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正在读中学的王蒙读了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感到此书“参尽天机天条，五种生产方式，历史必然规律，谁能违反？谁能改变？一读此书立即觉得是正义在胸，真理在手”。1980年4月，胡乔木在中国史学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在解放初期，全国都学习社会发展史，差不多几亿人都学了社会发展史”。确实，稍微上点年纪的人，对“社会发展史”都不会感到陌生。作为党的理论的重要内容，它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发生过深远影响。那么，谁是近代最早系统宣传“社会发展史”的人呢？

实际上，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社会发展史这个概念并不常见，一般使用“社会进化史”的概念。1924年，上海民智书局出版了蔡和森著《社会进化史》。目前，一般将此著述作为“社会发展史”宣传和传播的起点。实际上，同在这一年，另一位党的早期理论家也撰写了一部“社会发展史”。此人名叫张伯简。当时，他刚从苏联回国不久。他先是于1924年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连载了一篇《从原始共产主义到科学的共产主义》。1925年，又在国光书局出版单行本《社会进化简史》，同时配套出版了由他编制的《各时代社会经济结构元素表》。张伯简是谁，他的“社会发展史”主要内容是什么，形成了哪些影响，又能给我们什么思考呢？

打通赴俄交通线的人

张伯简的经历与蔡和森颇有相似之处。蔡生于1895年，张生于1898年，两人都参加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在国外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中共党员。回国后，都任职于中共中央宣传部，都做过《向导》周刊的编辑与发行工作。两人都英年早逝，蔡牺牲于1931年；张病逝于1926年。不过，蔡在党内的地位高于张，所以郑超麟在回忆录中把蔡称为张的“顶头上司”。

张伯简是中共早期党员。1898年出生于云南剑川，白族。他也是白族最早的一批党员。张伯简早年在乡任教，1919年在广州滇军医院任军需。1919年12月，辞去了滇军军需职务的张伯简加入了赴法勤工俭学的队伍。《各界勤工俭学生赴法情况表》记载，1919年12月共出发了两批赴法学生，即1919年12月9日乘坐“凤凰号”出洋的第八批和1919年12月25日乘坐“盎特莱蓬号”出洋的第九批，这样看来，张伯简应在其中一批。

1920年初，张伯简到达巴黎，一年后又转赴德国。由于史料缺失，对于张伯简这一年多的法国生活，我们知之甚少，只知道他在法国边做工边补习法语。1921年8月8日，他还撰写《勤工俭学变迁略史》一文刊发于《时事新报》，对“勤工俭学会”的成立经过论之甚详，并希望国内同胞支持“留法勤工俭学会”。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断，他积极参加了勤工俭学会的一些活动。

1921年，张伯简由法赴德，1922年秋，又由德赴俄。在德国生活的一年左右时间里，他参与了旅欧少共的成立，并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关于张伯简的入党的经过，目前有两种说法，都出自回忆史料。其一，与张伯简同时在德国的张申府认为，张伯简在国内就已入党。他说：“当时在德国的党员除了我们三人（笔者按：指周恩来、张申府、刘清扬）外，还有张伯简。这样我们四人组成一个党小组，开展活动。后又有高语罕、郑太朴、章伯钧等，这些人分住在两个地方，一部分住在柏林，另一部分住在哥廷根。”“在我们去以前，在柏林的中国共产党员已有一个张伯简……我遂与周恩来与刘清扬成立了旅德支部，加上了张伯简、谢与熊（笔者按：指谢寿康、熊雄），共得六人（谢不久即又退出）。”其二，郑超麟认为张伯简是在德国加入德共，然后按照共产国际的章程，转为中共党员的。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张伯简此前已经赴法，现存中共成立前后的文献中也没有他在国内活动的情况，由此可以肯定张伯简是在海外入的党。至于具体情况是否如郑超麟所说，还有待史料的进一步发掘。不过，张伯简与德国社会主义者交往密切是有据可查。1921年8月1日，张伯简曾从柏林给其表伯赵星海写有一信，谈到他赴德是参观“德国革命后劳动运动之趋势”，其中说到在德有“各处朋友”招待，导其参观学校工厂等。这里所说的“朋友”或许就是在德国的各国共产党人。张伯简在德期间，确实也积极参与德共的活动，1922年4月25日，赵世炎致李立三的信中就说：“最近寿康与伯简在德与德的C.P.接洽，他们被介绍去各城市演说。（即Front unique运动）（笔者按：即独立阵线运动）他们去了好几处，大受欢迎。黄面孔的无产阶级的代表与西方无产阶级接触，此其开端了。”1922年6月3日，张伯简还特意从柏林来到耶拿参加德国全国少年共产党大会。6月5日上午，在耶拿大市场召开国际宣讲大会上，张伯简和法、瑞、捷、奥等国少共代表先后发表演说，报告中国少年对于共产革命运动所作的努力的近况。

