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西南联大留下奖学金的抗日航空烈士

胡卓然

空军学员杨季豪,1937年10月23日牺牲于南京,时年仅23岁。

抗战时期的烈士记录曾经这样叙述这位轰炸机驾驶员杨季豪的生平:

杨烈士季豪,原籍上海,生长北平。卒业航校三期,历众战役,以功擢中尉。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奉命赴淞沪上空,炸敌阵地,予以重创,讵意归航南京时,失事殉职,年二十三,尚未娶。

1937年10月23日,南京大校场机场发生了一次坠机事故,一架“马丁B-10B”轰炸机执行完轰炸上海日军的任务,返回南京降落时不幸失事。

保藏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文献里,可以找到一份1937年10月23日的《空军战斗要报》,其中记载:

午后十时三十分,马机、亨机均同时起飞。轰炸归还时,马机至大校场连落三次未下,惟隐约听得一发动机欠佳。移时,该机碰[笔者注:应为砰]然一声,落于过兵桥(大校场东约三公里),立时起火,机内四人,驾驶员杨季豪及其他二员殉难,其余一员断手足各一。

对于造成失事的原因,该战斗要报记载可能是和起飞前一次故障有关:

马丁自汉口到达大校场后,即发现左发动机中充电瓶用之小发电机上与发动机接合处之四个固定螺钉折断三个,虽无碍于发动机之工作,然滑油由隙缝中漏出,又因工厂已搬出,工具缺少,经机械人员赶亟修理,取出该发电机,另换罩盖,以免滑油漏出,于午后十时以前修理完毕。    

杨季豪驾驶的“马丁B-10B”轰炸机是美国飞机制造商马丁公司(Glenn L. Martin Company,1995年与洛克希德公司合并成为洛克希德马丁集团)于20世纪30年代初开发的一种单翼双发动机轰炸机,每台发动机的功率为775马力,在20世纪30年代初曾是世界上速度最快、最为先进的轰炸机。该机有超长的续航力,可以经过长距离飞行轰炸敌人。中国空军在1938年5月19日越洋飞抵日本本土投放传单的即是这种轰炸机。

中国空军1936年从美国购入了九架“马丁B-10B”轰炸机。全面抗战开始之前的1937年2月,前六架以零件形式运到中国,在上海虹桥机场附近的工厂里完成了组装。这六架“马丁B-10B”轰炸机被配备给空军第三十队,编号3001-3006(前两位是队号)。该队曾一度直属于空军司令部,有“马丁中队”之称。后三架是到“七七事变”之后的1937年8月才运抵中国的,此时战事激烈,一时不能组装。

杨季豪是前六架中一架的驾驶员。作战时,“马丁B-10B”轰炸机最少须有四名机员:驾驶员、轰炸员(投弹手)、领航员、无线电员。为了使先进的轰炸机及时具有战斗力,六架飞机的24位机员都是当时中国空军的精英。

但是,“七七事变”开始后,紧张的局势和仓促的转移,使这种进口不过几个月、尚处于磨合期的先进飞机连续发生事故。

“七七事变”后不久,一次训练里,3002号机“撞在地面上,造成机翼与机身破裂,发动机松脱”;8月15日,3006号机再次发生事故,“在奉命向前线转移途中迷失航向,最后油尽,坠毁于浙江临川温州的官田村”;9月份的一次训练之中,3001号机又“在降落时因主轮架被撞坏而受伤”。

10月15日,3003号、3004号机起飞时一起不幸坠毁于南京。1937年10月15日《空军战斗要报》对此有记录:

(十五)日,我马丁重轰炸机两架,于三时五十分起飞,甫离地约二分钟,机场负责官佐先见第一架渐渐下落,直至触地,炸弹爆发,机身全毁。第二架亦渐渐下落触地,喷出火光,机身全毁,当由总站派人员按所见方向奔往救护。第一架机队长黄正裕、副队长方长裕、轰炸员赵庸、无线电员蔡振东四员,炸为粉碎。第二架机分队长张祺、队员魏国志、轰炸员李岳龙、无线电员曹春芹四员,张、李殉国,魏、曹两员跳伞,曹腿受轻伤,已获救,魏跳下后不知下落(据后来的报告,魏国志跳伞后也遇难了)。

