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1958年的夏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决定，要大规模庆祝国庆十周年，建设一批国庆工程，目的是“检验社会主义中国已经达到的生产力水平”。从1958年开工到竣工，仅仅10个月间，北京冒出了十座标志性建筑，其中人民大会堂居首。这十大建筑，总建筑面积达到了64万平方米，到今天仍是北京的重要地标。《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赞它们是“大跃进的产儿”。本文作者曾在外交部工作近四十年，多次走进人民大会堂见证共和国的重大外交活动，对人民大会堂有深厚的情感。在纪念人民大会堂落成60周年之际，让我们透过大使的视角一起回顾人民大会堂的建设历史。

1964年8月我分配到外交部，走进大会堂的机会越来越多。每次到大会堂，我都抓紧机会品味这座建筑的绝妙所在，从整体建筑到各个细节无不令我惊叹，她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体现，她是建筑史上的奇迹。

出于对大会堂的关注，退休后我收集了一些关于她的资料，这些资料越发使我感到凝聚在这座宏伟建筑的深厚底蕴，值得我们后人记忆与深思，她不仅是一个建筑奇迹，更是一个建筑典范。

特殊年代的伟大奇迹

兴建首都十大建筑是1958年在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上决定的，目的是为展现新中国成立十年来的建设成就。众所周知，1958年正是大跃进的年代，“大跃进”打乱了国民经济秩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重大损失。而也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以举国之力兴建了十大建筑。60年过去了，除华侨饭店撤除重建外，其他建筑仍在发挥作用，特别是人民大会堂，依旧大气恢宏。

新中国建立后的头十年里，国力有限，讨论国家大事和进行国务活动只能用中南海里的怀仁堂、中山公园的中山堂、劳动人民文化宫等场所。因此，在那个特殊年代里作出这样的重要决定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不是有人不相信我们能自己建设现代化国家吗？老认为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吗？我们一定要争这口气，用行动和事实作出回答。”这是1958年9月北京市国庆工程动员大会上，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万里的讲话。

能在一年之内建成如此规模的建筑，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在当时，甚至赫鲁晓夫也不相信。据了解，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前后修建了200多年，最大厅堂能容纳6000人；英国议会大厦历时20年建成，最大厅堂不过2000平方米；而美国国会大厦历经23年的两次建造，最大厅室只能容纳3000人。还有，修建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用了7年，日内瓦的万国宫用了6年，而在大会堂动工后开始建的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则足足用了14年。比较起来我们的确是创造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世界建筑奇迹。

这么快建好，质量能不能得到保证？安全、质量是一开始就一再强调的，周恩来要求一是不能垮，二是要好看，使用期起码要比故宫、中山堂长，不能少于350年。他曾把在延安时礼堂眺台坍塌的教训讲给设计者听，他说：“大会堂的安全应该放在第一位，不要在大会堂里试验新结构。要考虑眺台上的观众拥到前排欢呼的场面。另外，万人大礼堂、5000人宴会厅的紧急疏散，必须认真计算，保证在短时间内清场。要门多，路畅。”万人大礼堂是他最关注的，上大梁时他亲自到工地现场观察。60年来，已经证明大会堂的基本构架没有质量问题，是经得起考验的。只是当年的一些内部装饰、设备、高悬东大门上的木制国徽等等老化了，需要重修、更新、添加。此外，令人钦佩的是其内部功能可以一加再加，先后增添了香港厅、澳门厅、重庆厅。当初并没有在里面检阅仪仗队的考虑，因为那时都在机场检阅，现在遇到恶劣天气可以实现在室内举行检阅活动。这不能不归功于周恩来的远见，是他拍案确定将大会堂原计划的7万平方米扩大到17万平方米，为后来增加功能提供了很大余地。

建成后的大会堂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7.18平方米（超过了故宫15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南北长336米、东西宽206米，最高处46.5米；外墙下部是5米高的浅红色花岗岩须弥座，上部为浅黄色的剁斧石墙，四周共134根廊柱围绕，四面四组大铜门，外观雄伟辉煌。万人大礼堂的容积可以装下整个天安门。除了中央大厅、万人大礼堂、迎宾厅、国家接待厅、金色大厅外，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他们自己的代表开会讨论的会议厅，大小会见厅、新闻发布厅、宴会厅、休息厅、办公室，可供5000人参加宴会的厨房等等应有尽有。

奇迹是如何实现的

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非常重视这项伟大工程，都参加审阅计划、方案，观看模型，到工地视察，其中周恩来总理付出的心血最多。经查部分资料，周恩来先后召开会议、找人商谈、到工地视察等有16次之多，还有未记载的不知凡几，从宏观到细节，凡要害之处，皆不放过。他一再强调质量，指出要把住三关：“工程材料要保证质量，千万不要迁就，钢材不好就不要使用，日后出乱子一定是在将就凑合上。设计、材料、施工这三关一关过不好就会垮。”同时，他也实事求是地说：可以“一年建成，五年修嘛。”

