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毛泽东在波澜壮阔的改造社会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风云中度过了一生，也在广博无垠的书海里游弋了一生。对他来说，读书是一种精神存在和思想升华的必要方式，是一种生活常态，是一种历史责任。毛泽东一生究竟读了多少书，读过哪些书，无法做完备统计和周详介绍。不过，可以从他的藏书中，从他的批注中，从他的著述和谈话中知其大概。毛泽东为什么阅读，这个问题，放到他一生的事业、大追求中理解，也可以得到更为准确一些的答案。

在中外历史上，像毛泽东那样酷爱读书，并且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非常罕见。毛泽东的学用之道，大体即在这读—得—用—巧之间。

未知的东西，对毛泽东总有一种极强的吸引力。他试图以有涯之生，尽量包容、囊括那未被掌握的知识空间。在阅读中，同古今中外的人、事、理进行“对话和交流”，他觉得是很愉快的体验，能够实现求知的心理期待，得到智慧愉悦和审美满足，然后是如鱼得水，运用自如。

于是毛泽东一生在书山路上摘取和创造的风景，也就格外有趣有味，其道行、其意境，颇堪玩味。

毛泽东喜欢读什么书

毛泽东一生究竟读了多少书，读了哪些书，我们可以从他的藏书中，从他的批注中，从他的著述和谈话中知其大概。毛泽东去世后，在中南海住处留存的藏书，种类繁多，规模宏大，达一万余种，近十万册，一些书中留下了他的批注和圈画。毛泽东读而未藏，以及读过藏过但后来丢失的书籍，更不知几何。

毛泽东博览群书，不只表现为数量大，领域多，他还注重阅读一些在特定环境中流传不广、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很少去关注的书。其阅读视野常常越出各知识领域的“大路货”。他喜欢阅读学术性、专业性很强很深的文史和自然科学论著，以及古代笔记和各种笑话作品这类“闲书”。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阅读不仅广博，而且专深。

诸如，红军长征刚到陕北，1936年7月在保安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为驳斥所谓“莫斯科控制中国”的传言，毛泽东引用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H.G.Wells）《星际大战》《月球上的第一批人》等作品的描述说：“如果这一切属实，那么造一条铁路通往火星并向威尔斯先生买一张火车票也就全都可能了。”威尔斯的作品，那个年代阅读的人本就不多，一路风云征战的毛泽东读之用之，殊为难得。还有一本清朝嘉庆年间出现的很偏的书，叫《何典》，20世纪20年代经鲁迅推荐，渐为人知。这是本讲鬼故事的滑稽章回小说，毛泽东最晚在1941年就读到了。这年，他挑选一批书带给远在莫斯科的两个儿子，其中就有《何典》。晚年他还把这本书印成大字本供高级领导干部阅读。在中央会议上，他引用书中“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这句话，来说明那些头脑如花岗岩的人，实在是不可救药，怎么做思想工作也做不通。

读书之专深以至于偏深，来自兴趣。阅读兴趣浓厚而且广泛，便会关注和记住那些别人不太注意或偶尔一过的细琐论述。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辑整理毛泽东的著作和谈话时，对一些引文做注释，需要查很多书，有的就很难查到原始出处。比如，毛泽东1938年《在鲁迅艺术文学院的讲话》中提到徐志摩说“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1939年《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中提到拿破仑讲“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询访了一些文史大家，也未知原始出处，足见其阅读之专深和精细。

毛泽东的阅读范围虽广博和专深，但也不是漫无目的，没有重点的。他的阅读重点排在前三位的，是马列、哲学和历史。

关于读马列著作。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来说，把马列著作放在阅读首位，缘由不言自明。对毛泽东而言，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因素是，他始终感到，全党理论水平落后于实际，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内容很不相称。此事常使他苦恼，他1940年在延安新哲学年会上讲：“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在读苏联西洛可夫等人《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语中，他直率地写下“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这样的话。他希望通过阅读马列著作，精通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进而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有理论和实践上的新创造。

