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1886年10月11日出生在浙江省东阳县南马区五十六都紫溪村一个贫儒家庭。1906年秋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1911年大学毕业后被金华中学堂聘为国文和历史教员。早年，他投身反清斗争，和宋教仁等一起成为南社的成员。在这一时期，他崇拜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后转而崇拜孙中山，成了中山先生民主革命事业的积极追随者。此后，邵飘萍成为中共早期秘密党员、北京京报社社长。他是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之一。

以笔为枪

浙江的不少革命志士如蔡元培、秋瑾等，都有从事报业的经历。邵飘萍受此影响，矢志办报。早在上大学时，就与陈布雷等同学试办过《一日报》，同时又是《申报》的通讯员。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便去杭州准备办报。在杭州，他登门拜访新闻界前辈杭辛斋，共筹《汉民日报》。从此，邵飘萍进入新闻界，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报业生涯。

当时的《汉民日报》日出两张，在上刊载文章的邵飘萍爱憎分明、措辞锐利。他抨击冯国璋进攻国民军，焚掠汉阳，残杀同胞；怒骂袁世凯，倾力拥护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他的文章为读者所喜欢。不久，就接任了《汉民日报》经理之职。

由于邵飘萍主笔的《汉民日报》敢为民众权益仗义执言，遭到亲袁势力和地方当局的忌恨。他们收买地痞流氓在夜里潜入《汉民日报》社纵火，企图烧死邵飘萍，幸而被及早发现，大火被扑灭，邵飘萍才幸免于难。然而，邵飘萍不为所动，继续在《汉民日报》上撰文针砭时弊，揭露贪官污吏，并发表署名文章，指出：“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蕲也。”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的势力扩大到浙江。邵飘萍不畏邪恶势力，对盗民国之名，行独裁之实的袁世凯鞭挞不停。他撰文揭露袁氏爪牙、浙江军政执法处处长许畏三“张牙舞爪搜捕党人”、残杀无辜的罪行。为此，当局于1913年8月10日以“言论悖谬，扰害治安”及“二次革命嫌疑”罪，查封报馆，逮捕了邵飘萍。经亲友营救，邵飘萍获准保释。

邵飘萍在杭州办报3年中，因坚持以笔为枪与贪官污吏进行斗争，先后“被捕3次，下狱9月”。他第三次被捕出狱后，为暂避袁氏势力的迫害，于1914年春东渡日本，就读于政法大学。当时的东京，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大本营，邵飘萍在这里，结交了张季莺等朋友。他曾登门拜谒孙中山，后又认识了李大钊，并且与李大钊结下了文字之交。

邵飘萍以救亡图存为己任，密切注视袁世凯与日本的罪恶勾结，在旅日华侨和留学生中奔走呼号。为了把所见的真实情况告诉国人，早做反抗日本侵略的准备，他与潘公弼、马文车组织起东京通讯社，为京、沪等地著名报纸写通讯。1915年春，外电详细披露了“二十一条”肮脏交易的真相。邵飘萍见到后拍案而起，立即赶赴电报局驰告国内。同时，李大钊为留日学生总会拟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呼吁国人一致奋起，挽救危难的祖国。

1916年初，上海新闻界为加强倒袁力量，联合电邀邵飘萍归国。为此，他毅然放弃学业，匆匆离开日本，到上海主持《申报》《时报》《时事新报》等报纸，投入护国倒袁的决战。

