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稍熟悉一点中国近代文史的读者，不会不知道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这位“大名鼎鼎”的英国探险家。他在国际学术界、探险界、考古学界、东西交通史学界可谓“跨界大师”，其三次在亚洲腹地的探险考古活动及其成果与著述，皆为近代文史学界所熟知。当然，在这三次斯氏探险考古活动中，其骗购巨量中国敦煌石室遗书，盗掘新疆和田、尼雅、楼兰遗址等恶劣行径，更让国人触目惊心，痛恨不已。

1930年，斯坦因原拟进行第四次中亚探险，但因受到来自中国学术界、文化界的强烈反对而作罢，并最终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他对此次探险计划之破产，恐怕也相当难堪，一直都讳莫如深，闭口不提，故而外界鲜有知其细节者。笔者近日查到一组北平《世界日报》相关报道，或可为解读斯坦因第四次中亚探险受阻始末提供旁证，让后世读者对这一历史事件有更为清晰、更为直接、更具“现场感”的认识。因资料难得，在此酌加整理，照录原文，依次如下：

斯坦因氏

曾在新甘盗窃古物

现又在新自由行动

携带钜款率领大队从事搜集

中央研究院呈国府迅予阻止

（南京十一月三十日通讯）英人斯坦因氏（即司代诺）曾在新疆甘肃，盗割各地壁画，发掘各地古迹，盗窃敦煌石室宝藏以去，为国人所共知。本年五月间，又复到京，行踪极为诡秘，中央研究院现函达外交部，索取此次在我国境内考古旅行之目的范围计划，以凭审核，暂勿给予护照。旋知外交部业已填发普通游历护照一纸，得该院公函后，即致函驻华英使，声明该司代诺等，此次如有搜集古物及携带出境情事，应将目的范围计划书送院审核后，再行出发。乃该氏对于此项通知，漫不理会，近据英美报纸所载，该氏已于本年七月出发，携有巨款，约华币百万元之数，带领人员多名，迳至华界。又据西北考察团人员称，该队已于九月抵疏勒，正在与新疆省政府交涉中。续闻该队业已在国境内工作，如此蔑视主权，挟巨款以从事于古物，国宝之消亡，史料之损失，更将莫可计画。且查该氏在二十余年前，初次来华之目的，虽以考古为招牌，实则受印度之英国居留政府所委托，以调查自印度入新疆甘肃陕西之军路者，故其沿路测绘，于用兵险要之地，尤加注意。英国政府酬劳，物锡以爵士。该氏于其著述中历历自述，如何盗窃，如何测量，乐道而不讳，且于我国状况新疆政治，丑言相加，似此情形，若再听其挥霍巨款，自由行动，实于国防有莫大之害。固不仅重要史料之损失也，中央研究院以外交部所发普通游历护照，既与该氏现所进行之目的不同，外交部续发之通知，该氏又置之不理，业已呈请国府，电令新疆省政府勒令停止工作，即日出境，一面请令外交部取消其游历护照矣。

—北平《世界日报》1930年12月4日

古物保管会再发宣言

反对斯坦因盗掘古物

就国际亲善立场详述了阻止理由

英人斯坦因携巨款入新省发拙古物，北平古物保管委员会，日前曾呈请国府行政院及教育部转传新省府驱逐斯氏出境，原呈现业志前报，近该会复用英文发表宣言，就国际亲善之立场，详举反对之理由，兹特节译原文如次：

