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陈立夫28岁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其后历任“组织部”部长、“教育部”部长、“立法院”副院长等一系列高职，是民国时期举足轻重的实权人物。

林颖曾女士是陈立夫的小儿子陈泽宠的夫人。陈泽宠、林颖曾也是陪伴晚年陈立夫时间最久的亲人。从20世纪90年代起，林颖曾与丈夫多次往来台湾和大陆之间。2005年，陈泽宠去世之后，林颖曾仍旧坚持每年来大陆探亲访友，并以“立夫医药研究文教基金会”董事长的身份，促进两岸以及国际间医药、文教等相关交流。

年轻时的志向是做一名工程师

我的公公陈立夫，年轻时的志向是做一名优秀的工程师，以“工业建国”为己任。

1911年，陈立夫11岁，他和家人离开家乡浙江湖州，迁居上海，投靠他的二叔陈其美。到上海后，陈立夫考进南洋路矿学校预科班，两年后，正式进入该校读书。

他喜欢读书，各门功课都不错，数学、化学、物理尤其好。在南洋路矿学校四年，拿了7个学期的奖状。要获得这个奖，需要全学期的平均分在85分以上，而且全学期全勤，才有资格评奖。他有一学期没拿到，是因为那次请了两小时的假，去参加他哥哥陈果夫的婚礼。

从南洋路矿学校毕业后，陈立夫很想继续学业。但那时家中被袁世凯抄家，经济拮据，家里人更希望他去工作。求学心切的他打听到，天津的北洋大学学杂费和生活费都比较便宜，于是偷偷报考了。放榜之后，他惊喜地发现自己考中了。家里人同意了他的选择，并想方设法提供上学的费用。

在北洋大学，陈立夫读的是矿冶工程系。暑假期间，他和同学利用学到的知识，为老家湖州的大户人家测量田地、绘制地图，赚取学杂费，以所得辛苦读完大学。在测量土地的过程中，他们发现湖州南门外的弁山，可以作为毕业论文研究的对象。

学有所用。陈立夫那时候的理想，是实业救国。

他从北洋大学毕业后，很想去美国继续深造。当时，清华大学选派了一批学生赴美留学，同时也给外校学生提供两个奖学金名额，南方、北方各一名。公公在北方报了名，但最终没有被考取，因为北方名额已被他的校友李书田考取。公公说，李参加考试，他就没有机会了。李书田后来进了康奈尔大学，获得工程学博士学位。李书田的哥哥李书华，后来是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

虽然没有考取奖学金，但陈立夫听说，在美国可以半工半读，于是他还是决定赴美。刚巧，继祖母家中亲戚的小孩要留美，亲戚便委托陈立夫照顾那个孩子，并为此资助了他的路费。可惜那个孩子不适应国外的学习和生活，不久便归国返乡。

在美国，陈立夫原本打算入麻省理工学院或科罗拉多矿业学院，后来听说匹兹堡是煤炭和钢铁工业中心，于是他决定到匹兹堡就读匹兹堡大学煤矿工程学系。匹兹堡附近煤矿场很多，老师们几乎每周都带学生到一个煤矿去实地勘测，把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结合起来。周末，陈立夫就到附近的中餐馆去洗碗，赚些零用钱，以便半工半读完成学业。

1924年夏天，陈立夫从匹兹堡大学毕业，获得硕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题目是《中国煤矿业的机械化与现代化》。毕业之后，他参加了矿业局的训练，期间还学习了矿坑爆炸的应变措施。

陈立夫毕业后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砖瓦场任职。从混土、切割到加热，这些工作他都做过。他后来进入匹兹堡煤矿公司，开始从事有关矿坑的本行工作。大约半年后，又转入史克兰顿白煤矿区的麦文矿业公司。矿区当时有一万多名矿工，他是唯一的中国人。工作很艰苦，但他后来回忆起来，却始终觉得自己在那段时间非常充实。

在煤矿工作一段时间后，陈立夫突然接到他大哥陈果夫的电报，说继祖母杨氏去世了。陈果夫催促陈立夫回国，并希望他为国家服务、献身建设工作。

陈立夫回国后，即接到中兴煤矿公司总经理钱新之先生的邀请担任工程师。而这也是他平素的兴趣和志向之所在。但就在他即将动身前往中兴煤矿公司之时，收到了哥哥转来的两封电报，说是蒋介石先生给他的，要他去广州工作。