1916年6月，袁世凯在举国讨伐声中死去，邵飘萍被史量才聘为《申报》驻京特派记者。他于7月31日离沪，8月2日到京任职。当月，邵飘萍看见外国人办的通讯社在左右我国的政闻报道，感到无比耻辱。为打破外国列强在华垄断通讯社的状况，他汇集力量，在南城珠巢街办起国内第一家爱国色彩的新闻编译社，主编本国新闻，翻译重要外电，油印分发驻京各报馆及邮寄京外报馆。邵飘萍所创立的新闻编译社，为后来我国自建通讯社奠下了一块基石。邵飘萍在京两年间，为《申报》撰写《北京特别通讯》251篇，约22万余字。这些通讯内容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各个方面，内容真实感人，文字清新刚直，很受读者的欢迎。一时间，《申报》的《北京特别通讯》风靡全国，声誉大震。“邵飘萍”成了当年新闻界一个响亮的名字。邵飘萍主张新闻报纸应该成为改良社会政治的锐利武器，对各政治派别所办报纸互相攻击、无真实可言、无一定政见的现状十分不满。为了反映民众的呼声，他邀集敢于改革政治的爱国人士，于1918年10月5日创办了《京报》，自任社长。

邵飘萍借助社会力量、邀请各方人才办副刊，使《京报》成为新闻、杂志相结合的“北方最大规模、革新进步之日报”；使“不能入专校者，各得求知识于报章，所造于士林者甚大。”这是邵飘萍对报业的一大贡献。

五四运动爆发后，邵飘萍主办的《京报》与全国进步报刊团结一致，以强大的革命舆论，紧密配合斗争的开展。他在《京报》上不断揭露北洋政府袒护卖国贼的行径；警告当局不能用“军警之办法”对付学生；指出“镇压学生的爱国反帝运动，就是为卖国扫障铺路”。文章鼓励社会各界“持久进行”斗争。

邵飘萍在五四运动时期的活动及其对青年人的重大影响，被反动当局视为大逆不道，遂以扰乱京师治安、侮辱政府的罪名下令通缉，并于同年8月21日查封了京报社。邵飘萍从屋顶逃出避入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不久，段祺瑞政府得知他的下落，照会公使团引渡。邵飘萍靠朋友的帮助，化装出京，避至天津、上海，后又转奉天，并再次东渡日本。

1920年7月，段祺瑞因在直皖战争中失败而垮台，邵飘萍获悉后立即向朝日新闻辞聘回国。刚上台执政的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为了表示自己不同于段祺瑞，以政府的名义授给邵飘萍一枚“二级勋章”。对于这种收买，邵飘萍当然不予理睬。这时，他忙于四处筹集资金在宣武门外魏染胡同营造新报馆，并于1920年9月20日重新恢复了《京报》。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后，邵飘萍成了共产党的挚友。共产党在北京组织创办的《工人周刊》，邵飘萍也给予支持。通过这份周刊，他和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等共产党人密切往来，还与中共北方区组织接触频繁，经常把从北洋政府方面所获得的重要政治、经济、军事情报提供给中共组织。他还借助自己的身份，从东交民巷外交团、路透社、电讯社以及德国、法国方面，为中共获取了许多重要信息。

1922年4月，中共北方区委在北京领导了“专以解除宗教羁绊，发挥科学真理”为宗旨的“非宗教运动”。邵飘萍运用《京报》社的设备条件，积极给予协助。有一本《非宗教论》书稿，辑入陈独秀、李大钊、罗章龙等人的论文33篇，还附有卡尔·马克思的铜版像。当时一般印刷厂不敢承印。邵飘萍不怕风险，让他的京报馆铸造铜版像，还在书前亲自加上说明，让昭明印刷厂承印。

为革命雪中送炭

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邵飘萍时刻注视着斗争的发展，与高君宇、邓中夏、罗章龙等共产党人联系不断，并派出摄影、文字记者四处采访报道。

2月6日，《京报》就以《京汉工人昨起大罢工》的大字标题发布消息，第二天又刊发社会各界支持工人正义斗争的多篇通讯及各种宣言、通电。“二七”惨案发生的次日，《京报》以醒目大字《昨日长辛店枪击工人大惨剧》为题，报道了惨案发生和工友们浴血奋战的经过，揭露军阀吴佩孚、萧跃南的罪行，撕下了他们“保护劳工”的伪善面具。