人民大会堂是边设计边建设，并非全部设计完成后才开始施工的，而是设计好一部分就动工，接着再设计后面的部分。这是违背建筑规则的，对此周恩来是清醒的。他广泛深入听取专家意见，请专家严格把关，而且让持不同意见的专家充分展开讨论，还特别指示让优秀青年专家参加进来。他格外注意请大家解放思想，可以争论，形成最好的方案来。大会堂的外壁所用大理石、廊柱柱头都是周恩来看了石料样品后，与建筑师等人一起商量决定的。有时他在纸上画出令人吃惊的准确图案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使在场的人感到他很钻研、并不外行。他说：“大礼堂墙面和顶棚相交处，不要折角，可做成天水一色，看看效果如何？人站在地上，并不觉得天有多高；站在海边，也不觉得很远，‘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诗句是对水连天、天连水的环境描写，应该是一种启发，为什么不从水天一色和满天星斗的方面去作抽象的处理？”专家们一致同意按他的意见办，现在的大礼堂就是这样。难怪大会堂总建筑师张镈说：“在大会堂建设中，我的一个突出感受是，周恩来不仅是一个政治家，还是一个很专业的建筑设计师，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建造，如果没有周恩来的神来构想，拍板定案，是不可想象的。”不能忽略，1958年到1959年是多么特殊的时期。共和国的大管家周恩来国内国外都要管，是何等忙碌。与此同时，另一项大工程密云水库也是他极为关注的，还亲自到水库工地劳动。他却未因这些而放松对大会堂建设的操劳。

值得注意的是，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马祥林编著的《人民大会堂往事追踪报告》一书第22页有一张图片，文字说明是：“1958年7月，周恩来在北京与设计者畅谈关于人民大会堂的选址和设计规划。”中央是在之后8月份的北戴河会议上决定在北京建设一批重要建筑的，看来周恩来在中央正式决定之前就已经在谋划此事了，有文章说就是他在中央会议上提出此建议的。

在决定建十大工程时，中央没有忽略搬迁户的安置问题。以人民大会堂为例，为腾地皮，拆迁了67个单位、684户居民，拆除房屋3993间。为解决涉及十大建筑的搬迁户住房，1959年2月28日周恩来召集陈毅、李富春、薄一波等26人开会，商谈压缩原计划的建筑项目，或砍掉或推迟或缩小，以腾出力量解决搬迁户安置住房问题。他说：“我们修建国庆工程，必须同时注意解决人民的居住问题。不能像旧社会那样，只顾追求表面上的繁华，而不顾人民的实际困难。我们推迟一些建筑，把材料和劳动力省下来，解决人民的居住问题是完全必要的。”虽然尽了力，短时间内抢建的宿舍不可能都很理想，所以周恩来仍感亏欠了这些搬迁户。但搬迁户理解政府，不讲价钱，建大会堂的区域一个月之内全部搬迁完毕。上下一心，是那时社会风气的一个突出优点。

负责设计、施工的技术人员和工人是工程成败的关键。当时的物质条件是没法和现在比的，设计者主要靠尺子和铅笔手画，土方主要靠人工手挖车推，工程需要60吨起重机，我们却只有30吨的。建筑工程队伍借鉴指挥打仗的经验，展开大兵团作战，集中优势兵力攻重点，兼顾其他环节，分成若干战役，有的白天干，有的夜里干，涌现出了20多个青年突击队。据统计，当时在工地干活的人员共3万，加上先后有30万义务劳动者，运走了土方43万立方米，用12.7万立方米钢筋混凝土、3600吨钢材、17万立方米石料、2.3万平方米琉璃瓦等等建材，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神话般竖立起一座恢弘殿堂。毛泽东到工地视察时说，应该给建设者们立碑。

大家都知道，万人大礼堂没有一根柱子，那个如同苍穹的大圆弧屋顶是如何弄上去的？笔者收集到的材料说：先在东西两侧大墙上安装12榀大钢架（一个屋架称一榀），然后把12根跨度60.9米、每根55吨重的大钢架吊起来，一根一根分别与两边墙上的钢架接好。在场的苏联专家主张等60吨大型起重机从国外买回来再干，为了抢时间，我们的工程人员等不及。一位有经验的老工人提出采用老祖宗传下来的土办法，那就是龙门吊，也有人称它“桅杆式起重机”（因为一支支铁臂伸向空中如同桅杆），用卷扬机做动力往上拉。这个土办法被采用。先从南侧的第一根大梁吊起，从两头往上吊，不承想第一次失败了，再试两次，弄到深夜也未成功。仔细分析原因，原来是大梁一吊到空中有点变形。随后，工程人员一起想办法，找出使钢梁不变形的办法，第四次操作终于成功了，钢梁被顺利提升到45米的高度稳稳就位。

