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清史稿》（中华书局1997年版）记载：“咸丰三年（1853年）十二月，有法轮船一驶入长江。”“咸丰十一年（1861年）四月，始至汉口通商，旋立九江市埠”。这就是说，1853年12月就有外轮入侵长江。

1858年11月8日，英军侵华专使（侵华英军全权代表）额尔金在巡洋舰“报应号”、炮舰“驱逐号”“迎风号”“鸽号”的护航下，乘巡洋舰“狂怒号”，率六艘英舰自上海逆长江西上，考察沿江通商口岸，沿途测量水线，制作精密水线图，搜集内地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和民情，为进一步入侵长江作准备。29日，额尔金率舰队到达九江，次日赴汉口。12月22日，额尔金由汉口返抵九江活动四天，留下兵舰四艘和360余水兵停泊近一个月，窥探九江口岸情形，为九江开埠作准备。

更有甚者，1861年2月11日，英海军司令贺布未经清政府允许，率五艘兵舰和800余水兵，由吴淞口直抵汉口，沿途窥测航道水况，探寻各类情报，完全无视我国主权。2月24日，英参赞巴夏礼乘坐军舰前往根据《北京条约》新开辟的长江口岸勘察形势。在镇江和汉口两地租界界址划定之后，3月22日，巴夏礼从汉口返回九江，妄图深入鄱阳湖地域，进一步控制江西省经济，经江西省官员一再劝说最终确定在九江开辟商埠。

1861年3月25日，江西布政使张集馨与英国参赞巴夏礼订立开辟九江英租界的约章《九江租地约》。至此，九江正式沦为英租界，直至大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得以收回。

开埠通商

九江签订《九江租地约》，是为设立“九江市埠”之始，亦为建立九江英租界之始。此后月余，1861年5月9日，美水师总领（美海军司令）施碟烈伦乘轮船到达九江。10日中午，美国旗昌洋行商人金宁谦和琼记洋行商人，亦乘轮船到达九江，在城西街区租地15亩，又“勘定九江城西琵琶亭空地三十亩”，后“增索五十亩，是为美立九江市埠之”（见《清史稿》1210页）。

中英签订《九江租地约》规定：“准九江府西门外地方，自龙开河口起，沿大江往东，至思口之西十三丈止，量得共长一百五十丈，进深一带六十丈，经本月十五日本参赞会同九江府、德化县定界，立明四至，共合地基一百五十亩”。又规定：“将此地永租与英国官宪，分为英国商民建栈居住。所应如何分段并造公路、管办此地一切事宜，全归英国驻扎九江府领事官专管，随时定章办理。”“自定此约之后，不准民人（笔者注：指中国人）在于界内再造铺屋等间”。

租界地东至九江府城西门外大街之功叙坊口，西至龙开河边，北至九江府城西门外大街之功叙坊口。然而，外国人并不以此为满足，不久租界地进一步扩大，成为各国侨民的居所和庇护地。租界中一切事务的“使用权”“管理权”“立法权”“司法权”及机构设置等，全由英国人掌握，是为国中之国。1862年3月，英人将湓浦港填筑为平地，辟为洋人公园，并建有学校和球场等。与此同时，海关总署税务司赫德于10月抵九江，强行设立九江海关（时称洋关）。并于1862年12月21日开关征税，进一步控制九江腹地的政治和经济，是为九江成为半殖民地之始，亦为九江开埠之始。

继1895年4月17日中日《马关新约》之后，各帝国主义国家为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于1901年订立《辛丑各国和约》，依据此条约，九江海关的管辖范围扩大到鄱阳湖西畔的姑塘镇。另据史料记载，1923年时，租界内的机构设置有：英国领事馆、工部局、巡捕房、日本领事馆、海关、邮政局、太古洋行、怡和洋行、美孚洋行、亚细亚洋行、台湾银行、日清株式会社、税务司署、巡江司、顺丰洋行、阜昌洋行、英美烟草公司、天主堂、天主堂医院、俱乐部等。并在沿江设有码头、货栈、趸船、栈桥，供进出九江的轮船泊港作业。我国的主权丧失殆尽，租界彻底成为国中之国。

