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宣言》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11月拟定，阐明共产主义的原则、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目的，规定收纳党员标准的党内重要文件。郑佑之是恽代英在四川吸收的共产党员，他在阅读《中国共产党宣言》后，以其中规定的党员标准培养、吸收党员，于1926年1月30日创建了中共宜宾地方组织；他还将《宣言》传递给赵一曼阅读， 用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培养赵一曼成为抗日民族英雄。《中国共产党宣言》对当今共产党员树立和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仍然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中，笔者就《中国共产党宣言》传入宜宾的途径作如下探讨。

《中国共产党宣言》的由来及主要内容

1922年11月25日，郑佑之在给赵一曼的信中说：“今带来《中国共产党宣言》一份、《女子参政之研究》一份、《精神讲话》一本（注：原件为“精神讲话一般”，疑有误），这三种书可以随便看。《两个工人谈话》一本（这是鼓吹无政府主义的，你要留心，并不是完全都对），《民治报》二张，你可查收。”信中还说：“《中国共产党宣言》是人人都看得的，但是未见得人人都看得懂。若是看不懂，歇几天又看，将来终究会懂的。”郑佑之传递给赵一曼阅读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其由来及主要内容是这样的：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中国社会内部出现了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的影响和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正式成立。相继，北京、天津、太原、济南、青岛、武汉、长沙、广州以及在日本、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中也建立起了共产主义小组。随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和列宁的建党学说传入中国，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历史使命被提上了日程。为阐明共产主义的原则、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目的，规定收纳党员的标准，“1920年11月，上海小组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共产党宣言》的中文稿已散失，目前能阅读到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文文本，是从苏共中央移交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中选出来的，由参加远东民族会议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主要成员、负责大会组织工作和英文翻译的张姓人氏，于1921年12月10日根据英文稿译成中文的。

《中国共产党宣言》全文约2300字，包括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共产主义者的目的、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三部分。

《中国共产党宣言》鲜明提出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在经济上“主张将生产工具—机器、工厂、原料、土地、交通机关等收归社会共有，社会共用”；在政治上主张“废除政权，如同现在所有的国家机关和政府”；在社会方面“要使社会上只有一个阶级（就是没有阶级）—就是劳动群众的阶级”。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提出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废除旧的国家机器，消灭阶级的主张。

《中国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奋斗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要使理想社会有实现之可能，就“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来领导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团结起来，通过革命的阶级斗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把“政权转移于革命的无产阶级之手”。

《中国共产党宣言》还深刻地指出，无产阶级获得政权，这不过只是共产党的目的之一部分，决不是说“资本主义的余迹，如反对革命的势力，都已消灭了”，“共产主义就很简单地实现了”，因为阶级斗争还是继续的，所以党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还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任务是一面继续用强力与资本主义的剥削势力作战，一面要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建设法。“一直到全世界的资本家的势力都消灭了，生产事业也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开始活动了，那时候的无产阶级专政还要造出一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宣言》的拟定，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好了理论上的准备，而且为党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指出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方向。    

1922年恽代英从沪带回《中国共产党宣言》

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恽代英，1921年10月应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陈愚生之聘，抵川南泸县任川南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第二年5月出任校长。1921年冬，恽代英在师生中积极倡议组织旅行讲演团，得到师生们热烈响应。1922年初，恽代英率团在宜宾县等川南九县广泛宣传爱国主义和反帝反封建思想，引导民众接受马克思主义。5月，在组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泸县支部”，恽代英为川南革命播下了“种子”。是年暑假期间，恽代英为给学校购置图书等，去了上海。

笔者认为恽代英此次去上海返泸州时，带回了《中国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宣言》的中文稿是1921年12月10日译成的，文稿经过了出席远东民族会议中国代表团中之共产主义者组讨论等程序后，从苏联传递回国内，距离恽代英离沪返川之时大约有9个月的时间。在这9个月的时间里，从当时的交通工具和印刷条件方面考虑，“这种重要文件”是翻印了的。即使没有铅印，转抄、复写、油印总是能办到的。总之，《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复制件应在党中央机关有一定数量的存放。恽代英到了上海，必定要去党中央机关汇报自己的思想和四川的革命情况，了解全国的革命形势。恽代英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有突出的工作实绩，在党内外有一定的影响，他与陈独秀等人有着革命工作关系和亲密的交往，是具备带回《中国共产党宣言》的条件的。    