随着实践的发展，毛泽东对党内阅读马列著作的期待越来越强烈。1938年，他提出党内要“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1949年，他推荐十二本马列著作，提出党内“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1963年，他推荐三十本马列著作，提出中级以上干部有几万人学习，“如里有两百个干部真正理解了马列主义就好了”；1970年，又指定二百五十多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读九本马列著作，并说学好马列主义不容易，联系实际用好马列主义更困难。

在马列原著中，比较起来，毛泽东更强调也更喜欢阅读列宁的书。或者说，他从马恩著作中吸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念和思想方法，而更多地从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中获取中国革命和建设能够参考和运用的一些重要战略、政策思想。原因是列宁以及斯大林所看到和经历的，比马克思、恩格斯更进了一层，其理论更扩大和更具体化了，和中国的实际联系更紧密。在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得很明确：“列宁说的和做的许多东西都超过了马克思，如《帝国主义论》，还有马克思没有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在延安的时候，他甚至讲到，读列宁、斯大林的著作，看“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据毛泽东自述，他觉得列宁的论著，还有一个特点：“说理透彻，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同敌人斗争也是如此。”

关于读哲学。毛泽东为什么喜欢读哲学？根据他的有关论述，原因有四：第一，他把哲学归结为世界观和方法论，认为这是塑造人们灵魂和思想的根本前提。第二，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不懂哲学很难弄通马克思主义。第三，哲学是认识和改造世界、总结实践经验、解决一切问题的“思想工具”，中国共产党曾经屡次犯错误，就是思想方法不对头，毛泽东由此要求“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第四，毛泽东是理论家，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读哲学，这既是个人兴趣，也是进行理论工作的必要前提。他说过：“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毛泽东既读马列经典中的哲学书，也读艾思奇、李达、普列汉诺夫、爱森堡、西洛可夫、米丁、尤金、河上肇这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论述哲学问题的中外学者的书；既读柏拉图、康德、黑格尔、杜威、罗素等这些西方哲学家的书，也读中国古代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王充、朱熹、张载、王阳明等诸子的哲学论著，以及中国近代以来康有为、梁启超、章士钊、胡适、杨昌济、梁漱溟、冯友兰、潘梓年、周谷城、任继愈、杨荣国等人研究哲学和逻辑学的论著。

关于读历史。毛泽东对“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这类书籍兴趣之浓，用功之深，众所周知。为什么要学习历史？因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不了解、不总结历史，就不可能真正读懂今天的中国，也等于是割舍了应该拥有的经验和智慧，也就难以正确地走向未来。毛泽东的一些名言，更直接道出他酷爱读史的缘由：“读历史是智慧的事”，“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马克思主义者是善于学习历史的”。历史是人类过去经历的百科全书，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哲学、科技、文学、艺术各方面的内容。因此，读历史其实是个大概念。毛泽东读史，对各方面的内容均不偏废，很注意史书所载的理政之道、军事战例、经济政策、治乱规律等。他还阅读了不少五四以来的学者们写的中国通史、思想史、哲学史、文学史作品。传统治学，讲究文史不分家，毛泽东对古代文学作品，诸如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疏策政论、笔记志异，均精读不少，这使他拥有罕见的文史素养。

说毛泽东的阅读重点是马列、哲学和历史，人们大体认可，也比较了解。关于西方著述，有人可能认为他读得不多，或者说不大了解。毛泽东读中国古代文史著述确实比读西方著述要多，而且兴趣更大，但不能说他对西学不了解，或不愿意读。事实上，毛泽东读的西方著述在他那个时代是不算少的。

青年时代，毛泽东自觉地接触西学，那时叫“新学”，思想受到不小影响。他1959年5月15日会见智利外宾时回忆说，青年时代，“我相信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十分注重阅读译介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的书刊。在当时，所谓“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其实就是西方文化、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西方19世纪以来流行的各种社会政治思潮。毛泽东当时对西方近代思想家、哲学家，诸如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柏格森、杜威、罗素等，很感兴趣。1920年经营长沙文化书社，他也主要是向读者推荐译介西学的著述，包括柏拉图的《理想国》，罗素的《政治理想》《社会改造原理》，杜威的《美国之民治的发展》《现代教育趋势》等。