今年春间，著名探险家斯坦因博士，向中国政府请求给予由印度入新疆护照一，发护照时，斯坦因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此行只在考察玄奘西行遗迹，并无他意。然曩近同人等接得报告，确知斯坦因此次由哈佛燕京社基金委员会印度古物调查所，及不列颠博物院董事会，为之补助钜款，其真正目的，乃在作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今按助款各团体所订合同中，有授权斯坦因将所采古物，以助款之比例，一一分配一项，可见斯坦因此行，不仅图谋在新疆发掘，并欲将考古所得古物及美术品，运出中国境外。上述各科学团体对于此事所涵可疑诸点，以及足以激起国内公愤之处，或尚有不知。同人等俱为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今愿就科学研究为国际亲善之立场，为上述各团体一陈之。（第一）中国国民对于本国已往历史，最为注意，今在中国举办此种大规模的考古事业，而伪称为考察古时商道，并出于素著盛名之科学团体代表，此实与其盛名有玷，而为始料所不及。若非斯坦因过去行为中屡屡证明此点，几令人不敢置信。斯坦因前数次考古，每以考察玄奘西行古道为藉口，其著作中如“受过教育之中国人所具之历史意识，以及余所恃为指南之唐僧玄奘，对于余考古所获诸物之解释，深有裨益”，见《古和阗》导言第七页，又“玄奘西域记亦可依据，无论知与不知，俱能引人之同情”，见《印度》第二册八〇五页。此次斯氏之重用故智，显而易见。然则补助斯氏经费之各科学团体对于斯氏用诈术取得护照之行为，其亦默许之乎？（第二）欲运一国古物出其国境，须（甲）用合法的手续向古物主有者取得，（乙）于全藏中取去一部分，而仍不损全藏之大体，（丙）古物所在之国家，无一人对此有研究之兴味，或能为之妥善保藏者，其不由此三途，即非为科学的考古学，而係商业的摧残文化。斯坦因历次考古新疆，即属此类也。例如敦煌鸣沙山石室所藏中国古卷子，俱係无价珍籍，而斯氏竟利用石室典藏道士之贪愚，报金少许，即自由携取而去。初不问石室藏书并非此道士私产也，今假定有一中国考古家，属为一宗教史研究者，至英国康特不里大寺，向寺僧私购寺藏古物而去，其事与曾何以异？而斯氏乃于其所著《中国西北考古记》第二册一五九页至二〇九页中，津津乐道，靦不知羞，真足以窥见斯氏之本性矣。夫敦煌所藏中国古卷子，自有其完善性，斯氏目不识一汉字，唯依己意以为有价值者，即割取以去，于是多数卷子在一处者，至是竟到处分散，价值为之大减。自斯氏开其端，法国、日本接续而至，于是敦煌石室藏书，乃散至伦敦、巴黎、东京诸处，而伦敦巴黎所藏近二十年来束之高阁，不加研究。中国人对于此种卷子，本为最适当之研究者，今不唯剥夺其主人之身分，即欲一窥所藏，亦复不许。补助于新考古队经费之诸科学团体，于其所为，以及其代表人物斯坦因氏，将复为此不名誉之行动诸事，其亦知之否乎？（第三）此种摧残文化之行为，各国皆有专法，以禁止未经核准之发掘及古物之出境，义大利并禁止古画售诸他国，一九〇三年潘贝来在俄属土耳其斯坦发掘，卒以所得全部，归诸俄国博物馆。即半独立国家埃及，亦且颁布法令，禁止不法之挖掘。一九三〇年六月二日，中国政府颁布古物保存条例，斯坦因氏之工作，按之此律，皆属不法行为。然则补助其经费之科学团体，亦欲斯坦因氏抵触中国国法，秘密工作，然后将所得诸物，偷运以出中国国境乎？（第四）同人等以为中国学者于外国学者，对于中国考古学之贡献，不惟不加以丝毫之阻抑，近十年来且与外国学者，订约合作，双方俱获满意之结果，惟是吾辈观迎外国学者参与中国之考古学研究。而如斯坦因氏之流，用欺诈之方法，从事发掘，将有历史与考古学价值之古物，秘密偷运出国之举，则不惜出全力为之阻止反对，同人等深信世界上所有真正从事科学的考古家，必能同情于吾辈，而以钜款补助斯坦因氏之诸科学团体，苟知斯坦因氏所用方法之不当，与夫将所引起之不幸，为真正之科学研究，以及国际间亲善起见，亦必毅然撤销其补助焉。

