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毛泽东曾评价中国近代政治家谭延闿“是一个聪明的官僚”“懂得中国的特点”，毛泽东早年也与谭延闿有相当程度的交往。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领导学生对张敬尧进行坚决斗争，公开提出将张敬尧驱逐出湖南的口号，从而发动了“驱张运动”。谭延闿此时支持“驱张运动”，对活动予以配合；20世纪20年代，中国曾经普遍掀起了省宪自治运动，这一运动首先起于湖南。在谋求湖南自治的过程中，毛泽东与谭延闿产生了冲突……这些毛泽东与谭延闿之间的往事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不可忘却的一幕。

20世纪60年代，章士钊曾与毛泽东谈及中国近代政治家谭延闿。毛泽东说，“谭延闿的学问是很好的”[1]，并向章士钊询问谭延闿是否还有后人留在大陆。章士钊说出谭延闿的侄子谭仲辉。毛泽东又详细询问了谭仲辉的情况。不久，谭仲辉被任命为苏州文史馆馆员。而毛泽东之所以有这一举动，主要由于他早年与谭延闿有相当程度的交往。

“驱张运动”中的合作

1918年，皖系军阀张敬尧乘直系军阀吴佩孚与冯玉祥打败湘桂联军之机，率军进驻湖南。随后，张敬尧被段祺瑞任命为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在湖南施行暴政、烧杀抢掠、为非作歹，无恶不作。湖南人恨之入骨，将他和他的三个兄弟骂作“虎豹豺狼”。五四运动发生后，湖南的学生积极响应。毛泽东便领导学生对倒行逆施的张敬尧进行坚决斗争，公开提出将张敬尧驱逐出湖南的口号，从而发动了“驱张运动”。除了发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公开揭露张敬尧的罪行外，还组织代表赴北京、衡阳、常德、郴州、广州、上海等地请愿。其中，毛泽东率领赴京代表团于1919年12月18日到达当时北洋政府所在地北京，并联络各界，制造舆论，将“驱张运动”推向高潮。

而作为湖南本地的实力派，谭延闿此时也有将外来势力驱逐出湖南的想法，故也支持“驱张运动”。他以军事手段相威胁，对毛泽东等人的活动予以配合。加之北洋军阀内部的矛盾斗争，张敬尧最终被迫离开湖南，“驱张运动”取得成功。1920年夏，毛泽东率代表团返回长沙，谭延闿亲临火车站迎接，以表谢意。此后，谭延闿对毛泽东个人的活动也予以了一定的支持。如毛泽东与易礼容、彭璜等人曾创办长沙文化书社，以传播新文化。书社成立前，毛泽东邀请谭延闿题写牌匾。已身任湖南督军兼省长的谭延闿亲笔书写“文化书社”金匾一幅，此后还资助了400大洋。1920年9月9日，文化书社正式开张时，谭延闿又前来剪彩，并带军乐队至现场祝贺。

湖南自治过程中的冲突

20世纪20年代，中国曾经普遍掀起了省宪自治运动。这一运动首先起于湖南。在谋求湖南自治的过程中，毛泽东与谭延闿产生了冲突。

谭延闿无疑是倡导湖南自治的主张者。在1916年的护国战争中，他便提出“湘事还之湘人”的口号，以排斥外省军阀控制湖南。在“驱张运动”中，他也曾多次提出类似口号。但由于担心引起北洋政府的干预，谭延闿对于真正实行自治一直持观望态度。直到直皖战争爆发，控制北洋政府的皖系军阀有倒台的可能，谭延闿才在1920年7月22日发表“祃电”，宣布在湖南废除督军制，实行地方自治和民选省长。

毛泽东在湖南自治的问题上则更加坚决。早在1918年新民学会成立时，毛泽东便有了争取湖南自治的想法。他曾称“当时新民学会有一个争取‘湖南独立’的纲领，所谓独立，实际上是指自治”[2]。而在“驱张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进一步产生以自治方式建设湖南的想法。1920年6月，张敬尧被赶出湖南。正在上海的毛泽东在《时事新报》等处发表《湖南人再进一步》《湖南人民的自决》等文章，谋求完全的湖南自治。

而毛泽东与谭延闿此时虽然都主张湖南自治，但二者的目的显然不同。毛泽东的目的是通过自治使人民当家做主，促进湖南以及国家的富强。而谭延闿的目的则是缓冲当时南北各派政治势力对湖南形成的压力，确保湖南本地官绅阶层的利益，而并不考虑广大民众的需求。这一区别从当时一些实际的举措便可看出。如1920年9月，谭延闿以省长身份在其官邸召开自治会议，邀请湖南各界人士讨论自治问题。所邀请者都是省议会和军政两界的官绅，因而遭到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对此，毛泽东坚决表示不支持，并明确反对谭延闿在“祃电”中提出的“湘人治湘”一类的主张；而主张以“湘人自治”代之。他认为“湘人治湘”是官治，不是民治；“湘人自治”才是民治。他“主张组织完全的乡自治，完全的县自治，和完全的省自治。乡长民选，县长民选，省长民选，自己选出同辈中靠得住的人去执行公役，这才叫做‘湘人自治’”[3]。双方还为此打了许多口水仗和笔墨官司。但随后不久，谭延闿就被赵恒惕赶出湖南，毛泽东与他的冲突也结束。

国民党内的共事

谭延闿一生曾三次主政湖南，但最终都以下台而告终。在经历了这一番政治起伏后，他最终做出了追随孙中山走民主革命道路的决定。1922年，他加入国民党。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陆海军元帅府大本营，谭延闿被任命为大本营的内政部部长和建设部部长。而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展开，毛泽东也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从而开始与谭延闿共事，使双方得以产生更多的直接接触。