也就在这个月，旅欧少共成立，张伯简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有的文章记载旅欧少共成立时，张伯简被选任组织委员（书记为赵世炎、宣传委员为周恩来），但一直没有到任，而由李维汉代理。这可能来自于郑超麟的回忆，但郑的几篇回忆在细节上也有出入。在1960年11月14日的回忆中，他说，选举当天的会议他并没有参加，因事回厂了，所以对选举结果是“听说”的：“赵世炎是总书记，陈延年是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是张伯简，但因他仍在德国，因此先由李维汉代理，以后由于张伯简有言过其实的毛病，部长则正式由李维汉作。周恩来是管工人运动的。”在另一篇回忆中的记载更加详尽但也更具戏剧性：张伯简告诉人说，他手里掌握着一个秘密团体，有几十个成员，都是很好的，现在尚未到公开出来的时候。赵世炎信以为真，因此团结他，要他参加“少年共产党”，担任组织部长的重要职务。他因事羁留德国，没有参加第一次大会。以后，他回法国来了，李维汉以代理组织部长的身份接待他，要他交出这个秘密组织。他不肯，李维汉说：“我们的革命团体已经成立了，你还保持那个秘密组织干什么？”就没有让他做组织部长。同样参与了大会的尹宽1960年11月16日谈及此事时，则说担任组织的是周恩来，担任宣传的是他自己，而陈延年则任印刷。但是，查《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中央执委会组织委员为李维汉（1922年6月至10月），此时委员共三人，分别是赵世炎、周恩来和李维汉。当事人李维汉的说法则是：“约在一九二二年六月，我们在巴黎近郊森林里集会，宣告旅欧少年共产党正式成立，世炎任书记，恩来负责宣传，我负责组织。”并没有提到张伯简，也没有提到改选、代理等情况。不过，即便张伯简没有担任过旅欧少共组织委员，在旅欧少共成立过程中，他的推动作用也无可否认。赵世炎1922年4月30日致陈公培信中谈到少共筹备工作时就曾明确说过：“目前德国诸友联名—寿康、申府、伯简、恩来、清扬、子、披素—给我信促于‘五一’告成。”

从目前掌握的文献看，张伯简的个性比较鲜明。在德期间，他和张申府发生了很大冲突，以至于张申府提议开除张伯简。此事在周恩来所撰《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报告》第一号（1923年3月13日）中可见蛛丝马迹。报告中写到，会上讨论了开除张伯简（红鸿）案，“此为不服旧执行委员会警告红鸿决议提向大会之抗议，但结果仍被否决，接受执行委员会警告原议”。大会还讨论了弹劾张申府的问题，提到张申府在弹劾红鸿（即张伯简）案中“罗织罪名过甚”，且有胁迫中央之言。可知二张之间确有冲突，但究竟所为何事，尚无法确考。郑超麟认为，张伯简很有心机，在德国参加共产党就带有投机心理，与张申府的冲突都起于争夺领导权。后来在莫斯科期间，又与当时的留苏学生领袖罗觉争权。

张伯简去莫斯科是在1922年，目的是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召开前夕，欧洲的中共党员公推谢寿康作为代表参加大会，赵世炎也积极推动此事，其目的是为了打通赴俄路径，帮助更多的旅欧同志到俄国去，接受共产主义革命训练。谢寿康表示一人赴俄过于孤单，希望张伯简能陪同前往。1922年4月间，赵世炎分别致信李立三、陈公培，希望他们在国内“代为表白”，给予赴俄人员中共代表身分，并说张伯简“信仰很坚，诚实又有见地，且善活动”。最后，谢、张二人得以成行，打通赴俄路径的目标也得以实现。后来郑超麟等人任赴俄时，走的就是张伯简走过的交通线。共产国际四大结束后，张伯简留在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与肖三等人一起住在高尔基大街（当时叫特维尔斯卡娅大街）53号二楼。