—北平《世界日报》1931年1月1日

新省府

驱逐斯坦因

阻止前进—勒限出境

【中央社南京十五日电】新疆省政府电复行政院，英人斯坦因行将抵省，已令沿途阻止前进，勒限出境。该氏考古工作，迄未实行。

—北平《世界日报》1931年1月16日

驱逐斯坦因事件经过

—徐炳昶、傅斯年之谈话

英人斯坦因（即斯代诺）入新采掘古物经古物保管委员会电呈国府严行禁止，蒋中正即于十二月八日电令新疆省政府处分此事，十二月十六日接金电呈云，“查斯代诺此次来新，其目的即在搜集古物，迭经英领请求，均严词拒绝，并将游历路线严为限制”云云。十一月三十一日行政院又电新省府云，“政府为维护国防及学术计，已令外部取消其游历护照，该省政府自应恪遵迭令勒令即日出境，切勿放任，致贻隐患。仍将遵办情形电复查核云云”。旋接新省政府来电，称已遵令办理，又昨日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徐炳昶、傅斯年对往访记者谈此事经过颇为详尽，兹志如次。

斯坦因之历史

斯氏乃大英帝国印度殖民政府之官吏，匈牙利生之犹太人，人极能干，对于中央亚细亚之地理知识亦甚有供献。彼初为印度政府测量局员，以才能出众，见赏于上司。在光绪末年，英俄对新疆西藏之争执紧张时，英俄各有人到新甘测图，斯氏即英人测图队之首领，曾详测由印度入新疆省直至兰州之路线。其中一部由印度测量局出版，名为《Merolrs on maps of Chinese Turkistan and Kansu,fromy the Surveys made during Sir Aurel Stein"s Explorations 1900—11 1903—5,Dehra Dun,1923》，于是新甘详图，入于印度政府之库矣。一九〇〇年彼始入新甘，一九〇三年，英兵入藏，此皆可憎氏（Lord Curzon）为印度总督时之积极政策之表现。斯代诺在新甘工作之总报告，其中详述其如何承印政府之命而行，感恩知己，溢于言表。其如何骗取敦煌卷子，及如何匆匆忙忙乱掘古物，彼自言之犹觉津津有味，以如此为人，实已不便许其再入国境。且此时吾国考古学已甚发达，古迹应尽国人先作，尤不便任外人匆忙掘取，致损古迹，且该氏发掘之方法，在今日已无科学的价值。

领取护照经过

斯坦因于十九年春，至京向外部领得护照一纸，其目的计划并未明言，且辞中央大学之请其演讲，盖欲不使人知其得护照也。果外部未加细查，遽尔发之。中央研究院及本会闻此，先后函质外部，外部乃函英使馆云，前填护照仅属普通游历性质，该斯代诺如有搜集古物之计划，须先送部转送主管机关，核准后方可起程。该氏置之不理，但于去冬末能入境时，告外交部如不得中国政府之许可，该氏不携古物出境。此语适以证明其有考古计划，而不肯送来，是既冒领护照于前，又不遵送护照于后。去秋该氏至新疆，未得入境，外部不知以何理由电其入境。去冬吾等始知该氏在美得款之经过，其详见前所登载上国府呈，彼所得巨款，实因许诺美国该团体以所得古物之全份。该会开会时，有人以中国国民革命军成功后，与前不同，在华学术事业，须与中国人合作方可，彼乃大动架子，谓“我不管少年中国之喊叫”，“我与濮兰德同情”，“中国并无中央政府”,“新疆并非中国领土”，“革命后事尤无聊”等等，更有不堪之词，并云，如彼有钱运动新甘当局，无不济事，于是又得运动（行贿）费六千美金。此等丑事，英国人如知自爱，应如何自惭。乃京津太晤士报发此妄论，盖此英国人之蔑视吾人之心理，至今不改。吾等自护其国防与学术，彼乃有“世乱叹欺主”之感焉，得不怒乎？中国学者，非不愿与外国学者合作，然须其人有相当品行，尊重中国主权，敬服中国学术然后可。如斯文·赫定君事，正其好例，英国人凭其大帝国之势力以相加，中国学者焉能忍此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