从延安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是毛泽东了解西学的一个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学之一种，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后，才从西学思想中独立出来。读马列著作，不能不大量涉及西方的哲学、经济、政治、文化、历史；不了解这些领域的西学基本内容，就难以读懂马列，就弄不清楚马列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来龙去脉。列宁有本《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是他读黑格尔《逻辑学》时所作的笔记，毛泽东就很喜欢读，经常引用该书的一些话。他在1970年9月19日提出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时，就举例说：要使大家知道马列主义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就应该读《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法兰西内战》。

到晚年，毛泽东也时常读西学。他让出版机构把一些西学著述印成大字本书给他读，包括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海思、穆恩、威兰合著的《世界通史》，法国福尔的《拿破仑论》，苏联塔尔列的《拿破仑传》，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杨振宁的《基本粒子发现简史》，等等。

比较起来，毛泽东读得比较多的是西方哲学、西方近代史、西方自然科学。

关于西方哲学。毛泽东了解得比较多的是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英美哲学。在1964年2月9日同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曾梳理过自己对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到马克思主义这中间的代表人物的认识，然后总结道：黑格尔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先生，也是列宁的先生，也是我们的先生”。

关于西方近代史。毛泽东比较注意了解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大概是因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一些内容和过程上有相近的地方，前者的经验可作参考。1970年5月1日会见西哈努克亲王时，他明确提出：“要搞革命，需要了解几个国家的革命史，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德国革命。”在各国革命史中，毛泽东尤其喜欢阅读和谈论法国革命史，大概是因为中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在复杂、剧烈、彻底的程度等方面比较接近。

关于西方自然科学。毛泽东说，在这方面“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毛泽东读西方自然科学，比较感兴趣的是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人类进化史等方面的代表性论著。关于康德和拉普拉斯的星云学说，关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关于遗传学领域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的争论，关于土壤，关于物理学界的基本粒子新概念，关于杨振宁、李政道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毛泽东都曾花功夫去阅读和了解。

毛泽东为何读书

关于读书，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和比喻。有人说，读书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态度、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有人说，读书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风度，人适当有些书卷气，是可爱的。有人说，读书养心，它改变的是你面对世界的态度。这些都从一个侧面传达出为什么要读书的思想。人们的阅读目的虽各种各样，但总体上说，无非是为了树信仰、求真知、促实践、养心智、达情意。毛泽东酷爱读书，自然也包括这些追求。

毫无疑问，毛泽东从年轻时就养成了对书本天然的亲近感，由此拥有一种“读书人”的鲜明本色。但这还不能从根本上揭示，他作为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为什么那样酷爱读书。他的阅读动力，若具体分析起来，或可用另外的方式来概括。比如，毛泽东本人就留下力道甚足、意味甚深的名言：“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所谓“运用”，就是通过阅读来解决个人或社会实践的需要。这就给人启发，如果把毛泽东为什么阅读这个问题，放到他一生的大事业、大追求中理解，答案或许会更为准确一些。比如：

在学校求学的年代，他的读书目的便已和一般学子有所不同，不单纯是为了修学储能，更多的是为了寻求他心目中能够变动天下人之心的“大本大源”。

五四运动期间，他的阅读是为了树信仰，求真知，在各种救国方案的比较中，选择和确立一种为之奋斗的“主义”。

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他的阅读，围绕所从事的实际活动来展开，或为推进国民革命发挥宣传教育作用，或为立足国情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寻求理论依据。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和抗战前期那段时间，他的阅读，主要是为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指导全民族抗战的新实践，进而做理论上的阐述和创新。

延安整风运动前后，他的阅读，主要是为转变和改造党内不良的学风、文风和党风，进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中国成立前后，他的阅读，比较明显地针对三个方面：防止党内骄傲自满情绪，在全社会普及马克思主义教育，为巩固和建设新中国掌握此前不甚熟悉的东西。

