牙祭”，在周末时请他们到镇上的餐馆里吃上一顿饱饭。一部分外籍教授和留学生也跟随同济大学流寓李庄，与中国师生僻居乡野，共渡难关。波兰籍教授魏特因腹膜炎不治身亡，他的坟墓至今仍在李庄的天井山坟地。遗憾的是，我们已经无法确认它的具体位置。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美国学者费正清费慰梅夫妇、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等人也曾到李庄调查和访问。那时寄自海内外的邮件和电报，只要写上“中国李庄”便能准确送达。

虽然李庄地处偏僻，但清净的环境恰好使其成为学习的天堂。据统计，有36位新中国的院士和教育部学部委员曾在李庄工作和学习过。傅斯年、李济、董作宾、金岳霖、陶孟和、李方桂、童第周、梁思成、梁思永等人以他们在考古学、哲学、社会学、民族学、语言学、生物学、建筑学等方面的突出成就在1948年被评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在中央研究院有过卓越研究成果的陈（历史学家）、劳（历史学家）、凌纯声（中国民族学的先驱）和吴定良（人类学家）后来在台湾被评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济大学的师生也是人才济济，吴旻、吴式枢、王守觉等人成为新中国的学部委员和院士。

对于这些学者来说，抗战不仅意味着国家时局的整体变革，也预示着个人命运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面临覆巢之危的历史变局之下，个人的选择是自怨自叹还是落地生根？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选择在这个川南的边陲小镇上以学术为业，以对知识和科学的信仰来保家卫国。中国李庄，不但为中国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学术精英们提供了一片没有战火硝烟、能够安定从事教学和科研的自由天地，更为日后新中国的奋进发展保存了学术命脉。

弦歌不息，笔耕不辍

在李庄的岁月里，虽然没有空袭和跑警报的烦恼，但这些学生和学者们仍然面临着贫困、饥饿、疾病、文献资料匮乏、学习用品奇缺等严重问题。他们不仅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克服了种种困难，弦歌不息，笔耕不辍，潜心研究，还完成了一部部中国学术界的扛鼎之作。

以同济大学的生物学实验教学来说，李庄实在难以提供正规的实验场所和实验设备，甚至连基本的实验对象也只能因地制宜。时任同大生物学教授的童第周为了能给学生做胚胎实验，不得不常常与妻儿和学生扎起裤腿、拿着瓢盆到稻田和池塘里捕捉青蛙小鱼、收集蛙卵作为实验用品。缺少实验仪器，童第周自掏腰包花巨资购买了双筒显微镜。没有电源，他就带领学生利用太阳光或下雪天地面的“反光”充当实验照明光源。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童第周弦歌不息、笔耕不辍，发表了多篇有关生物胚胎卵子发育能力的高质量论文，引起了国内外生物学界的高度关注。

自从昆明迁川开始，梁思成、林徽因和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一边翻阅整理历史文献资料，一边对巴蜀古建筑遗存进行实地调查，试图填补中国建筑艺术版图上的西南空白。在低矮的农舍病床上，在昏黄的菜油灯光下，林徽因忍着肺病的折磨，通读了《二十四史》中有关建筑的内容，为《中国建筑史》收集整理了大量史料。梁思成也是忍着脊柱疼痛，依靠花瓶支撑下颌以减轻头部重量，利用钢板做的铁背心支撑上半身，在简陋的书桌前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书写。《中国建筑史》是中国第一部建筑史著作，它不仅弥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也纠正了西方对中国建筑艺术的偏见。此外，梁思成夫妇在李庄期间还合力完成了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等著作。如果没有这些著作，我们对中国建筑艺术的认知和传承可能还会延误更长时间。在梁思成的带领之下，中国营造学社经受住了战争的磨炼，在李庄保存和发展了学术实力。因此，李庄被誉为“中国建筑科学的摇篮”。