反抗浪潮

租界划定后，原址中的300余户居民、店面和厘卡（注：旧中国征收厘金所设的专门基层机构）等被限定拆除，并强迫他们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失去自己的祖业，已让人们义愤填膺，况且迁移费每亩仅给五十千文，平均到每户只有十两纹银，迁移都不够用，何谈异地建房？对此，就连江西巡抚毓科也认为：“穷民实在无力迁移”。同时，又传言“英人逐出房主，不给分纹”“以致激成事端”。

为迫使百姓迁让房产，当局安排“体仁堂”（慈善部门）八名堂董组成“洋务局董事会”居间办理，仍然难以平息众人的愤怒。就在《九江租地约》签订的第三天，即1861年3月28日，居民自发地围在领事馆门前，提出抗议，欲找领事讲理，却被英军抓走一人。3月30日，在英领事官会同九江府地方官勘察地基、订立界石之时，再一次遭遇愤怒的居民抵制，并以砖石掷击官员。后又击破领事馆，情急之下，英人要求清朝九江地方当局应派兵镇压，在300官兵的强行驱散下，始“将界勘明，将石竖定”。

4月6日和12日，居民又两度自发地聚集在英领事馆处，反对英人强占家园，皆被英兵和清兵强行驱散，并抓捕方玉贵、吴鸣士、罗启友三人，杖责一百棍，枷号一个月以示众。同时，在英驻北京大使官的压制下，为讨好洋人，江西布政使张集馨，一面亲自到领事馆内安慰英人，一面下令迅速查拿带头闹事者，并将德化县知县张国经撤任，记大过三次。九江前营城守把总秦德荣、后营把总丁世昌等，各重责四十棍，各记大过一次。然而，民众心中的怒火仍在燃烧。时隔一年，1862年3月27日，就“开挖界沟”一事，百姓与租界内英人发生冲突，而英人竟开枪射击，打伤夏顺元店的伙计赵成武，此事再次激起九江民众的强烈抗议。迫于九江全体店铺店员的集体反抗，英领事当局不得不承担医治伤者的责任。此后，在租界和华界之间，仍时有纠纷发生，反抗浪潮一再掀起。

1909年4月26日，湖口布贩余发程初到九江，不懂租界规矩，步入租界内，当即遭英巡捕马士毒打致死。消息传开后，在九江务工的湖口籍木匠、泥匠、油漆匠和杂工等近二千人，“异常忿激，一律罢工，遍发传单，开会集议”，抗议英巡捕的暴行，强烈要求惩办凶手，安抚死者。码头工人亦参与罢工，拒绝为进出港的英国轮船搬运货物。九江总商会也召集五百商家开会，声援罢工的工人。据1909年第9期《东方杂志》载文称：“九江绅商学工各界，深为不平，分途开会集议，一面实行抵制，一面电请外交部，与英使力争，并又公举代表赴沪具控”。第11期《东方杂志》还载文称：“英人马士致毙华人余发程案……酿成抵制英货风波”。1919年，为声援五四运动，5月6日、8日和15日，九江各界举行罢工、罢市、罢课，抵制日货。这次罢工行动影响颇为巨大，是为九江规模较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之始。

伴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革命遍及大江南北，以工人为骨干的九江民众起而响应。1920年3月4日，在太古码头堆栈门前，英租界巡捕胡晋恩，无故将搬运工人黄万和打死，激起工人们的集体愤怒。各码头一致举行联合罢工，并向英租界提出四项要求：1.撤换捕头毕特尔及一号巡捕陈鸿德；2.引渡凶手胡晋恩依法治罪；3.租界巡捕不得任意伤害华工；4.各国军舰水兵在租界登岸，应先知会中国官厅。这次罢工在各界的支持下坚持20余日，迫使租界当局让步，并取得胜利。

1924年5月30日，日清公司职员阿发有意将搬运工人刘财明推入江中淹死。为此，日清码头工人当即举行大罢工。次日，在中共九江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码头工人亦举行了声援性罢工，最终在军阀大批军警的弹压下，宣告结束。

上海“五卅”惨案消息传到九江后，1925年6月7日，当地百姓的反帝爱国热情高涨，当即成立“反对帝国主义大联盟”“九江援助上海同胞惨死委员会”和“九江工、商、学联合会”，有组织地声援上海“五卅”反帝爱国运动。6月8日、9日和18日全市工、农、商、学各界纷纷集会，举行罢工、罢市、罢课和抵制日货大游行，码头工人罢工达二个月之久。大罢工期间，怡和、太古、日清三公司轮船抵浔时，既无华人坐客，也无工人为其搬运货物。6月11日的《工人之路》载文称：“九江之爱国运动，大致分为两个方面，其一为工人罢工，其二为抵制仇货，而运输工人之罢工，实同时为此两项运动之中坚。”