在俄学习两年后，1924年秋，张伯简取道西伯利亚回到上海，据《上海地方同志名册表（1925年上半年）》载，他回国后的组织关系属于上海“公共支部”。而所谓“公共支部”，是中央机关和上海地委工作人员组成的机关支部。张伯简当时在中央宣传部任职，承担《向导》《中国青年》发行出版工作。1924年9月，青年团中央局决定任弼时加入团的浙皖区委，为正式委员；张伯简、俞秀松为候补委员。1924年5月，中央成立出版部管理《向导》《中国工人》《新青年》等党的刊物，张伯简在1924年11月至1925年1月期间出任出版部书记。1925年1月中下旬，张伯简还参与了中共四大和青年团三大筹备工作，负责为四大租赁和布置会场，并担任会议记录。在青年团三大上，张伯简和陈独秀、张太雷一起被大会指定为“特请列席人”，并被选为共青团（这次大会正式将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候补委员。在随后召开的团中央执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因为农工部主任贺昌未到职，张伯简又被指定代理农工部主任一职并兼《平民之友》编辑。后来，在负责非基督教部工作的张秋人去天津整顿团的工作以后，张伯简又被指派暂代张秋人的职务。1925至1926年，他还担任过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部长（军委书记）。1926年8月中旬，张伯简在工作中病倒，党组织送他到珠江颐养园治疗，终因不治去世。

一本让毛泽东念念不忘的书

往返沪粤两地从事革命活动之余，张伯简完成了他关于社会发展史的著述。1924年11月，张伯简曾在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上分九期连载过一篇名为《从原始共产社会到科学的共产社会》的长文。经笔者逐句核对，除了个别地方的文字表述有所修改之外，这篇长文和1925年出版的《社会进化简史》的内容完全相同，也就是说《社会进化简史》实际上是在《从原始共产社会到科学的共产社会》一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觉悟》连载该文的同时还登了一则附记：“作者为阐明本篇意旨及便利读者起见，特译制各时代社会经济机构原素一表……该表已由广州新青年出版……不日即可到沪，读者可于一星期后……向上海书店购买……。”可见，至晚在1924年11月，张伯简已对社会发展史作了系统论述。不过，在诸文本之中，对后世产生影响最大的还是《社会进化简史》。1925年，广东国光书店出版《社会进化简史》时将“原素表”也附于书后；1926年3月该书再版，11月出了第三版；1927年，上海长江书店再次出版本书。

《社会进化简史》出版后，深受进步青年欢迎，影响很大。读过的人回忆说：“（张伯简的作品）以简明通俗的文字，扼要地阐述了人类社会发展各时期地特点。此一著述，对工人、农民、青年学生涵濡甚大。”党内理论家对此书也非常推崇。1927年，恽代英建议青年阅读此书，以“明了从古以来社会经济进化的原理事实”，掌握“必要的时代知识”。1927年，瞿秋白译注的《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俄国郭列夫著）由新青年社出版单行本，也涉及到一些社会发展史的内容，瞿秋白在书的最后注明：读者关于这些社会发展的历史及社会现象的解释，可以参看张伯简所译的《各时代社会经济结构原素表》。

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主持第六届农讲所。这一届历时四月有余，面向全国招生，故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社会影响也最大。除了课堂授课之外，毛泽东又把张伯简所著《社会进化简史》等书作为学员的课外理论读物，“在阅看之先，由专任教员于每书要紧部分列出问题，公布出去，然后命学生看书，根究所问，随看随作答案，限期交卷。由专任教员于答案中择出数份，加以改正，缮好张贴墙壁，名曰‘标准答案’。然后将所有答卷一律发还学生，令照标准答案自行改正其错误。用此方法，助益学生之理论研究颇不小”。毛泽东还计划请张伯简到农讲所任教，因张患病未能如愿。

从目前的资料看，张伯简的《社会进化简史》应是毛泽东接触到的第一部完整的“社会发展史”著作，同时也是给毛泽东留下最深刻印象的“社会发展史”著作之一。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还曾多次提及张伯简这部《社会进化简史》，并给予了极高评价。1943年12月，他在延安给胡乔木写信，要后者替他寻找张伯简的这本书来读。1950年，毛泽东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起读书，又一次提到了张伯简。他说，读书要博览中外，不能光读翻译的外国人的书，中国人写的马列主义的书一定要看，并明确指出要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的《思想方法论》、《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和张伯简的《社会进化简史》。众所周知，毛泽东爱读书且涉猎极广，但中国人所写马列书而能得其推崇者并不多。而在他开出的这份寥寥四部的书单中，“社会发展史”占半壁江山，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中其实也贯穿着社会发展史的内容，由此不但可见毛泽东对张伯简的推崇，也足证其对“社会发展史”之重视。

张伯简的主要思想和特色

从思想来源来看，张伯简的“社会发展史”思想来自于俄国的波格丹诺夫，这与他在俄国的学习经历有关。张伯简在《社会进化简史》中把人类社会发展史分为原始共产社会、族长的血族公社、封建社会、奴隶制度及农奴制度、城市手工业制度、商业资本社会、工业资本社会、共产社会等八个阶段。