10月23日,第一批进口的六架“马丁B-10B”轰炸机,只剩下杨季豪驾驶的3005号机可以继续起飞执行打击日军任务了。在后三架飞机暂时不能组装的情况下,中国只余下了一架马丁轰炸机。

杨季豪生于1914年,1926年7月8日毕业于“交通部北京扶轮第一小学”。同年,12岁的杨季豪升入北京汇文学校初中部,1929年初中毕业后又升入该校高中部,就读理科。1932年高中毕业后,一心报国的杨季豪未征求父母的意见,直接报考了当时的中央航空学校,成为航校第三期学员。而他的母校北京汇文学校,连他共有12位参加中国空军并牺牲于抗战期间的毕业生。杨季豪与他们并称为“汇文十二烈士”。

杨季豪牺牲几年后,他的战友赵际唐告诉杨季豪的二姐杨康沁,杨季豪的飞机并非毁于故障,而是袭击上海日军时被击伤的。实际上,杨季豪也是为了保住这最后一架马丁轰炸机而牺牲的。

当时,杨季豪接到命令,在南京机场安装炸弹,准备去轰炸上海被敌人盘踞的宝山机场。在南京机场,已经发现飞机有些故障,但还是勉强修复后出发了。杨季豪的飞机在激战中机翼受伤,飞返南京时首降未成。当时,他便命令同机三人跳伞,由他一个人试降。但同机三人也不肯跳伞。第二次试降下落,又没成功。当时,这架带伤的“马丁”油料快用尽,必须要迫降。但第三次降落,也未能成功。最终飞机不幸坠落,机内三人殉职,一人重伤。

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收藏的1959年11月台湾出版的《空军忠烈录》第一辑上册里,记录杨季豪的事迹之中证实该机确实是被击伤的:“1937年10月23日,第30队由汉口飞京。当晚十时赴淞沪轰炸日军阵地。烈士所驾马丁机3005号右发动机被敌弹击伤,乃用单发动机飞返南京。落地时,机头下坠起火,殉职。”

杨季豪生前给家人的信件里写道:“在你们酣睡的深夜,我多次去过上海,但我不能穿越上海上空,那是租界区。那里本是我们自己的国土,我们却没有领空领土权,只能绕道飞行去轰炸敌人军舰和敌人的阵地。每当此刻,我怒火满胸,无比愤怒,我决心要顽强地给予敌人沉重的打击……”

他带着一雪国耻的信念,牺牲在了抗日的战场上。这是杨家人知道的亲人最后事迹,也是亲人留给他们的最后记忆。

那么,他想用自己生命保住的轰炸机,究竟价值几何呢?

曾任孔祥熙秘书的谭光回忆,当时进口的“马丁机”每架40万元。依据这个回忆,进口马丁轰炸机的费用,几乎耗尽了这一时期各界给空军的捐款之中除去补助飞机发动机厂后余下的部分。

1936年10月24日,负责空军的周至柔向蒋介石汇报:“(1)全国献机,恭祝钧座荣辰,截至本日止已收捐款四百七十余万元,尚在络续收集,预计可达五百至六百万元。(2)本会前与资源会协商试办飞机发动机制造厂于湘潭,预计若即行筹备,至廿七年三月可正式出器,每年出发动机九十六架,筹备费需款八百五十万元。经商定由本会补助二百八十七万五千元,余由资源会负担,如蒙核可,所有应补助之款,拟即在献机捐款内支付,余款即作购买马丁机及其他飞机之用,可否?谨乞示遵。”    

蒋介石随后复电:“南京航委员周主任:敬电悉。密。准予照办。”

依据上述史料可以知道,四百七十余万元捐款减去补助飞机发动机厂的二百八十七万五千元,余款尚不够买五架“马丁B-10B”轰炸机。1937年初可以第一批进口多达六架“马丁B-10B”,至少凑足了五百二十多万捐款后才可以买回的。

从这个“经济账”也可以推想,杨季豪烈士冒死期望保住这架珍贵战机的时候,也肯定是想到了各界捐款民众们的一片心意。

英雄的壮举,祖国不会忘记。

1986年,杨季豪被上海长宁区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现在镌刻有他英名的墓碑也被安放在南京抗日航空烈士墓园里。