邵飘萍满怀对工人的同情，将一腔义愤聚于笔端，讨伐反动军阀。他宣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道理，激励国人继续“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同时在《京报》辟出大块版面，登载社会各界集会游行、控诉军阀、声援工人、要求结社集会自由的消息和呼吁。3月9日，《京报》又刊出《第三国际慰问京汉路工》以及苏俄铁路工人筹款接济罢工工人的消息，鼓舞正在斗争中的京汉铁路工人，也给帝国主义列强以沉重的一击。

3月22日，邵飘萍不顾《京报》再次被查封的危险，报道了北京各界5000余人，不畏军阀威胁，隆重追悼“二七”死难烈士的消息。这则慷慨悲歌、声讨反动当局的纪实报道，震动了北京城。

惨案发生后，北京立即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中共北大支部的罗章龙、高君宇、伯英、天放等人，隐居在骑河楼等处，编写《京汉工人流血记》。当时，中共组织的印刷发行条件极端困难，由于得到《京报》的全力支持，《京汉工人流血记》才得以数以万计的数量出版发行。“因此，同志们都说这是《京报》对革命工作雪中送炭！”

《京报》对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活动，以及共产党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苏俄的文章、刊物给以巨大支持，邵飘萍亲自书写标题，安排版面、撰文评介，《京报》一时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报纸，“人人争购，号称‘洛阳纸贵’”。1925年春，中共组织根据邵飘萍本人的志愿和他在实际斗争中的表现，由李大钊和罗章龙介绍，吸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言论使反动军阀痛恨

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立场，决定采取积极步骤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实现革命的统一战线。邵飘萍根据党的指示，以《京报》社社长的公开身份作掩护，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

1924年10月22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成功。25日，冯玉祥下令所属改称国民军，并电邀孙中山先生“速驾”北上，主持大计。对国民军的兴起，邵飘萍给予全力支持，《京报》也紧密配合。

然而，“北京政变”的胜利果实很快被段祺瑞、张作霖窃取，冯玉祥被迫下野，避居到京西的天台山。邵飘萍对奉系张作霖从来没有好感，曾在《京报》上痛斥他。当邵飘萍获悉郭松龄有倒戈反张的意向时，就抓紧做他的工作，促他早下决心。为了支持郭松龄与冯玉祥订立密约、联合倒张，邵飘萍又穿针引线，多次委派夫人祝文秀乔装前往京郊、天津等地密送情报。1925年11月，郭松龄在滦州通电反张后，邵飘萍迅速做出反应，“西北和东北国民军之合力打倒奉张一派素与国民福利不相容，为中国革新前途大障碍之横暴势力”，他评价反张行动“虽不敢谓中国之政治面目即自是进于康衙大道，然至少可认服从民意，警醒军阀，使中国发生一种新机运之有益的行为”。他还在《日军阀之干涉中国内政》一文中，以国家民族之立场直书张作霖的罪行。原先只相信枪炮威力的张作霖慌了手脚，马上汇款30万元赠给邵飘萍，想拿钱堵住他的嘴。邵飘萍收到这笔款后大怒，感到自己的人格受到极大的侮辱，当即把30万元如数退回，并继续在《京报》上对张作霖进行揭露。

1925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发表《为日本出兵干涉中国告全国民众》，号召“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出兵满洲干涉中国内战！督促全国反奉军队速灭张作霖、李景林、张宗昌的势力，并驱逐日本在满洲所有武力！”北京各界人民不断在天安门前举行“反日讨张（作霖）”“反英讨吴（佩孚）”示威大会。

1926年3月1日，《京报》披露《国民讨张吴大会成立》的消息，并将大会形成讨张伐吴的7条决议见于报端。同月9日，《京报》发表《反英讨吴大会致国民军将领电》，以130万北京民众之意，称赞“国民军是反奉战争中最中坚、最接近民众的武力”，是“反帝国主义武力”，鼓励冯玉祥、鹿钟麟的国民军坚持爱国反帝斗争。3月12日，日本军舰及尾随而至的奉军兵舰，无视国民军的警告驶进了大沽口，并向炮台射击，打死打伤国民军12人。国民军被迫自卫还击，将日本军舰逐出港口。