同样在李庄艰难支撑、笔耕不辍的，还有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一大批学者。人类学家李济在颠沛流离之中痛失两位爱女，但他强忍悲痛，完成了《西阴村史前遗址》《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两部著作，为中国在考古学和人类学方面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时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的陶孟和带领团队成员，根据战争形势需要以战时经济问题为主要研究内容。陶孟和之妻沈性仁女士在战乱中感染肺病，最终因肺结核撒手人寰。陶孟和一下子陷入了生活的孤寂之中，唯有对学术研究还抱有热情。在总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国的损失估计和谈判情形的经验之后，陶孟和写作了《抗战损失研究和估计》一书，为中国抗战胜利之后的赔偿谈判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精通甲骨文研究的董作宾潜心于古史年历研究，其数次易稿的《殷历谱》最终在李庄戏楼的一张门板上完成。这部巨著借助甲骨卜辞中对日、旬、月、年的记载解决了商代的年代问题，重建了殷商的历史轮廓。史语所石印出版的论文集《六同笔录》，更是凝集着傅斯年等众多史学家的心血。此外，还有很多学者的经典之作也都写于李庄，如建筑学家王世襄的三卷本文集《锦灰堆》中多篇文章、历史学家罗尔纲的有关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多成篇论述。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学者们也在李庄取得了不少成就，如李霖灿通过对纳西族东巴文化田野资料的仔细整理与潜心研究，完成了《麽些象形文字词典》和《麽些标音文字字典》的编撰工作。这两本著作成为我国东巴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曾引起国内外语言学界和民族学界的高度重视，李霖灿也因此被誉为“东巴文化之父”。

位于李庄月亮田的梁思成故居的大门至今还上挂着这样一副对联：“国难不废研求，六载清苦成巨制；室陋也蕴才情，百年佳话系大师。”这副对联是对学者们在国难时期传承科学文化知识的行为的盛赞，也是对他们坚毅的科研精神的弘扬。

以坚忍的意志探求真知

如今，在李庄工作过的学者们已先后离开人世，但他们坎坷的人生、坚忍的意志以及诚笃的求真精神却越来越走近我们。在如今天下太平、生活安稳的环境的映衬之下，他们作为学者的使命感越来越得以凸显。学者们对科研的执着没有因为李庄的偏僻狭小而受到限制，也没有因为李庄的艰苦环境而有所懈怠。他们留下的诸多事迹提醒我们，在那个内忧外患的年代里，在缺衣少食的江边小镇上，还有一段践行学术使命、传承学术精神的光辉历史。

费希特对学者的使命的论述提醒我们，从事学术研究不仅需要学者高度重视人类的发展进程、提升自身的专业才能并使之真正造福于人类社会，需要学者高度的自我约束，不畏艰险追求真理，还需要学者以客观、开阔的视野对世界做出冷静的判断。当年，梁思成背着铁马甲佝偻地坐在书桌前绘图、查阅资料和写作论著，常常忍着脊椎软骨硬化病的折磨工作到深夜，但依然精力充沛，精神饱满。肺结核病常常让林徽因大口大口地咯血，大量的史料阅读、整理以及写作工作只能在病床上完成，但她依然保持乐观和希望。正如金岳霖在给费正清的信中写道：“他（梁思成）仍然和过去一样，在上班之前和之后溜溜达达……”，“她（林徽因）是全身都浸泡在汉朝里了，不管提及任何事物，她都会立刻扯到那个遥远的朝代去，而靠她自己是永远回不来的”。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回忆道，“父亲在李庄时，画图很累，因为脊柱有病，带个铁架子，在书桌前工作时，像个虾米一样”。梁林夫妇坚忍的意志是一般学者难以比拟的。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说过，“士子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栓桔，真理因得以发扬”。使心志脱离于世俗的桎梏，才能使真理得到发扬。

曼海姆认为学者应该处于“自由漂浮”和“非依附性”的状态，这两种状态既可以指客观实际的生存状态，也可以指学者在学术研究过程中自由、独立的思想和心态。学者往往是在孤立的状态下奋勇直前，在与世隔绝中顽强探索，在默默无闻中完成自己的使命。被现代学者誉为史学界泰斗的何兹全先生在李庄时期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青年研究员，他最值得敬佩之处在于青年时期便养成了勤奋专研的科研精神。在何兹全的印象里，板栗坳是一个很适合读书的地方，“我荒疏了几年，更想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每天黎明即起，早饭后即去研究室。我的研究室极简单，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如是而已，连个书架也没有。每天读书抄材料”。何兹全是历难弥坚的学者群体的一个缩影，也是李庄学术兴国事迹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六年的李庄岁月对这些学者和学生原本漂泊不定的灵魂进行了淬洗与锻炼，使他们能在困境之下恪守作为学者的独立精神，并勇敢地、坚定地用生命去兑现自己的学术理想。正如傅斯年所说，“流寓西南……不以边鄙为陋”。中国的学术精神在这个西南边陲的小镇上得以绵延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责任编辑 刘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