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西南联大教授曾昭抡率团对西康省进行的科学考察，是抗战科学史上的重要事件。其中，曾昭抡关于红军长征遗迹及其影响的调查，应属此次科考最有价值的内容之一。

1939年11月至1941年2月，香港《大公报》连载了著名科学家、西南联大教授曾昭抡的长篇科学考察记《西康日记》，详尽记述1939年7月至10月，曾昭抡率“中华自然科学社西康科学考察团”赴西康考察的历程。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部科学考察日记中，曾昭抡竟然追寻记述了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以及长征所经地区对当地百姓秋毫无犯并得到广泛赞誉的史实，而此事距红军长征仅四年。迄今所知，这是中国现代科学家对红军长征的唯一考察记录，其价值的独特性与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曾昭抡对红军长征是如何记述的，他为何要追寻红军长征遗迹？本文将从此次科考的缘起说开来。

西康科学考察简况

抗战的特殊时期迫使科学家离开正常的科研环境，把研究的视野转向广阔的大自然。这不仅是战时大后方经济建设的急需，是科研转向的时代要求，也使战时设备、仪器、药品奇缺的艰难状况得以弥补，更开创了科学家走出实验室，将理论与实际结合，以便为抗日救国服务的良好风尚。抗战期间，科学考察蔚然成风。1939年7月至10月，曾昭抡率中华自然科学社对西康省进行考察，就是时间较长、经历曲折、影响深远的一次科学考察活动。

1927年9月9日成立于南京中央大学的中华自然科学社，当时称“华西自然科学社”，是中国现代重要的科学团体之一。1928年7月，在中央大学举行首届年会时改称“中华自然科学社”，当时仅有社员26人。以后稳步发展，成为继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之后，国内又一综合性科学团体。曾昭抡大约在1938年加入该社，他先后担任社刊《科学世界》的专栏撰稿人、社内理事和学术部主任，对推进该社科学事业出力颇多，深为社员钦佩。

1938年11月13日，中华自然科学社在重庆举行的年会上，讨论了“为尽科学团体报国之责任，应从事边境科学考察工作”的议题，最后决定组成“中华自然科学社西南及西北考察团”，到两地进行科学考察。并且推定该社赞助社员教育部长陈立夫、西康省建设厅长叶秀峰、国立编译馆原馆长辛树帜，以及社长杜长明、社友胡焕庸、曾昭抡、屈柏传、江志道等人任筹备委员负责筹备。经过几多曲折，得到教育部津贴和西康省建设厅补助，考察团终于在1939年7月2日筹备起来。

中华自然科学社西康科学考察团正式组建时有成员10人，特聘西康省建设厅长叶秀峰为名誉团长，曾昭抡任团长，中央大学的朱炳海为总干事，考察团分为地理气象、农林畜牧、药物、工程四个考察组，其中，曾昭抡兼任工程组长。考察团后来有12名成员，分别来自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四川大学、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科研机构。

西康科学考察团的考察分组进行，因此所走的路线也不完全相同。曾昭抡对此作了说明：“考察的路线，最后一共分成四路，第一路由雅安直赴西昌；第二路经康定、九龙、木里，到云南省北部的丽江；第三路到九龙后，向西北去，经五须，到雅砻江边，归途经折多山回康定；第四路在九龙县境内兜一小圈后，归途经雅江返康定。”曾昭抡带队的工程组走的是第二条路线，从昆明出发到成都，由成都到雅安、康定、九龙、木里、丽江、鹤庆、邓川、大理，再返昆明，全程3220公里。这期间除了乘飞机、坐汽车、坐人力车和滑竿外，实际步行500余公里，骑马近700公里。同为工程组的陈笺熙，是在成都汇合后一起出发的。到九龙后，考察团路线作了调整，陈笺熙改随其他组行动。最后与曾昭抡同路考察的是杨衔晋、冯鸿臣两人。