北伐战争中，北伐军于1926年11月5日光复九江，促使革命势力在九江迅速发展，随即成立中共九江地委，并在各码头组建十个党支部，各工会亦相继成立。在大革命的影响下，太古、怡和、日清三个码头工人，于12月27日下午举行联合罢工，以求改善待遇，并提出八项要求：1.承认工会组织，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利；2.公司成员和工友进退，须征得工会同意；3.不得借故开除、打骂工人，并不得扣罚工资；4.增加工资：篷船包工改为活工，趸船水手长工资增加一倍，其他水手一律增至24元，驳船每月工资总额增至60元；5.年终增发一个月工薪；6.星期日及节假日休假，工资照发；7.工人因病请假照给医药费，且不扣工资；8.各公司接到此条件后，限二日答复。按照罢工者的要求，各公司同意派代表谈判，并商定于当日下午6时，在日清公司进行谈判。当时参加谈判的有：总工会代表张太椿、日清公司买办俞惠臣、太古公司买办唐露泉、怡和公司买办欧阳桂堂和6名码头工会执委等。

这次谈判未达共识，12月29日再进行谈判。工人代表又提出两项追加条件：1.罢工期间工资一律照发；2.租界江岸通招商局的铁门，为工友必经之路，必须开放。这次谈判，日清公司接受了罢工者的要求，并于1927年1月3日在谈判文件上签定，4日即复工。唯太古与怡和两公司态度蛮横，谈判期间还无理拘捕罢工联络员一名，并在租界内设置路障，派英兵持枪巡逻，更加激起了工人的气愤。为支持这次罢工行动，九江市各界于30日宣布总罢工，工人纠察加强了巡逻，并禁止卖日用品给英国人。此时，就连租界内的中国籍巡捕也参加了罢岗，表示对工人的支持，并说“我们都是中国人，理应支持”。

正当九江太古、怡和公司工人罢工还在进行时，适值武汉各界民众为庆祝北伐胜利而举行集会，中央军事政治学院宣传员在街头宣传革命道理。1927年1月3日，汉口英租界发生英国水兵枪杀集会市民的严重事件，致使民情激愤，高喊反对帝国主义口号，要求收回英租界。汉口“一·三”惨案消息传到九江后，为声援武汉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收回英租界的斗争，中共九江地委决定举行集会游行，部署收回九江英租界的斗争。

1927年1月6日上午，九江万余工人、农民、学生及市民，聚集在大校场高喊反对帝国主义和收回英租界的口号，进行游行示威。就在这时，发生英国水兵重伤纠察队员吴宜山和击伤罢工工人事件，引起示威者的愤怒，高呼“冲进洋街去！”“收回英租界！”“打倒英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滚出去！”“不许洋人杀害中国人！”下午3时许，游行示威中的码头工人，手持扁担砸开铁门，冲进租界内。租界内的外国人恐慌中涌进英国兵舰躲避，停在码头边的英国军舰即向江岸发炮两响（为讯号弹）。

惊闻炮声，群情激昂，全市掀起了罢行、罢市、罢课活动，一致要求收回九江英租界。光复九江的国民革命独立二师长贺耀祖亲临租界察看事态，向英方表示“军阀害怕洋人，我们革命的北伐军是不怕洋人的！”并提出严重抗议。在英方不得不请求国民革命军派兵维持租界内秩序后，7日上午，经谈判，独立二师派第三团进驻租界。是日下午，邓演达主任率一排宪兵进入租界内巡视，秩序好转，收回九江英租界的外交斗争进入谈判阶段。

收回租界

1927年1月8日和1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布通告，斥责英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提出为顺应民意，以外交手段收回英租界。1月22日、23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向全世界和全国人民发布宣言。1月12日、28日，中国共产党亦发布《反对英水兵枪杀和平民众宣言》和《对于时局宣言》。在国际声援和国内大革命声势的强大压力下，1月11日，英国驻北京大使馆派特使阿马利到汉口，次日即与外交部长陈友仁会谈。由于英方没有诚意，以致谈了十多次，也未达成协议。