陈立夫到广州后，见到蒋介石，想当面向蒋陈述他的想法。因为留美期间他已对孙中山先生的主义学说及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详加研读，极为拜服。以实业报效国家，这是他的志愿。他已准备好，要去中兴煤矿公司接受工程师这一职位。但蒋不听他陈述，即任命他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在委任状中，蒋介石用了“陈立夫”这一称呼。其实，在那之前，别人都称呼他为陈祖燕。那是他的本名，立夫是他的字。

从此，陈立夫进入政坛。尽管这并不是他的本意。

抗战时期担任“教育部”部长

公公对自己从政时的经历，后来有许多著作。到晚年有一本回忆录《成败之鉴》，这本书里，有回忆他抗战时期出任“教育部”部长时所做的工作。最近这些年，大陆的学者，才有人关注到他的这段经历。

陈立夫1938年1月到1944年12月担任“教育部”部长7年。其间，正值抗战，不久前播出的电影《无问西东》，有一段说的就是那段时间的事情。

他接手“教育部”部长之后，首先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历史上罕见的高校大搬迁。抗战期间，大批高校西迁。最先动迁的是北大、清华、南开等几所学校，这几所学校的校长和知名教授、学者，如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胡适、傅斯年等，都积极策划联合内迁。学校先是迁到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后来又迁到昆明，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

经过长途跋涉，内迁的高校损耗极大，图书设备、师资紧张，再加上战时资金短缺，学校要不要继续办下去，是否需要合并，当时有不同意见。陈立夫提出：战时如平时，教育与军队一样重要，建设栋梁不可停滞；必要时将一些学校合并开办，但高校数量应有适当增加，特别是师范、农、工、医等专门学校。他先后设立了多所师范学院，还多方筹集资金，设立工学院、医学院等有特色的专科学校，为抗战培养了大批急需的人才。

陈立夫的另外一个重要工作是，改革大学的课程设置体系和课程内容。当时，中国的大学教科书大多采用外国的教材，课程体系十分混乱，没有统一的标准。

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部长后，多次召集教育专家和大学教师进行讨论，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有学者对他的这项工作做过梳理，我记得说到这么几点：

其一，对课程设置的标准做了规定。首先课程设置要与社会的文化和建设的方向相吻合；其次要注重基本知识的素养，力求专业科目的精要；最后删减无用的课程，增加水利、茶叶、丝绸等有用的课程。

其二，将课程分为必修和选修。为了让学生对我国的历史融会贯通，将中国历史定为必修课，包括中国政治史、中国经济史、中国法制史等；同时，将国文定为必修课，基本要求是能阅读古文典籍和写作文章，达到标准方能毕业。这样，国文与外文享有了同等的地位。

其三，改革教学内容。陈立夫直接参与改革并最终确立了163部书籍作为大学教材，如钱穆的《国史大纲》、王力的《汉语语法理论》和闻一多的《文学史》，等等。

此外，陈立夫十分重视体育教育，要求为学生建造运动设备，开辟运动场地。

抗战时期，陈立夫还设立了“贷金制度”。当时很多青年学子为了抗战来到大后方，他们的生活缺乏保障，读书更是困难。陈立夫认为，青年人是建设的栋梁，既要使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还要帮助他们解决实际的生活问题。“贷金制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台的。它规定，中等以上学校，家境贫寒或断绝经济来源的学生可以申请贷款用于维持生活和学习；而对师范生、保育生、边疆学生、抗战功勋子女等，则实行公费生办法。

“贷金制度”的实施，惠及千万学子，像杨振宁、李政道都靠“贷金”完成了学业。公公在《成败之鉴》中提到，20世纪80年代末，一位台湾学者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遇到好几位大陆学者，他们都是抗战中就读公费学校的受惠学子，台湾学者后将此事转述给公公，而他听后很是欣慰。说起来，为建设培养人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穿西装打领带的

养鸡场主人

1950年，公公带着家人经瑞士来到美国。最终，因为顾及孩子的学业，他决定举家定居新泽西州。当时，他有几个职业选择，去学校教矿冶学，或者教哲学，或者教中国文化。新泽西州是美国的养鸡中心，有朋友提议干脆养鸡。公公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彼时美国的蛋价不错，这是其中原因之一。

就这样，公公陈立夫和婆婆孙禄卿带着他们的儿女在新泽西州安顿下来。很快，他们和朋友就相中了当地一个养鸡场，想要买下来。养鸡场开价4.7万美元，允许先付2万，其余分10年分期付款。公公那时只有4000美元，他的合伙人也只有4000美元。他便想办法跟朋友借钱，凑够了2万美元，其中最大一笔，是孔祥熙借给他的，有8000美元。

我们后来问过公公，为什么选择养鸡。因为这跟他的专业实在差得太远。他幽默地说：“鸡不会像人那么复杂，鸡比人听话，鸡比人好管。”