1939年西康建省后，金沙江以西地区仍在西藏地方政府管辖之下，约占全省面积三分之二，考察团当时还难以进入。西康省管辖的只是金沙江以东地区，即宁、雅、康三属的38个县及金汤、宁东两个设治局。曾昭抡在日记中说：

在宁、雅两属的境地里，除却盐源县境内几处土司辖地以外，大部分仍然是内地风光。物产比较丰富，人口也比较稠密。大部分地方，要不是全由汉人居住，至少也有很多成分的汉人，因此风俗习惯，大体和内地没有多少区别。到了康属地界，一过康定往西，景象便完全不同。人民大部分是西藏民族，风俗等等和内地完全两样。就天然形势来说，那些地区，海拔很高，大部分是山地，因此物产也和内地大有区别。自来谈游西康的都是指到那一带而言。我们这次考察，去康定时，途中经过雅安、荥经、汉源三县，算是走过雅属的一半。在康属因为地域广阔，时间局促，只走过泸定、康定、九龙三县。不过我们很有理由相信，我们已经看饱了“关外”景色，只有宁属地区，虽然曾经穿过盐源县境的木里土司区域，可是那些地方比较特殊，不足以代表宁属的情形。

这段记录表明曾昭抡对这次西康考察成绩的肯定。有关此次考察，还有最后汇编的《中华自然科学社西康科学考察报告书》，1941年印行，并提供给西康省政府作决策参考。

追寻红军长征遗迹

1939年8月6日上午9时，曾昭抡率领考察团由雅安启程。

从雅安到康定，有南、北两条路，南路从雅安启程，经荥经、汉源、泸定等县，到达康定，北路经天全县到泸定，再与南路会合。团员王庭芳、严钦尚暂留雅安，等候朱炳海等人来到再走。随曾昭抡走南路的是谢息南、冯鸿臣、杨衔晋、陈笺熙、周子林5人。他们雇了3乘滑竿和4名挑夫运送行李和考察用具，全体都是步行。九天半的艰苦跋涉，先后在麻柳场、黄泥堡、汉源、宜东、化林坪、冷碛、大亨坝等处住宿。其中，在汉源县停留了两天，第六日也就是8月11日，他们从汉源出发继续考察，第九日，即1939年8月14日抵达泸定，在县城吃了午饭，当晚宿大亨坝。1939年8月15日，曾昭抡到达西康省首府康定县城，受到省建设厅长的热情接待。考察团各组的分工，工程组的曾昭抡、陈笺熙，主要是测量里程、海拔高度，观察地貌等。每到一处，曾昭抡都要详细记录考察所得，从不间断。植物组的杨衔晋，药物组的谢息南、冯鸿臣，边走边采集标本，比曾昭抡晚到康定一天。

本文所说曾昭抡对红军长征遗迹及其影响的追寻调查，主要就是在8月6日至15日，以及稍后一段时间进行的。考察团每日的行程及活动，曾昭抡在《西康日记》里都记得很清楚。《西康日记》第三编“雅康大道”，依次在“泸定”“泸定桥”“往大亨坝途中”“大亨坝”“往瓦斯湾途中”“瓦斯湾”等小节，以及第四编“康定及其附近—西康风俗概述”前面部分，曾昭抡记述了自己对红军长征遗迹及影响追寻调查的情况，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红军长征由衷的感叹与钦佩。

1939年8月14日中午，曾昭抡一行来到泸定县城，他记述道：

泸定县城，满露着红军过后的遗迹。这座本来不大的县城，经过一次焚毁，到现在四年多还未能恢复。对于过路的客人，它不过是一处可供凭吊的古迹。据来过的人说，未烧以前，要比现在热闹得多。虽说是一座县城，泸定并没有城墙围住。现在残留的街市，一共不过四百一十米长，八十米宽。主要的街道，是一条直贯的正街，这街现在是一条很宽的砂石马路，将来也许是公路的一部分。街由南往北去二百一十米，折向正西。西街长约六十米，尽头便是跨在大渡河上的泸定桥，北折又有一段二百米长的市面（也是很宽的砂石马路，属于正街的一部分）。