1956年前后，他的阅读，偏重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上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严重失误后，他为纠正各种错误认识和不良风气，更是孜孜不倦地读书、荐书和讲书。

20世纪60年代前期，他的阅读，比较注重从中苏论战和国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需要出发，目的是防修反修。

十年“文革”期间，他对阅读依然很执着，但有困惑，甚至不乏感性，充满对现实和未来的忧虑。

从这些简单梳理可以看出，着眼于现实实践，围绕中心工作，是毛泽东阅读的需求主线。但也不能说，他的阅读都是实用主义。他看不少“闲书”，看政治家不必去关注的“杂书”，体现的是个人兴趣和书斋乐趣。比如，他喜欢读《茶花女》，喜欢看各种笑话集子，甚至看小人书，特别是那样执着地研读“二十四史”和《红楼梦》，背诵《离骚》等，根本看不出与工作实践有什么关联。当然，这类阅读也不是全然无用，有消遣养心、增智达情之效，只是在事功方面不立竿见影罢了。

毛泽东有如此多的动力读书，又该怎样理解他1930年提出的“反对本本主义”口号呢？

解开此疑不难。那时，中国革命正在探索正确道路，遇到百怪千难的事情。毛泽东在“山沟里”急于读到一些能够用作实践指导和参鉴的马列著作，却非常困难；一些在“洋楼里”能够遍读马列著作的教条主义者，因照搬书本上的词句而一再坏事。有的人读了很多书，但用错了方向；有的人在实践中摸到正确道路，却难以得到理论上的论证和支撑。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当时面临的奇特矛盾。

于是，毛泽东当时花相当大的精力如饥似渴地去读另一本“无字大书”—中国农村社会，并写了大量调查报告。从1927年上井冈山到离开中央苏区，毛泽东做了十多次社会调查。1930年写的《寻乌调查》，有八万字左右。写得非常详细，寻乌县城有多少杂货店，是什么样的人在经营，经营的本钱和货物，都详细列出。全县和有代表性的家族，出过多少秀才、举人和进士，他们在对待革命的态度上的区别，也都写上了。正是通过大量的农村调查，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独特性有了越来越实际的感受，由此反对本本主义。随后，他读到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类理论书籍，把书上说的内容和现实感受一结合，便产生“恍然大悟”或“点石成金”之效。这种阅读效用，和那些号称“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人形成鲜明对比，使毛泽东越发觉得有反对本本主义的必要。

反对本本主义的实际含义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离开调查研究，就会产生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领导方法；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显然，这些都是针对教条主义的，反映了毛泽东在读书问题上的一个鲜明而科学的主张：要把“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结合起来读。要善于运用所学，就必须既入“书斋”，又出“书斋”。这就是他后来反复强调的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答案很明显，毛泽东并不反对“本本”，而是反对“唯本本是从”的学风。

毛泽东不仅不反对“本本”，甚至把读“本本”当作调查研究的一种重要途径。

调查研究有多种形式，如蹲点察看、座谈了解、听人汇报，也包括阅读相关报告、材料和书籍。毛泽东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举例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则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现在印出来是一个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这本书不知厚多少倍。列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他用好几年时间研究哲学史才写出来的。”

把读书视为调查研究这个提法，反映出毛泽东酷爱读书的又一层原因。他是理论家，理论家总是要通过阅读来汲取前人和别人的思想成果，不断开拓新的认识领域，进而创造出自己的东西。毛泽东是着眼和立足于实践发展的理论家，习惯于把阅读和不断发展的实践联系起来进行理论思考，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强调：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但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他由此感慨：“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在阅读和理论探索上，毛泽东常怀未竟之志。1961年12月5日会见委内瑞拉外宾时，他很有几分遗憾地说：“马列有很多书都要看，但其中有几卷特别值得仔细看的，就是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对于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就是说深入分析具体情况。像《资本论》、《反杜林论》这样的著作我没有写出来，理论研究很差。人老了，也不知道还能写出什么东西来。”■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责任编辑 王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