在收回英租界的斗争中，贺耀祖与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偕同九江关督、各军官长和各界头面人物，于1月8日在独立师师部商议：1.由九江关督向英领事提出抗议，并函催税务司回署供职；2.组织九江市民对英交涉行动委员会，处理租界事务。

1月9日，九江市民对英外交行动委员会成立，并向全国发布宣言，一面斥责英水兵杀伤我码头工人的行径，一面表示力争外交胜利，维护租界内治安，保护外侨安全，寻求全国各界通力支持收回英租界的正义斗争。1月1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委派赵畸和周雍能组建九江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即刻在英租界巡捕房办公，管理一切事务，恢复交通秩序，维护社会治安，并通告外侨照常居住。1月12日，程潜率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抵达九江，接替独立二师警备任务。当日，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伯渠即赴英租界视事，会见赵畸和周雍能，听取报告，并仔细察看租界内的房屋状况。接着还会见了市民对英外交行动委员会同仁，商讨反对英运动和收回英租界事宜，指出我们“反对英帝国主义”“并不反对一切外国人”。1月13日下午，万余名九江各界民众，在大校场再次举行反英示威大会，林柏渠在会上发表演说，并通过反英决议案，会后还进行了反英游行示威。此后林伯渠召集九江国共两党干部会议，多次发表演说，分析并阐述当时国内外形势，开展反对英帝国主义宣传，进行救济罢工失业工人和维持租界秩序等工作。

在维护我国国家主权与英国竭力维护在华利益的斗争中，英帝国主义一面指使驻北京大使馆特使阿马利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谈判，提出“将接收的英租界交还英国，然后由英人自动交还中国”，意在拖延时间；一面于1月11日派十五艘军舰由镇江、芜湖急往汉口，并施以各种伎俩拉拢各帝国主义与英采取一致行动，并派兵进入长江流域，对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其时，汉口江面有外国军舰48艘，九江水域亦有英国军舰6艘。据史料记载：“1月11日，美亚洲舰队开往上海。”“1月25日，法国增调上海安南兵二百人，英国增调印度兵四百人抵沪，日本驱逐舰四艘抵上海。”如许挑衅行为，均旨在挑起第三次侵华战争，以保持其在华的既得利益。然而，此举更加激起全国各地及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社团的强烈反对，国民政府坚持据理力争。

对英帝国主者的侵略行径，除少数好战分子挥舞战争大棒外，许多国家和进步团体表示支持中国的反帝斗争，反对英军在华的举动。其中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首先发表声明和公报，揭露英帝的阴谋，敦促“勿侵略中国”，要求世界海员“拒绝运输军队军械到中国”“各国海员反对英国侵略”。英国共产党、日本劳动组合等，均向英国提出抗议。海外华侨亦纷纷举行抗议集会，支持国民政府对英斗争。比利时当局宣布放弃在中国的租界，美、法、日、德等在进步势力的压力下，持观望态度，表示不完全跟随英国发动战争。如此，英国不得不放弃武力恫吓行为，逐渐撤出侵略军。

英帝国主义在外交失利和武力威胁未得逞后，不得不于2月7日恢复谈判，其主要议题是英国停止向上海增兵，撤退汉口、九江驻军。2月10日，英国外长张伯伦在伦敦称：“英租界收回，绝对由华管理”，但仅限于汉口和九江，其他在华租界仍由英人治理。2月17日，英方和我方就收回英租界协议进行会商。2月19日和20日，就收回英租界一案在共同达成的协议上签字。协议规定：“三月十五日英国市政机关即行解散；而租界区域内之行政事宜，将由华人之新市政机关接收办理。”“英工部局一经解散，国民政府机关接收办理”“英工部局一经解散，国民政府即当依据现有特别区市政办法……管理租界区域”“租界区域内之华人将与英国人民享受同等的权利”。

1927年3月2日，阿马利致函陈友仁称：“英国政府决定将英工部局章程悉行取消，并自3月15日起，将九江租界区域行政事宜无条件的移交国民政府办理。”至此，完成了收回九江英租界的条文规定。这是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首次取得的外交胜利，也是首次收回外国人占领的租界，是为我国革命史上光辉的篇章。■

（责任编辑 樊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