在记述了泸定县城街面、店铺、饮食、物价等情况后，曾昭抡接着记录道：

在泸定附近，大渡河由北向南流，和县城的正街平行。大渡河在这一带，也叫作“泸水”，亦称“泸河”；泸定的名称，便从此来。诸葛武侯五月渡泸水，前人以为即是此河，据现在看来，这说未必正确。在县城西端，东西横跨这河上的大铁索桥，名为“泸定桥”。桥的东端，现在还留着有“古泸定桥”四个大字的一块横匾。这桥富有历史上的意义。现存的桥是前清康熙四十年建造的。民国二十四年，红军从此过大渡河，守军原想把桥毁断，防止红军过河，后来桥被红军抢去，未能成功，只烧去一小部分，所以至今这座古迹，仍然存留着。……这座古老伟大的铁索桥，东西长三十一丈，宽九尺。托着桥身的一共有九条粗的铁链。铁链上面，铺着两层木板（上面一层直的，下面一层横的），作为桥面。此处河流险恶，站在桥上往下一望，形势很是雄伟。

此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曾昭抡用“古老伟大”来形容泸定桥的雄姿，这样的象征意义非常明白，显然是歌颂红军英勇保卫了这一历史古迹。

在《西康日记》第四编“康定及其附近—西康风俗概述”中，曾昭抡开篇就记述红军长征的壮举和西康人民对红军的好感：

随着新时代的发展，西康也逃不了新潮流的冲击。红军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足迹两度穿过西康省。民国二十四年的夏天，他们大批人马由贵州入云南，到昆明附近，折向北去，渡金沙江北行，在泸定过大渡河，续向北行，翻过大雪山，经毛儿盖，穿青海草原，进入甘肃，造成历史上有名的长征。在这事以后，二十五年，贺龙、肖克的部下，复由云南经丽江北行，直趋巴安，东折自理化，再向北行，经甘孜入青海。虽然红军因被国军追击，在西康境内滞留的时间很短，但是他们对本地人所留下的印象，非常的深。尤其是后一次，因为所走的是大道，康人对他们的回忆，更加感动。

曾昭抡还记述，有些西康人起初怕红军，将家中粮食物品寄存到喇嘛庙中，结果不免损失。而那些把东西丢在家里的康人，无论人是否在家，物品皆无损失。曾昭抡写道：

我们这次走过西康，在好几处地方，和不同的人谈话，结果他们（不论是汉人或者康人）全说，西康人民，对于红军，毫无恶感，有的反而有好感。

可以看出，为追寻红军长征遗迹及其影响，曾昭抡访问了不同地方、不同层次的人物，所得结论都是西康人民对于红军有好感。他对红军长征过西康的调查，时间距红军过此地时间不过四年余，当地人的印象还是新的，故而这样的调查记录真实可信。

《西康日记》对考察沿途各方面状况，如地理气候、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道路交通、宗教民族、风俗习惯、市场物价等，都有详尽记述，哪怕仅有两户人的小乡村都未遗漏。其观察之细致，记述之完全，在中国现代考察记中，恐无出其右者。更为可贵的是，曾昭抡当时为了确保准确及时记录考察和观察所得，许多文字都是在马背上边走边记录，到了驻地再整理誊写，考察结束回到昆明后，抓紧利用在西南联大讲课之余，第一时间将考察记录整理成文逐篇发表。

曾昭抡撰写《西康日记》，是严格按照科学考察的方法来记录所见所闻的。1939年11月至1941年2月，在香港《大公报》连载250期左右，前后持续一年余，创下了中国近代报纸长篇连载的新纪录。《西康日记》成稿时约15编，总计约40万字。经笔者在多家图书馆查询，终于将《西康日记》大多数篇章集齐，至于考察团的全貌，笔者在《曾昭抡评传》中有详尽记述，有兴趣的读者可看该书。