据考证，1922年时，四川尚未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恽代英来泸州后通过巡回讲演团、通俗讲习所、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组织和活动，向青年和民众宣传马克思主义、逐步将青年引上马克思主义的轨道，指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为将青年引向更高的境界，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恽代英在进步青年骨干中培养发展团员，秘密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泸县支部”；介绍了宜宾县的郑佑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川南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同时川南的工农大众在马克思主义的启迪下觉悟开始被唤醒，反帝爱国思想滋生，创建川南地方党组织的基础初步奠定。    

党中央从开拓发展四川的革命形势、加快四川地方党团组织的建立和发展的需要出发，发给恽代英《中国共产党宣言》，恽代英带回泸州一面自学，一面用共产主义的原则、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目的教育培养青年，为川南地方党组织的创建做着准备。    

郑佑之经恽代英传递，读到《中国共产党宣言》

身处祖国西南宜宾乡野的郑佑之，为什么能够在1922年下半年就阅读到《中国共产党宣言》呢？笔者认为是恽代英传递给他的。

早在本世纪初就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郑佑之，在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和五四运动的促进下，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2年初，恽代英组织的川南师范学生巡回讲演团途经宜宾县宣传革命思想，使郑佑之直接受到教育。经友人引荐，郑佑之与恽代英开始书信往来，交流思想，讨论问题，探求真理，逐步达成共识。于是，1922年暑假初，在川南师范校园里，恽代英吸收郑佑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郑佑之成为了四川就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    

郑佑之是恽代英在川南发展的唯一党员，思想成熟，深受恽代英的器重和信任，被视为植于川南的“一粒种子”，被寄予川南革命的重任。当时在川南的党员只有恽代英和郑佑之，恽代英从上海带回《中国共产党宣言》如此重要的党内文件，定会传递给郑佑之学习。     

1922年7月恽代英离泸赴沪后，四川爆发了一、二军之战。杨森所属第二军败北，第一军赖心辉部占领泸县。当上永宁道尹的赖心辉部旅长张英下令免去恽代英川南师范学校校长职务。恽代英9月下旬从上海返校，10月中旬被扣留。经吴玉章等保释，恽代英获释。   

恽代英虽然获释，但处境仍然维艰，不能久留泸州。恽代英在被释放后的第二天告诉友人：“决定早些离去。”恽代英作出这样的抉择后，及时将《中国共产党宣言》传递给川南唯一的党员郑佑之，使郑佑之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青年，考察和收纳党员，创建川南地方党组织，让这“一粒种子”发芽、开花、结果。

郑佑之是《中国共产党宣言》原则和精神的实践者  

郑佑之在《中国共产党宣言》原则和精神的指导激励下，坚定不移地追求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顽强地为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奋斗。他创建了宜宾、荣县等地方党组织，教育人民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开拓和领导了川南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奋起“消灭私有制”，确立“社会共有，社会共用”的共产主义思想

共产主义者主张生产资料“社会共有，社会共用”，郑佑之率先响应消灭私有制，将自己的财产捐为社会共有共用。他在1923年4月13日给赵一曼的信中这样说道：“现在呢，我的家具多已送人，我的地方已决定待我死后捐入平民校（捐地方的遗嘱是去年写好，现在已向朋友们说出来了）……所以抱独身主义来实行社会革命。自然，革命的实现，期会还远得很，但我是要这样做起去的。”将《中国共产党宣言》传递给赵一曼的那封信中，郑佑之对打灭私有制的态度十分坚决、坚定：“说我要打灭私有财产，我硬要打灭私有财产。随便甚么古先圣贤的话，都压我不下了。他们的思想根本上与我们不相容，这一层你也要晓得。”郑佑之这个决策，显然是受到《中国共产党宣言》中共产主义者消灭私有、提倡公有的主张的鼓舞而作出的。他将私有的土地捐给平民校，立了遗嘱并转告朋友请求监督执行。他这种高尚的思想境界，追求真理的真诚态度，与传统观念决裂的精神，果敢无畏的实际行动，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他不仅将自己的财产交归社会共有共用，而且把自己的整个身心也交给了宏伟的共产主义事业。“抱独身主义来实行革命”，这充分体现了郑佑之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毕生追求。明知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实现“期会还远得很，但我是要这样做起去的”，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风格，这种“从我做起”的勇于牺牲精神，只有具备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人才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