顶棚的钢架架好后，就可以做顶棚，可大礼堂里面事情多着呢，不能都等顶棚完工后再干。于是指挥部走群众路线，要负责各个方面的工作人员一起讨论怎么办？结果找到了窍门，顶棚上有“满天星”灯孔，通过灯孔从钢梁上垂下一根一根杉槁，又在这些杉槁的顶端绑扎横的杉槁，使架子稳定牢固。接着一层一层往下搭，这样就搭成了悬空的脚手架，上面可以干，地面也可以同时干。大礼堂上下四周的空间被分割成8层，6000多人在各自的平台上立体作业，上上下下齐头并进，分5个阶段、12次战役，既快又好地往前推进。大礼堂里要安装上万个座椅，不能等大礼堂内部的地面都做完了再去制作座椅。大家想出了办法，先在故宫的大院子里划出大礼堂的地面面积和图形，精确计算出每个、每排、每行座椅的位置，按设计尺寸，提前把座椅编号做好。等大会堂内部的基建完工后，立即把所有座椅搬进去，按图纸“对号入座”。就这样，几乎是建成的同时，大会堂就可以使用了。

不得不提到的是，十大建筑得到了全国的大力支援。据资料显示，3天之内从17个省市请来了33位顶级建筑师。这些专家们用不到5天的时间便拿出了第一稿方案，接着是第二稿、第三稿方案，都是手工绘出来的数百张图纸。开工时，有18个省市自治区选了7000多名优秀工人和技术人员来京参加建设。有23个省市的200家工厂赶制出5000多项建设设备与配件。钢梁是在沈阳制作的，樟木是从贵州运来的。吊大梁时从东北富拉尔基、内蒙古包头、山西太原、甘肃兰州调来了大批有经验的吊装工和技术员。

为检验建成后的效果，1959年9月10日晚在大礼堂举行了一场活动。先是由市建筑工程局副局长、十大建筑总指挥张鸿舜作关于工程的总结报告，随后万里、赵鹏飞简短讲话，最后看梅兰芳的《贵妃醉酒》。就在这个晚上，周恩来没有惊动众人也来到大礼堂，他不是来看戏的，而是先视察后台与前台设施，然后到二层眺台坐了一会儿，询问在场人员对音响效果的感受，亲自体察了眺台的安全和整体效果。他放心了。

1959年9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祝大会在大会堂召开，80多个国家的来宾参加。自此大会堂开始发挥她的重要作用。

人民大会堂永葆青春

自1959年大会堂建成后，每周都有一两天的开放日，让普通老百姓可以走进这个庄严的殿堂一饱眼福，特别是组织搬迁户都去看看。“文革”中，大会堂的开放日被取消。1979年1月27日晚，中断了15年的首都群众春节联欢会在大会堂举行。中央政治局委员邓颖超代表党中央宣布：“人民大会堂将向各界群众开放。”从此，每周都有几天允许游客进入大会堂参观。改革开放后大会堂进一步开放，除了可以参观外，很多社会、经济、文化、联欢、庆祝、演出等等活动都可以在里面举行，利用率大为提高。

我第一次到大会堂是1959年4月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我的母校开封二中是民兵工作模范单位，上级指派学校选一名学生代表出席省和全国民兵代表大会，我荣幸地被选中。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在大会堂会见了我们。大学毕业后到外交部工作，我到大会堂的机会就多了，参加过欢迎古巴领导人格瓦拉的文艺晚会。1998年作为大使我参加了国家领导人与坦桑尼亚总统的会谈。2003年至2008年作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我每年都在这里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而在大会堂参加落实香港回归有关事宜的会议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我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１５０名委员之一，1996年至1997年在大会堂出席了10次全体筹委会委员会议。1997年7月1日参加了香港回归仪式，当奏起国歌和升起国旗时，我们都留下了热泪。

60年过去了，大会堂与共和国一起，经历了曲折而辉煌的历史，许多重大事件在这里留下难忘的记忆。几十年里我每次到大会堂都不能不赞叹这座建筑之雄伟和精致。随着这些年我国实力的不断提升，大会堂内部也换了新装，处处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体现了改革开放后的巨大进步。

每每从东门拾阶而上，迎面的十二根壮观柱子顶天立地好不气派，进了大厅上下一体显得是那么天宽地阔，真让人为我们的祖国和民族感到前途光明，充满自豪。大文豪谢冰心说得好：“走进人民大会堂，使你突然地敬虔下来，好像一滴水投进了海洋，感到一滴水的细小，感到海洋的无边壮阔。”

大会堂将随着祖国的步伐继续大步向前，永葆青春。■

（作者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责任编辑 樊燕）