缘何追寻长征历史

曾昭抡为何热爱野外科学考察，缘何追寻红军长征历史，可从三方面来解读。

其一，出于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和强烈的爱国精神驱使。他有关科学考察的思想，集中体现在1942年7月发表的《边疆工作及其意义》一文中。他说：

边疆工作，可以帮助国家巩固边陲，捍御外侮。对这方面，我们自己向来忽略；我们的敌人（日本），却是格外精明。过去敌人在华北以及西北对于蒙回两族挑拨离间的事实，大致已为一般读者所熟知。即如最近滇边战事，敌人亦利用了一部分摆夷，在战事发生以前，他们早派有一批大学毕业生（男女都有），冒充中国学生，来到滇边各处土司，充当私人秘书。后来我方失利，怒江以西失陷，他们将假面目揭去，有少数土司便自然倒向敌人怀抱里去。这种工作，我们现在才觉悟，知道应该做。

曾昭抡的这些论述，表明他对于科学考察，并非是普通的爱好与追求，而是对边疆工作的战略意义有深刻独到的理解，因为这是关乎“巩固边陲，捍御外侮”的重大事情。

其二，曾昭抡所以要多方调查了解红军长征的情况，主要来自中共人士的影响。在日本侵华行径日益猖獗和国内政局加剧变动的形势下，他更加关注如何抵抗日本侵略和看待国共关系等重要问题。实际上，此时他已隐约感到民族解放的希望，应当要寄托在中共及红军那里了。

曾昭抡与中共人士的最早接触，大约是“一二·九”运动期间，那时他就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应邀在多种场合做抗日救亡演讲。曾昭抡最初获知中共及红军情况，来自1936年冬他率北京大学师生慰问团赴绥远前线考察防毒情况时，认真读完了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一书。抵达绥远城后，1936年12月3日，曾昭抡在《大公报》驻绥办事处，与时任《大公报》特派记者的范长江谈了一个晚上。1936年底，曾昭抡的《绥行日记》与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几乎同时在天津《大公报》连载的。

其三，曾昭抡遵循游记作品的最高原则是真实性。1941年7月，他发表的《谈游记文学》一文，清楚阐述了抗战游记文学主张，强调“真实的作品，永远是最好的作品，特别对于游记是这样。”曾昭抡提出：

最低限度可以做到的事，是自己对自己真实，不去捏造事实，也不妄事夸大。另外对于有些记载，最好先经过一番推敲，方才着笔，也可以免去许多不必要的错误和笑话……如果可能的话，应该找一位专家谈一谈，如此便可避免许多可笑的反科学的记载。

在该文中，他对记载红军事迹的《中国的西北角》倍加推崇。他提到：

游记近年来在中国受到一般人士的注意，始于丁文江先生对于《徐霞客游记》的介绍……范长江先生所著的《中国的西北角》，是一部获得广大读众的新时代游记，一度在全国风行一时。

通过曾昭抡的游记文学主张，对这位科学家的思想境界也能有更深的了解，可以更好地解读《西康日记》的丰富内涵，其最大特点就是用化学家观察实验现象的求实眼光，来看待外部世界。因此，真实性是他为文遵循的最高原则。正因为通过范长江及其作品对中国共产党人及红军有一定的了解，曾昭抡才会在西康科考中注意追寻红军长征的遗迹。因此，曾昭抡的这些文字是极珍贵的中国革命历史文献。

参考资料：

1.戴美政：《曾昭抡评传》，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曾昭抡：《西康日记》，连载于香港《大公报》1939年12月—1941年2月。

3.《中华自然科学社西康科学考察团报告》（油印本），1941年，重庆市图书馆藏。

4.曾昭抡：《边疆工作及其意义》，载《中国边疆》1942年第1卷。

5.曾昭抡：《谈游记文学》，载《读书通讯》第27期（1941年）。■

（责任编辑 樊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