养鸡场大约有5000只鸡，产蛋量相当可观，半年下来，竟然赚了5000美金。公公很高兴，干活越发卖力。他从前长期案牍劳形，有脊背疼的毛病，而在养鸡场干活，他则事必躬亲，100磅的饲料，都是他自己弯腰去扛。每天做大量体力活，有趣的是，时间长了，脊背疼的毛病竟然不治自愈。

我先生陈泽宠，是陈家的小儿子，那时候他不到10岁，也跟着哥哥姐姐一起在养鸡场帮忙。他后来回忆，那时候的生活非常规律，天亮即起，晚上很早就休息。养鸡的工作，有一定流程，除了喂饲料、孵鸡、捡蛋、大小分类、洗蛋、称重、包装和运送外，还得请专家打针。有一次鸡生病，把一家人都急坏了。所幸，医治及时，没有传染开。

陈立夫有一张照片，是在他新泽西的养鸡场拍的。照片上他穿着西服背心，打着领带，拎着饲料桶正在喂鸡。这张照片流传甚广，被解读成“陈立夫在美国很潦倒”。实际上，公公对这段经历并不讳言，他还把这张照片收进了《成败之鉴》里。他认为，卸甲归田，开养鸡场养活自己和家人，自食其力，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何谓潦倒！

也有人看了这张照片以后，怀疑他是在故意作秀。作家李敖有一次跟我先生一起吃饭，他问：“陈先生我冒昧问一句，你父亲打领带养鸡是不是在作秀？”我先生说：“你太不了解我父亲了，他非常尊重中国传统礼仪。他虽然养鸡，但常有慕名而来的客人，他觉得见客人不穿正装很不礼貌，所以平时他就打个领带，再带上围兜，如果有客人来，他赶紧洗手并摘掉围兜，不然还要进去换衣服。在他的想法里，衣服不见得要华丽，但一定要整洁。”

公公1950—1969年在美国定居，经营养鸡场多年后，因为美国东西高速公路通车，对他的生意造成影响。美国西部的养鸡成本低廉，鸡蛋源源不断地沿着高速公路被运到东部。公公他们生产的鸡蛋，成本高，价格竞争不过西部的鸡蛋，生意下滑很快，收入大幅度减少。隔壁养鸡场的犹太人见此情景，赶紧卖掉养鸡场，另觅生意。公公却不肯，因为那是一大家人的生活来源。

开养鸡场，除了遇到鸡瘟，还会遇到火灾，损失不小。有一次火灾之后，不知通过什么渠道，蒋介石知道了公公的窘境，寄来了两三千美金。那以后，蒋介石有时候一年当中也会邮寄一两次钱来。当时，家里大的孩子也去读大学了，只留公公婆婆和他们的小儿子，也就是我先生陈泽宠在家，他们无力经营养鸡场，又加上养鸡场遭遇火灾，最后才将它关闭，结束了为期8年艰辛经营的养鸡业。

我先生很怀念在养鸡场的日子。他帮父母养鸡，还跟着父亲拿着枪跑来跑去防野狗或是打黄鼠狼，很忙碌也很充实。养鸡场的鸡蛋，时不时会有些被碰碎，他母亲就用这些鸡蛋做蛋糕，做煎蛋、卤蛋。我婆婆手很巧，会做各种花样的鸡蛋制品，一家人百吃不厌。

那时候，拜访养鸡场的朋友有时候会留下来做客吃饭，品尝我公公婆婆的厨艺。他们的“陈立夫辣椒酱”，在华人中间口碑很好，后来就此变成了外卖，甚至卖到了旧金山。婆婆说，她的辣椒酱，也可以说就是现在流行的“XO酱”的前身。他们后来还研究成功了“陈立夫皮蛋”，一度很有名。另外，他们做的湖州粽子和年糕也很受欢迎。

公公婆婆那时未届七十之年，在体力方面还可以赚此种辛苦力气钱以度生活。

研究和发展中医及传统文化

养鸡场关闭后，公公没有从前忙碌。就在这时，有一位热心的中国人办的基金会，有意将普林斯顿大学盖斯特图书馆馆藏的数千本中医药书籍进行整理，并邀请他来主持这项工作。公公觉得这是有意义的事情，就答应了。

这批中医药书，是由犹太人盖斯特所收集。盖斯特是一位富有的商人，他年轻的时候患有眼病，遍访世界各地的名医，都没有治好。后来，到了中国河北的定州，那里的中医竟然治好了他的眼病。盖斯特觉得中医非常神奇，自那以后，他就开始收集中医药书籍，每年都拨出一部分资金特意请人帮助购买。若干年下来，藏书已经非常丰富。