1923年，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常常找谭延闿商谈统一战线的工作，力求争取谭延闿对国共合作的支持。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与谭延闿等12人代表湖南参加会议。谭延闿是这次大会的主席团成员之一；而毛泽东则在会上多次发言，并主动提出和讨论议案，引起谭延闿的关注。1月23日上午，毛泽东和谭延闿都被推举为国民党党章审查委员会委员。1月30日上午，毛泽东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谭延闿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会议闭幕时，孙中山任命谭延闿为大本营秘书长，并根据谭延闿的建议，在北京、上海等重要地区设立国民党地方执行部，向地方执行部派出中央委员。毛泽东参与上海执行部的组建，并担任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文书科代理主任。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反对国共合作的谢持、邹鲁等人于1925年11月23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的孙中山灵前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会议决定免去毛泽东等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的职务，并开除他们的国民党党籍。11月27日，谭延闿与毛泽东等人联名通电，反对这一行为，并决定在广州召开真正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而为了进一步与谢持、邹鲁等人作斗争，毛泽东和谭延闿都积极参加了1926年1月1日开幕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谭延闿等大会主席团成员的安排下，毛泽东于1月8日向大会作宣传报告。1月9日，主席团宣布毛泽东为宣传报告审查委员之一。1月13日，谭延闿又以会议主席身份主持通过了《关于弹劾西山会议审查报告书》。1月18日，毛泽东代表宣传报告审查委员会向大会提出宣传报告审查决议案；并于同日继续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月19日，毛泽东起草的《农民运动决议案》被大会通过。1月22日，谭延闿在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在包括毛泽东、谭延闿在内的众多人士的努力下，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坚持国民党一大的宣言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给国民党内的右派以有力反击。

1926年春，谭延闿又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名义在广州举办政治讲习班，并指定湖南政治研究会具体领导讲习班的工作。湖南政治研究会主要由湖南籍的高级将领组成，以研究湖南革命运动为宗旨。毛泽东与谭延闿等人组成了该机构的理事会。谭延闿为理事会主席，但主要工作由毛泽东等中共党员负责。因此，毛泽东也就得以担任政治讲习班的实际领导工作。湖南政治研究会及政治讲习班的成立与运作，反映出毛泽东此时与谭延闿在国民党内建立了比较融洽的关系。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谭延闿曾欲与毛泽东商议如何进行反击，但最终因苏俄顾问及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的妥协退让而未果。“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等进一步在国民党机构中排斥共产党，谭延闿的政治态度也开始左右摇摆。而为了推动北伐战争的深入，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努力下，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于1927年3月10日在汉口召开。此次会议原定3月1日召开，因蒋介石拒绝国民政府迁都武汉而延期至3月7日。随后，蒋介石又要求谭延闿将会议延期至12日，以待其从江西阅兵归来。在3月7日的预备会议上，谭延闿提出会议继续延期，以等待蒋介石前来。毛泽东等人坚决反对，并最终使谭的提议被否决。但毛泽东此时与谭延闿仍然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同样是在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建议增加提案委员会的人数，并使谭延闿被增补为提案委员会成员。正式会议开始后，作为会议执行主席的谭延闿又提议毛泽东等6人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委员。3月15日，邓演达提议，就湖北阳夏地区发生的农民运动惨案组建专门委员会予以处理。谭延闿又提议由毛泽东等人参与事件处理，并在随后对毛泽东的相关意见予以支持。

1927年3月之后，毛泽东又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所长，谭延闿已担任国民政府代理主席。此时，由于北伐战争的影响，各地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而破坏农民运动的事件也屡有发生。毛泽东和谭延闿说了有关情况，并主张竭力保护农民以消灭国民革命的敌人。谭延闿原本认为农民运动已经比较过火，但在听了毛泽东的意见后也改变了看法。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谭延闿又与毛泽东等人联名发表通电，声讨蒋介石的罪行，号召众人“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族之蟊贼”[4]。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谭延闿作为国民党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开幕式，并表示了进一步巩固国共合作的决心。

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其态度也最终发生变化。1927年5月20日，谭延闿与毛泽东以中华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布《全国农协对湘鄂赣三省农协重要训令》，指出国民政府必须依靠农民打倒封建军阀和土豪劣绅。但就在同一天，谭延闿却对湖南省当局称农民运动已失当，应着手加以取缔。在许克祥等人发动“马日事变”后，谭延闿又与汪精卫等人加以庇护，使无数工农群众被白白杀害。6月10日，谭延闿又与汪精卫等人参加郑州会议，并决定对中国共产党予以严厉制裁。会议结束后，谭延闿表面上与毛泽东等人于6月13日以中华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的名义发布训令，要求各级政府保护各地农民协会，但暗中却开始策划从国民党内驱逐共产党员的办法。7月15日，谭延闿与汪精卫公开宣布“清党分共”，并将国民政府主席一职让给蒋介石。这标志着谭延闿与毛泽东彻底的分道扬镳。此后，毛泽东率领军队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

毛泽东曾评价谭“是一个聪明的官僚”，“懂得中国的特点”[5]。而毛泽东与谭延闿的这一段往事也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不可忘却的一幕。

注释：

[1]龙永宁：《从绅士到革命家—我的祖父龙璋》，荣宝斋出版社2011年版，第287—288页。

[2]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0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23—524页。

[4]《武汉国民政府资料选编》，《武汉国民政府资料选编》编辑组1986年版，第149页。

[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6页。■

（责任编辑 陈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