震惊中外的大沽口事件发生后，邵飘萍在《京报》连续刊登民众集会、抗议、游行示威的消息，以及众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言、声明。然而日本帝国主义为助张作霖压迫民众早日接受“二十一条”中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的权益，竟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联合英、美、法、意、荷、西、比7国，向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3月18日正午前答复他们的5条无理要求，否则将采取“所认为的必要手段”。

3月17日，大沽口外的海面上，已经集结外国军舰20艘，帝国主义列强摆开了重演当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架势。下午2时，北京150多个社团，200余人，在北京大学三院第二教室召开联席会议，由李大钊、徐谦、李石曾等人组成主席团，决定于3月18日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3月18日下午1时左右，爱国民众的游行队伍到执政府门前时，段祺瑞政府凶残地枪杀学生和市民数百人。惨案发生时，邵飘萍在《京报》馆里。他闻讯后立刻派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赶到惨案现场和有关医院调查采访。第二天，即3月19日，邵飘萍即在《京报》上刊出“三一八”惨案之始末，率先记述了发生大屠杀的前因后果，将刽子手段祺瑞执政府媚外镇压爱国民众的凶残面目暴露于天下。同一天的《京报》上，还刊出住在内城医院、疗养院、法国医院、德国医院、美国同仁医院、协和医院、中央医院及院外伤亡者70余人的姓名、单位、籍贯、职业、性别及负伤的部位和伤势轻重的详细情况，以铁的事实，向反动当局进行血的控诉。

事发当天，邵飘萍除安排采访、筹划版面外，还亲自去采访，深夜赶回报馆，奋笔疾书，写下了《世界之空前惨案—不要得意，不要大意》的讨段檄文，也安排在19日的报纸上。这篇讨段檄文和那些控诉段祺瑞的消息、照片在3月19日的《京报》上一刊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邵飘萍仍然义愤满腔，继续对反动军阀穷追猛打。从惨案发生起，他白天外出采访，夜间挥笔疾书，一连4天撰文4篇，斥责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将下令缉捕共产党人李大钊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段祺瑞、贾德跃置于被告席上。据《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的索引目录统计，《京报》在3月19日至3月底的12天内，刊登各种消息、评论、通电、文章120篇，《京报副刊》从439号至475号刊登文章103篇。

“一个具有热烈理想

和优良品质的人”

“三一八”惨案后，邵飘萍被反动当局列入黑名单。《京报》及附报—孙伏园主编的《京报副刊》、鲁迅主编的《莽原》，也分别被列为“扑灭”“迫死”的对象。邵飘萍自知处境险恶，但他置生死于度外，仍日夜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顽强地抗争着。

3月23日下午，北京各社团、学校1万多人，在北京大学三院大操场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会。邵飘萍亲自前往采访。大会主席、国民党市党部代表陈毅首先发表演说，痛斥段祺瑞丧权辱国、祸国殃民、屠杀爱国民众的罪行。此时的邵飘萍也昂首登台，向听众陈述了惨案发生的原因及责任，警告段祺瑞必须偿还血债，并劝告与会的爱国诸君警惕军阀的残暴，切莫大意。

追悼大会之后，段祺瑞政府更加疯狂地迫害革命党人。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李大钊和国共两党的领导机关一起，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的兵营里。许多人劝邵飘萍也暂避一下。邵飘萍认为《京报》这块阵地太重要，自己不能离开。他不顾个人的安危，仍然留在《京报》馆内，主持《京报》的编辑出版工作。从4月初到4月24日邵飘萍被捕前，《京报》刊登各类讨伐文章40余篇，斗争锋芒继续直指反动当局。