一开始，这批藏书被带到了加拿大存放。后来，盖斯特遇到爱因斯坦，便提出把这批书交给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说他的研究中心不大，而且这批书和他的研究没有关系，他建议把书捐给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盖斯特按照爱因斯坦的建议，把书捐给了普林斯顿，这就有了普林斯顿盖斯特图书馆中医医药典籍馆。这批藏书数量庞大，胡适先生曾经花了两年时间，做了一个书目。

陈立夫就整理工作制定了一个目标，他想把中医药对各种疾病，例如伤寒、中风、糖尿病等是怎样治疗的，整理出一套书，以便进行中西对照。在整理中，如果有具体的药方，也要汇集起来。他的这个方案，受到基金会的支持。遗憾的是，后来情况发生变化，计划未能顺利实施。

陈诚去世后，蒋介石和蒋经国希望公公能回到台湾。1970年，公公正式返回台湾定居后，他的工作之一是奉命担任“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当时，很多人认为中医不科学，学院开展工作阻力重重。为了协调矛盾，他选了5位中医、5位西医、5位非医生人士，共15人组成学院的董事会，还邀请著名教育家郑通和担任院长，学院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后来学院办起了中、西的医院及学校，还每年向社会输送一批优秀毕业生，声誉很不错。公公担任这个职务长达30年，于2001年去世。

陈立夫重视中西医学的发展，他本人也得益于在整理推广传统中医学时获得的医学知识和养生经验。公公曾说，他的身体并不特别强壮，58岁就患上了糖尿病，还曾因胆结石及膀胱结石做过两次手术。但即便这样，他活过了100岁，在102岁高龄去世。

我的婆婆孙禄卿女士，比公公早几年去世，这对公公的影响很大。他们俩的结合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婆婆毕业于上海美专，喜欢理家，是标准的贤妻良母。她在平时的生活中，很注重艺术之美。这一点和工科出身的公公很不一样，公公更注重实用。这些差异，并不妨碍他们一辈子感情很好。公公常讲，“爱其所好，敬其所异”，这是他们的相处之道。

公公虽然在美国生活多年，但他是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中国人。在美国开办养鸡场期间，他利用工作之余，研究中国古代经典，写成《四书道贯》一书。这本书有10章，除了第1章《总论》和第10章《总结》以外，剩下的8章分别是《格物篇》《致知篇》《诚意篇》《正心篇》《修身篇》《齐家篇》《治国篇》《平天下篇》。这部书在台湾出版后，销售得很好。后来公公又应邀编写了中国文化基本教材6册，和教师手册6册，面向高中高职学生和教师。

公公从小受中国传统典籍的熏陶。他青年时代就写过国学方面的书，甚至还创制汉字的五笔检字法。由于那段时间每天想着点、划、直、撇、曲的笔画，他的大儿子出生时，起的乳名就叫点儿，老二叫划儿，老三叫直儿。我先生的乳名本来叫撇儿，因为不顺口，后来才改叫羽儿，因为他出生那天是关公的生日。

公公回到台湾定居后，还主持翻译了李约瑟博士的《中国之科学与文明》，在翻译这套书的同时，他又编成《中华科学技艺史丛书》，作为补充。

《时代周刊》封面照后面的玄机

陈立夫还有一张照片也很有名，就是1947年5月26日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的头像。其实，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张照片上不仅仅有陈立夫，还有孔夫子和中国农民。

以孔夫子和中国农民为照片背景，很能说明陈立夫一生的思想观念和信仰。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国家，这是中国的国情，要谈发展，就离不开这个前提。孔夫子是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想要凝聚人心，就应该理解儒家文化，这也是中国的国情。

我特别要强调，陈立夫一生都主张，中国人应该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比如，在抗战时期，他认为，战争结束后，我们需要重建家园，而重建家园，就需要文化作为精神原料。当时的大学里，教欧洲的地理，不教中国的地理，教欧洲的历史，却不看重中国的历史。陈立夫反对这样。他认为，如果我们连自己祖宗的历史都不知道，还怎么建设家园？他的教育理念，重视中国自己的政治、历史、地理、语文。他还把传统的六艺，也就是礼、乐、射、御、书、数，纳入教学体系。

他当“教育部”部长的时候，支持年轻人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也支持他们出国留学。但他一直强调，中国人不可以数典忘祖，不能忘记自己的根本。