2015年清明节,杨季豪的侄子杨永廷来到南京祭奠亲人。笔者依据历史地图,带着烈士亲属来到当年杨季豪牺牲的“过兵桥”(其位置现为七桥瓮湿地公园北门),与志愿者们一起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

烈士的故事并没有随着他的牺牲而结束。就在2015年的年初,笔者从历史档案之中又找到了杨家亲人七十多年都不知道的故事。杨季豪出征时,把积蓄捐给了清华大学航空工程学专业。全面抗战时,清华大学并入西南联合大学。辗转撤到大后方的西南联大在安定办学之后不久,设立了一个“杨季豪先生纪念奖学金”。于是今天还可以在西南联大的历史档案里看到如下的记录:

1938年5月31日,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委会第七十次会议上,学校决定接受航空委员会空军第八大队第三十队杨故队员季豪捐助本大学国币壹仟伍百元之捐款,并再由西南联大加拨国币壹仟伍百元正,作为杨季豪先生纪念奖学金基金。同时设立“杨季豪先生纪念奖学金”委员会,请潘光旦、吴有训、施嘉炀三先生为杨季豪先生纪念奖学金委员会委员,并请潘光旦先生为召集人。

潘光旦、吴有训、施嘉炀都是学术界的大师。他们三人联袂担任奖学金委员会委员,可见学校对于这笔奖学金的重视。

1938年6月17日,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委会第七十三次会议上,又专门通过“杨季豪先生纪念奖学金”章程。此后,还可以看到奖学金被使用的记录。

1938年7月8日,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委会第七十八次会议上,学校特准由西南联大经费中拨付杨季豪先生纪念奖学金国币“叁佰元正”。1939年3月14日,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委会第一百零四次会议上,常委会主席梅贻琦报告:

西南联大本年度杨季豪先生纪念奖学金业经杨季豪先生纪念奖学金委员会决定,给予航空工程学系四年级生方孝淑及三年级生沈元二名,每名国币壹百伍拾元。

截至1940年1月20日西南联大财务清册的记录:

银行结存:昆明金城银行杨季豪纪念奖学金户存国币3303.20元(定期存单一纸,活期存折一个);账簿表册:昆明金城银行杨季豪纪念奖金基金户滇字第元号定期存单一纸、滇储字第836号活期存折一本。

这是目前可以找到的关于杨季豪捐出的这笔奖学金的最后记录。

杨季豪牺牲时的抚恤金只有540元。可以想见,他省下悄悄捐出的1500元对于平民来说是怎样一笔巨款。

杨永廷告诉笔者,一直到2015年初笔者发现这些历史文献的记录,杨季豪的家人才第一次知道他们的亲人牺牲之前,曾经捐出了这样一笔巨款作为奖学金。此前,烈士对家人都保守了这个秘密。

当时,大后方的学生生活很艰苦。这笔奖学金,无异于是给学业优秀的贫苦学子“雪中送炭”。

笔者暂时可以了解到两位获奖学生。

1939年获奖学金的方孝淑,据他的儿子方跃先生接受采访时回忆,“父亲考进清华时,最开始读的是机械系,后来清华开设航空工程学,他很感兴趣,就转系了。他原本应该在1938年毕业,但那年爷爷去世,爸爸回老家扬州奔丧一年,耽误了学业,1939年才毕业”。全面抗战期间,方家家境大不如前,方孝淑回家守孝这一年,变卖家产,忙于还债。方孝淑回到大学时,奖学金无疑是他毕业前的“及时雨”。毕业后,方孝淑曾经为陈纳德的飞虎队整修飞机。抗战后期,方孝淑在重庆大学任教师。1945年,他考取了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航空系,后在英国通用电气公司航空部担任工程师。心系祖国的方孝淑1950年回国,后来一直在大连工学院(今为大连理工大学)任教,并长期担任材料力学教研室主任。1962年起至20世纪80年代初长期担任国家教育部力学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让人尤为动容的是,方孝淑和杨季豪都是1914年出生,他们其实是同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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