1926年4月初，张作霖、吴佩孚重新和好，又拉进阎锡山作“盟弟”，从三面夹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各派军阀都对邵飘萍恨之入骨。直奉联军占领天津时，张、吴便在军事会议上做出决定，攻进北京之后要立即捕杀邵飘萍。冯玉祥心系邵飘萍的安危，在4月15日部队退居南口之前，曾3次派鹿钟麟劝说邵飘萍暂时放弃《京报》，随军撤离北京城。邵飘萍很明白，只要国民军一离开京都，难免不测。但他仍然更多地考虑《京报》这块中国共产党的舆论阵地，论职责论义务都不容轻易放弃，所以谢绝了鹿钟麟的劝说。

国民军撤离北京，首先入城的张作霖的直鲁联军，奸淫抢劫，无所不为，市民不寒而栗。邵飘萍耳闻目睹奉军的兽行，不顾屠刀已经挨到脖子，仍然写了一篇欢送前几日出京的国民军的文章，用赞扬国民军纪律严明、对人民财物秋毫无犯，来抨击入城部队的军纪败坏，有力地鞭挞了奉军在光天化日之下所犯的罪行。这时的北京，黑云压城。张宗昌以“反赤”为名，公开声称“谁敢说我张某坏话，就休想出报！休想活命！”张作霖已经暗中出赏格捕杀邵飘萍；吴佩孚也密令捉拿邵飘萍。

军阀搜捕日急，邵飘萍避居六国饭店，《京报》由夫人汤修慧维持，照常出版。奉军抓不到邵飘萍，便以造币厂厂长的职务和2万枚大洋为诱饵，收买了曾经与邵飘萍有过交往的《大陆报》社长张翰举。张翰举卖友求荣，对邵飘萍诡称：“向张学良疏通，张已见允。”邵飘萍将信将疑，沉思良久后打电话给夫人汤修慧，叫她在4月22日《京报》上刊出事先写好存放在报馆的《飘萍启示》。《启示》中公布揭露军阀欲加迫害之词。

4月24日，邵飘萍拟回报馆料理报务，事先在电话里与张翰举说明。张翰举满口以人格担保不会出事，叫他放心回馆。邵飘萍轻信了。当他从《京报》馆出来，车至魏染胡同南口时，被早已事先埋伏着的30余名侦缉队队员拘捕。

25日，北京各界人士获悉邵飘萍被捕，立即组织营救。大家公推刘煌等13名代表，赴石老娘胡同，与军方、警方交涉，谈判3个小时毫无结果，代表们含泪而归。各界人士又以私人交谊，接连奔走、各方营救，但也无丝毫结果。26日凌晨1时许，警察厅未按法律程序公开审理，即秘密判其死刑。刑场上，邵飘萍神色从容。临刑时，他回过头去讥讽地向监刑官拱拱手说：“诸位免送！”然后昂首向着已露曙光的蓝天哈哈大笑。刽子手就在他的笑声中枪杀了他。邵飘萍时年41岁。

邵飘萍被杀害后，中共北京地委机关报《政治生活》发表署名文章悼念邵飘萍同志。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先后发表文章赞扬邵飘萍是“北方舆论界平常反对帝国主义及奉系军阀最激烈”者，号召“全国舆论界，应该为邵飘萍君之死而力争言论的自由，和人权的保障。”

冯玉祥将军获悉邵飘萍被害，顿时失声痛哭。他赞“飘萍一支笔，抵过十万军”，后来，毛泽东在延安与斯诺谈话时，称邵飘萍“是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日理万机中，于1949年4月21日在一份报告上亲笔批复，确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并多次派人到《京报》馆舍慰问、关照邵飘萍的遗孀汤修慧。

1984年6月，邵飘萍的遗骨移入八宝山革命公墓。同年10月11日，首都新闻界、教育界集会，隆重纪念邵飘萍，高度评价了邵飘萍革命的一生。1986年7月1日，邵飘萍的铜像在金华市揭幕。

参考资料：

1．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2．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

3．邵飘萍：《新俄国之研究》，昭明印刷厂1920年版。■

（责任编辑 陈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