在《成败之鉴》里，陈立夫讲到过他的一段经历。他童年的时候，在湖州老家就接触到了基督教。后来在美国史克兰顿白煤矿区工作时，他经常到一对美国夫妇家里做客，老太太教他水彩画、弹琴，到了安息日，他会陪老夫妇俩去教堂。尽管接触到了，但他并没有接受，也没有表示拒绝。他认为，在道理上，这和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是相通的，并无差异。

陈立夫还讲过他在矿区的另一段经历。一次，他在矿坑里帮助一位叫约翰的电器匠修电线，对方要他找个锤子来。他找到一个有些破的锤子，对方说：“这锤子像你们中国人。”他听了怒火上升，就用锤子打了对方一下。后来两个人就打起架来，工友跑来围观，工头也闻讯赶来。陈立夫当时的想法就是，你侮辱我的国家，我不能原谅你。工头了解情况以后，责备了约翰，并告诉大家，以后不许侮辱别人的国家。

这段经历给了陈立夫一个启示：对外国人不能示弱。所以，他回国之后，包括他在“教育部”任职的时候，一些政策的实施，其实都能看出他从教育方面增强民族自尊心的用意。

他后来又编成《孔子思想对世界的影响》《从根救起》《迎头赶上》等书，主张“将中国固有的德、性、质、能从根救起，对西方的物质科学，迎头赶上”。

即便是在今天，我想，传统文化还是联系世界各地华人的精神纽带。我们中国人讲究寻根问祖，过去我们通过为祖先扫墓的方式来完成。比如我，祖籍是浙江，我会去浙江寻根。现在，很多墓不好找了。但我们的文化依旧在，祖谱还能找得到，仍然是联系我们的纽带，是凝聚华人的精神所在。

他是一位慈祥的父亲

我先生陈泽宠，是家中的小儿子，他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大哥陈泽安毕业于台湾大学园艺系，后来赴美国求学，就读威斯康星大学和新罕布什尔大学，毕业后在新泽西州立大学做老师。二哥陈泽宁由台湾大学电机系毕业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后在一家公司担任研发工作。姐姐陈泽容，跟婆婆一样，对艺术有兴趣，学的是美术，后来从事电脑会计工作。我先生是普度大学航空工程系学士，工商管理和工业设计系的双科硕士，毕业后在洛杉矶工作，回到台湾后，从事进出口贸易工作。

陈家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没有人从政。实际上，公公没有明说不让后代从政，他主张让孩子们按照兴趣自由发展。现在的这种状态，也是顺从了各自的兴趣。

我公公晚年，很希望有机会来大陆。1992年，大陆记者团首次访问台湾，公公就表示，为了祖国统一，他希望来大陆访问。但因为李登辉阻挠，未能成行。1994年，邓小平先生90岁生日时，公公托人送给他一份特殊的礼物，就是自己的回忆录《成败之鉴》。这在央视纪录片《邓小平遗物故事》中有特别提到。

公公去世之后，我与先生有机会几次来大陆旅游、探亲访友及交流两岸文化、教育、医学等方面。我们去了老家湖州，也到了南京。2003年，在南京，我们还找到先生当年居住的房子。那房子位于常府街，当年是相对比较偏僻的地段。公公亲自购地建造，工科出身的他，很懂得建筑，从图纸设计、建材选择到房屋布置，他都参与了。

那是两栋三层小楼，西边一户是陈果夫，东边一户是陈立夫。我先生说，他家一楼是他父亲会客的地方，二楼是父母住的地方，他和哥哥姐姐住在三楼。那时候，陈立夫工作忙，常常很晚回来。为了见父亲一面，每天大清早，孩子们就赶紧起床，乖巧地坐在二楼卧室旁的一个小房间，等着和父母一起吃早饭。陈立夫有空的时候，还会带着陈泽宠，一人穿一只溜冰鞋，在二楼的走廊溜旱冰。算起来，那时候，先生也只是一个五六岁的小孩，那也是他童年最美好的回忆。

不管是小时候，还是后来长大成人，我先生一直非常尊敬他的父亲，认为他是一位慈爱的长者。他小时候，完全不知道父亲曾经是一位那样的风云人物。我先生跟随他的父母到美国后，帮助家里做很多家务，后来在普度上大学时，也是半工半读，和他父亲当年一样，到中餐馆去洗碗，是个“洗碗专家”。他后来评价他的父亲，说：“父亲离开了政坛，而我找到了父亲。”对我的婆婆来说，她找回了自己的丈夫。

2005年，我先生去世。之后，我还是常来大陆，很想找到回家的感觉。2016年，在南京市档案馆，我还查到了公公在1946年登记的户籍卡，户籍卡上的照片还很年轻，四十几岁的样子。■

（责任编辑 刘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