《社会进化简史》提出，原始共产社会是“人类未有历史以前的社会”。按照生产工具发展的程序，原始社会可以分作三个时期，第一时期的工具是直接取之于自然界的而未加人力改造的石头和棍子；第二时期是工具开始发展时期，出现了石斧、石槌、石刀、石枪等，并学会了用火；第三时期的标志性工具是弓箭。原始共产社会是一种宗族的组织，共同生产共同分配，社会上没有贫富和阶级的差别，也没有私有观念，而是产生出一种“原始的协作主义”。这个社会发展的动力是所谓“绝对的人口过剩律”。在人口过剩的压力下，人们分成若干群，散居各处，就形成了“族长的血族公社”。在这一时期，人们开始使用铜器和铁器，并在渔猎之外，形成了农业和畜牧业。社会分工也从原始共产时代的自然分工发展到技术的分工，生产协作也因之从简单协作发展到生产部门的协作。技术的发达和生产部门的增多，造成剩余生产和剩余生产品的出现，而这又带来了剥削、私产、交易以及私有观念。接着族长血族社会而来的是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在经济上以农业为主，人们开始过定居生活。在封建社会中，社会分工进一步发达，产生了专作器具的小手工业生产者，接着又出现了商人，这就使得分配方式从公共分配变为交易分配。封建社会的基本社会组织是家庭和家族。当时的政治是等级制，社会明显的分为两个阶段，“在统治地位的为神权阶级（封建阶级），在被压迫地位的为农民阶级及其附属者”。封建社会的发展，因环境的不同，出现两种不同的倾向，“一倾向于奴隶制度；一倾向于农奴制度”，“农奴制度与奴隶制度有不同之点。在奴隶制度之下，手工业不能发展，一旦旧制度崩坏，新制度又未能产生，于是陷入混沌的状态。农奴制度则不然，在这个制度之下，手工业已能在城市中发达起来”。手工业的发达使社会发展进入“城市手工业制度”时期，出现了管理生产的行会组织，“这种行会的目的，对外是防御诸侯的压迫，对内就是实行互助”。在政治上，建立统一的国家是当时的普遍愿望。在文化上，个人主义与拜物主义得到很大发展。15世纪末，印度航路和美洲新大陆之发现，极大的扩展了市场，推动城市手工业时代的行会制度转变到商业资本社会时代的手工工场制度。手工业、商业渐次发达，产生了商业资本家，他们统治许多小手工业者，为自己进行生产，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制度，这就是“家庭工业或家庭资本主义制度”。在政治上，近代国家开始形成。“政治、军政都已集中起来，而成为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便是适应当时商业资本的发展的”。文化上，由于私产的发达，个人主义、趋利主义成为普遍。进入18世纪，蒸气机发明之后，“蒸气及大机器就出来演了一场生产事业底革命。从此大规模的近代工业，便取代了手工工业的地位；机器取代了人工。这种急激改变的生产方法，克服了全世界，使全世界成为资产阶级所统治”。资本主义时代在生产上出现两种特别的现象：“（一）是无政府的生产；（二）是工具的私有。”这种特征不可避免的造成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阶级已划为对立的两大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因此思想也就非常显明的变成资产阶级的自由竞争的个人主义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两大思潮。最后一个社会阶段是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社会在经济上“是几百万人共同协作的劳动公社，是有组织的社会，社会的生产，无论工业或农业，都有大规模的组织，用极完备的机器，并利用一切自然力，照着预定的确切计划进行；设有专门机关，总理一切经济企业，很精密的统计全社会现有的生产力及其消费量”。在政治上，第一步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带有强迫性质的组织”。“当这个共产主义的第一步时期，即谓之社会主义，现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已经做到这一步”。“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渐进的，他是以生产力的发达，及共产意识的了解为标准。假如共产主义的意识一天一天的发达，生产方法，一天一天的进步，资产阶级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已经没有反抗无产阶级政府的可能，阶级已经消灭，那末，无产阶级也就随之而消灭。因为到了那时候，已经没有资本主义的私产，无产阶级已经完成了他的天责，也就用不着了。于是形成无阶级，无国家，只有经济组织而无政治组织的共产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张伯简在《社会进化简史》中还对中国历史和社会性质作了简单的分析。他说：“中国古代的社会我们可以照历史的记载分为包羲氏以前的原始社会，自包羲至尧舜为族长血族社会（这期的材料在易系辞古及马素通史中很可找得出），自禹至秦为纯粹半封建社会，秦以后至欧洲资本主义的侵入为特别封建社会。”这也是较早地用“原始社会”“半封建社会”等社会形态概念对中国历史进行系统分期的尝试，为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和叙述中国历史作出了最早的探索。■

（责任编辑 陈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